摘要：在我国西南山地民族中，彝族、纳西族和西部方言的苗族都有其传统文字；其他民族虽无传统文字系统，却长期受汉字浸染，将外来的汉字文化元素内化到了本族文化体系中。壮、布依、侗等民族长期使用汉字记录宗教经典，形成了基于汉字形态的方块壮文和方块布依文，侗族虽未形成方块侗字体系，却形成了大量“汉字记侗音”文本。这些都体现出汉字在西南山地民族中的特殊影响，特别是反映了土著民族对外来文字的创造性利用。

关键词：西南山地民族； 汉字； 文字传播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80-04

文字的产生是历史上的大事，自此人类才有了书面的历史记录，此前的历史则称为“史前”时期。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它使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打破了语言的时空限制，是语言的衍伸和扩展。而汉字更是起到了连接古今、沟通南北的作用。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言：“汉字的音形义结合独特，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历时性，在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制约，形成双向互动过程。这样的语言-文化统一体也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1]汉字产生后，便不断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有些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其结构规律，创造出了更适合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这些受汉字启发或影响而形成的各少数民族文字不仅成为本民族思想交流、文化传承的工具，而且为各民族间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汉字一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提供借鉴，同时也从它们那里汲取发展的营养，从而丰富了汉字的字库和汉字文化圈的内涵。

在我国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山地区域，少数民族类别最多，不同的民族常因险峻复杂的山岭阻隔呈不同的地理分布，形成若干相对封闭的、孤立的地域单元。但奇妙的是，汉字却冲破了这种空间的阻隔，在西南这片山地民族众多的土地上传播、应用，成为民族间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甚至还成为瑶族等山地民族强化自身非汉族群认同的媒介[2]。因此，汉字在西南山地民族中的传播和创造性运用，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西南山地民族使用汉字的方式类型

西南地处偏隅，山川阻隔，但勤劳勇敢的西南山地民族却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并在同其他兄弟民族和汉族的交往中发展自己的文化。其中，汉字的学习和借鉴就是文化学习和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西南山地民族利用汉字来表达本民族语言，或借其音，或借其形义，或形音义皆借，呈现出多种方式类型。综合起来看，各少数民族借鉴运用汉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全盘照用

所谓“全盘照用”，即音形义照搬汉字。比如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字进行书面交流，读写汉字的能力非常强。他们不仅比较了解汉字汉语，并且还用以记录本民族的神话传说，《过山榜》就是讲“勉语”的瑶族民间保存的一种珍贵的汉文典籍。从《过山榜》故事内容和叙述语气都能揭示出瑶族与汉族之间亲密的历史关系，直至今日瑶族同胞仍把自己和汉族说成是同一祖先的兄弟关系。就瑶族使用汉字的情况而言，也表现出这种亲密关系以及富有瑶族特色的运用，从侧面表明至少瑶族中部分“知识分子”读写汉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为什么瑶族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竟能很好地用汉字传抄且代代相传呢？可以说，《过山榜》是瑶汉两民族共同友好的历史见证，是帮助过汉族的少数民族后代们的精神护身符。历史传统再加上现实中山地民族与平地民族的共生相依关系，使得瑶族把“槃瓠的神话传说作为族群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广为流传……在族群内部，券牒① ①笔者按：券牒即《过山榜》。声称十二姓瑶人本是一家人，这对不同支派不同姓氏的瑶人保持共同的族群认同有莫大的帮助。可见，券牒是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在凝聚族群认同及维持族群边界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3]。因此，记载瑶族传说的汉字之功劳，无论是对瑶汉关系还是对瑶族文化的传承都有极重要的作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瑶族《过山榜》中汉字的“不规范”使用，或许是与瑶族语言、文化相协调的结果，或是汉文化早期影响的孑遗。例如，《过山榜》用“峝”来表示“洞”，应是山地民族以山为本的思维定势在文字中的反映；“吃”作“契”，“帛”作“白”，“芦”作“六”，可能是瑶族地区汉语方言语音影响的自然表现；“有我平王在上”表达为“我有平王在上”，“敕天下榜文一道”表达为“敕下天榜文一道”，也许是瑶语语法影响所致；“僻”作“壁”字，应是“古无清唇音”这一古汉语语音规律的遗韵；汉字“悦”作“说”，乃是汉语古籍通假字的通例。以上例子说明：第一，我们今天所见的民族文化中的共时态资料，很可能是历时资料的共时沉积；第二，汉字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及运用，不是线性的，而是互动交叉的立体关系。

