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超

从经济活动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作用于本国法律体系完善的方式和偏向。同时，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法律通过对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的确认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适应。而作为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刑法，也跟随整个法律体系从不同层次回应着社会变迁。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因此，自新一轮改革政策所带来的体制改革之始，构架于原有行政管理制度、重在维护市场管理秩序的行政类犯罪，将跟随着原有行政因素的调整而发生类型上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必将为刑法如何面对新的经济犯罪局面提供对策和依据。因此，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为蓝本，从刑事出入罪标准、构成要件变动等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行政因素的调整给行政类犯罪带来的未来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政策对出入罪标准浮动的影响——以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为例

刑法对于所维护的经济客体的选择，来自于国家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管理需求。这种需求通过建立层层的管理制度加以维持。当底部的“基石”发生变化，建立在基石之上的刑法构成也必须跟随其脚步。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对非公有制经济确认后，刑法将相应市场经济犯罪行为入刑。

最新推进的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即是涉及原有行政因素变化的一次重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