（二）借汉字记音

西南山地民族借用汉字记音，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记音；一是间接记音。尽管借入的汉字不一定适合本民族语言体系，但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书面语的作用，对民族文化的保存、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直接记音有2种情形：一种是借汉字记音而不改变汉字字形，如侗族用“都茶[douh sas]”来表示“祭祀祖母神”的意思。侗族中的借汉字记音方式主要有二种：一是利用近音字或谐音字记音，如猪记为“酷”，鸡记为“哎”，兄弟记为“狄笼”，蛇记为“随”；二是利用符号记音，如“飞跃”用“囗”来记录，有的是用象形符号记音，如用象形的水纹“≈”来记录侗语对水的称呼。方块壮文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用“匹”这个汉字记壮音[bit]，表示“鸭”这个词。用2个汉字“古麻”记录壮音[guhmaz]，表示“做什么、干什么”这个词组。第二种是借汉字记音但改变了字形，如女书。女书也是一种汉字变体，流行于湖南江永县妇女间，是一种变异仿造的音节文字。字形似汉字而非汉字，形状斜方而非正方。女书文字符号的80%和汉字有形体联系，是在对汉字移植、异化、改造后而形成的。尽管有人认为女书所记录的语言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流行于湘南、桂北、粤西北五岭地区的汉语土话，但大多数学者一般认为，女书的产生地江永县是瑶汉共居地，女书主要应用在读纸读扇、祭神记事、焚化殉葬等方面，这些都是瑶族妇女常做之事，故女书的创造与说汉话的“平地瑶”妇女密切相关。女书，从使用者族属上看，可视为瑶族文字，但从文字类型上看却应属汉语方言文字。

间接记音主要指利用汉语里的反切法来记音，如侗族人用“尼亚”来记录侗音[nvac]（“你”的意思），取“尼”字声母和“亚”字韵母相拼而成。还有用3个汉字来记侗音的，第1字取声母，第2字取韵腹，第3字取韵尾，如用“其阿姆”来记录侗语[qamt]（“走”的意思）这个音。壮语里也有利用汉字的反切原理来记录壮语语音的例子，如记录壮语词[yoj]（看）的壮字“看所”，左边取表示“看”意义的壮语词[yawj]的声母y，右边取表示“所”意义的壮语词[soj]的韵母oj，相切得“看所”的读音[yoj]。

（三）借汉字的形义，不借音

例如布依文中借用的汉字“三”， 形义同汉字，而布依族人却训读为[sa：m1]。壮文中借用汉字“好”表示“好”的意义，但读成壮音[dai]；借用汉字“家茅”表示“茅屋”的意思，而读音为[ranzhaz]，系壮音。白族文字中借汉字“田”表示“田”的意思，但白族人读作 [ti21]。

（四）只借汉字外形，不取音义

彝文字中有一部分从表音的需要出发借用汉字，主要取自六国文字和后世的真书、草书。如彝文“”，读作[bbip]，“颤抖”义；“又”，读作[mip]，有“一万、根源” 等义。

二、汉字启发下的模仿性创造

在使用汉字的同时，中国一些山地民族先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在创制自己的文字时，汉字自然成为首选的参照物。中国历史上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都利用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西夏文的字体也仿照汉字，有篆、楷、行、草各体。西南各少数民族借用汉字作为记录本民族语言，是为了其无文字之急需。在逐渐熟悉汉字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了模仿性创造。例如，水书是“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从象形的造字法看，与汉字的甲骨金文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后期受汉字楷书的影响较大，曾比拟汉字创制出四百余水书字。

对于西南山地民族基于汉字的模仿性创造，可从两个角度来论述：一是借助汉字构件再造。方块壮字用“亻兵” [bing]表示“兵”的意义，“亻兵”字是借助汉字构件“亻”和“兵”拼合而成；壮字借助汉字构件“年”“比”组合成用“年比”[bi] 字，表“年”的意思，以左边的“年”表明意义，以右边的“比”标示读音。二是依据汉字“六书”原则再造。方块壮字“岜”是石山义，“山”表意，“巴”表壮音；像汉字一样，古壮字里也有省声的现象，如“”，记录壮语词[byaij]（走），其声旁“”是“派”的省略。东巴文象形（亦作，日字）、（闪电）、（火字）等字，是据象形造字；（明亮）、（冬字）是据会意造字。方块布依文中借用两个汉字合在一起表示新义，如“身大”由“身、大”组成，会“胖”之义。彝文里大致有象形、会意、指事和假借四类造字法。假借中有不少是借用汉字，意义上与汉字或同或异，对汉字笔画有所增减或改变。水书中“”[ta：31]字表“糖”义，又假借表“堂”。

汉字启发下的模仿性创造对于西南山地民族的文字发展所起的重要影响作用，似可从王元鹿先生的话中得到证实：“为什么纳西族人的文字在哥巴文造成时，一下子由语段文字飞跃为表词文字了呢？不能不说，汉字的影响是其中的首要原因。”[4]

三、汉字影响原因探析

西南山地民族无论有无自己的民族文字，无论自身民族文字的产生早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字的影响。汉字的传播相比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具有一种特别持久和韧性的力量。汉字之所以能在西南山地民族中传播并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大方面。

（一）社会发展对文字的需要促成了汉字的借用。西南山地虽然山岭众多，自然条件差，但生产力还是在向前发展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感到语言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局限，迫切需要一种记录工具来记载民族神话传说、交流思想、记事等。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此则不如借用汉字来得方便快捷。对于借用汉字作为民族语书写符号的一些山地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因借用汉字这一文化的载体而得以很好地记录、保存和流传。

（二）汉字本身的表意特点和同属汉藏语系的语言亲缘性使之便于借用。历史的淘漉使得汉字成为通行广泛、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主要利用视觉辨认，易辨识。用汉字构成的词汇精炼，能用较少的汉字组成较多的词，以少胜多。构词灵活方便，能产性强。汉字不随语音的快速演变而变化，稳定性强。书写行款整齐，有书法艺术价值。汉族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属汉藏语系，语言上的亲缘关系，使得汉字有较好的适应性，比较容易胜任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

四、余论

在我国西南山地民族中，一些民族有其传统文字，但这些文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过汉字的影响；其他民族虽无传统文字系统，却长期受汉字浸染，将外来的汉字文化元素内化到了本族文化体系中。壮、布依、侗等族长期使用汉字记录宗教经典，形成了基于汉字形态的方块壮文和方块布依文，侗族虽未形成方块侗字体系，却形成了大量“汉字记侗音”文本。他们都体现出汉字对西南山地民族的特殊影响，特别是反映了土著民族对外来文字的创造性利用。

汉字承载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汉文化，假借汉字为民族语言书写符号或受汉字深刻影响而创制本民族文字的西南山地民族，其文化思想也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对汉族文化具有较高的亲缘感。掌握汉字这一书写工具的少数民族成员，往往能更好地与汉文化圈和谐互动，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发展，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超级共同体”[5]的形成和整合具有重要贡献。

王铭铭教授在《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一文中强调指出：基于文字“通神明、类万物”的作用，那些坚持“无文字主义”的人类学家们应该引起反思，“人类学研究要改弦更张，应重新认识文字的文化意义”[6]。由此看来，深入研究汉字在中国西南山地民族中的传播和创造性运用及其影响，无论是对于文字学的发展还是对于人类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 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46.

[2] 张颖慧.《过山榜》与华南瑶族的山民身份建构[M]//纳日碧力戈，龙宇晓.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4年卷春季号：总第2期.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0.

[3] 高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7（3）：9.

[4]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8.

[5] 纳日碧力戈.中国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一个超级共同体的建设[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4）： 88.

[6] 王铭铭.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J].社会学研究，2010（2）：2-6.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