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一、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此时上距靖康事变已经十三年，宋、金隔着淮河对峙的局势也已维持了十年。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接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赞其人，在靖康事变时因家口之累未能脱身南奔，后来被迫接受了金国的伪职，但内心始终忠于宋朝，盼望着有机会为恢复故国出力。他经常带着年幼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点江山，还曾让辛弃疾两度北上燕京，观察形势。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习经典，撰写诗文，而且熟读兵书，苦练武艺。辛弃疾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他绝非宋代文坛上常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位肤硕体壮，颊红眼青，目光有棱的壮士。

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蓄意南下攻宋，对中原地区横征暴敛，残酷镇压。河北、山东一带的汉族人民早就苦于金人的残暴统治，大大小小的抗金起义从靖康以来从未中断，此时更是风起云涌，烽烟遍地，其中以济南耿京率领的义军规模最大，号称二十五万人。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众二千人，投奔耿京。耿京的义军本以农民为主，如今来了一位青年文士，喜出望外，任命辛弃疾为掌书记。当时有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自行纠合千余人起义反金。经辛弃疾的劝告，义端率众前来隶属耿京。不久义端萌生异心，从辛弃疾处窃取军印，逃往金营。事发后辛弃疾亲自追赶，生擒义端并当场斩首，夺回军印。“掌书记”的职责本是掌管书檄文告，然而辛弃疾不但能下马草檄，而且能上马杀贼。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耿京听从其言，命辛弃疾起草章表，并派副将贾瑞南下接洽，辛弃疾随行。次年正月，贾、辛等人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正在那里视师的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不料才到半途，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原来新近登基的金世宗采取措施瓦解各路反金义军，耿京已被其裨将张安国杀害，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急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张安国所在的济州，乘其不备直入其五万人的大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当场号召耿京的旧部反正，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如《鹧鸪天》中所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箓，汉箭朝飞金仆姑。”多年之后，洪迈仍在《稼轩记》中赞之曰：“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仕途生涯。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素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辛弃疾闻之，冒昧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伐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十论”者，“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辛弃疾的“十论”，就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太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一个位居州郡副职的小官，又是深受朝廷猜忌的“归正人”，竟然如此直言不讳地上书皇帝建言国家大政，不但体现了辛弃疾的远见卓识，而且表露其忠肝义胆。正如其表中所云：“负抱愚忠，填郁肠肺！”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受到孝宗的召见，后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解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军、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联想到宋孝宗与虞允文皆有恢复之志，而朝廷中仍有不少畏葸苟安之臣，主和议论时时沉滓泛起的事实，辛弃疾的这番言论可谓义正辞严的正义之声。辛弃疾的《十论》和《九议》，思虑深刻而言辞恺切，丝毫不见轻率浮浅的缺点，这是他平生积储胸中的真学问，真本领。诚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二所录朱熹之言，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材”。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材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用他在《新居上梁文》中的话说，便是“顷列郎星，继联卿月。两分帅阃，三驾使轺”。南宋朝廷对于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仍然难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令夕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滁州虽属上州，但地处宋、金交战的要冲，屡经兵火的蹂躏，已是一片荒芜。辛弃疾到任之时，城邑荡然成墟，惨不忍睹。难怪某些朝臣称滁州为“极边”可弃之地，甚至无人愿意到那里为官。辛弃疾却认为地处淮南的滁州正是南宋的战略要地，是保卫江南的重要屏障，尤需下力整治。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为他们提供安居耕垦的必要条件。他招徕商贾，减免他们的税收。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城里新建了名为“繁雄馆”的市场，又修成一座供市民游观的“奠枕楼”，民兵屯田的局面也基本形成。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自仓部郎中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节制诸军，扑灭横行湘、赣一带的赖文政茶商军。茶商军原为盗贩茶叶的武装商贩，后来发展成公然与官府对抗的流寇。赖文政其人足智多谋，他率领的茶商军不但啸聚山林，而且屡败官军，震动朝廷。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即调集兵力，简汰老弱，择其精壮者扼守要冲；又征集熟悉地形的当地乡丁，组成敢死军深入山林尾随追击。茶商军疲于奔命，溃不成军，被迫接受了辛弃疾的招降。辛弃疾将赖文政押至赣州处死，对余众或遣散归乡，或招募为兵。短短两个月，被朝臣周必大在奏议中称为“上烦朝廷，远调江、鄂之师，益以赣、吉将兵，又会合诸邑土军弓手几至万人，犹未有胜之之策”的茶商军，即被辛弃疾彻底敉平。牛刀小试，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的雄才大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尽管辛弃疾在各种职位上都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但他毕竟是一个“归正人”，越是有才就越是遭忌。况且辛弃疾性格刚强，作风泼辣，与朝廷上下懦弱苟且的固有习气格格不入，难免受到朝臣的无端攻讦，被劾罢官是早晚之事。早在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便对此有所觉察，他在《论盗贼札子》中对孝宗说：“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于是他未雨绸缪，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的带湖之畔买地筑屋，准备退职后前往归隐，他将新居的一间命名为“稼轩”，自号“稼轩居士”，且作《沁园春》以见意：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词中对归隐生活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惊弦雁避，骇浪船回”分明是指宦海风波之险恶，“意倦须还，身闲贵早”也清楚地表露了对官场丑态的厌恶嫌弃。果然，就在此词写成不久的淳熙八年（1181）之冬，辛弃疾终于因在湖南创建飞虎军动用钱财太多等罪名受到言官弹劾，随即落职。从此，辛弃疾便在带湖闲居十年。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才得复出，任福建提刑，三年后再次被劾落职，复归带湖。庆元二年（1196），因带湖旧居失火，乃移居铅山期思之瓢泉，又在那里闲居七年。也就是说，从四十二岁到六十四岁的二十多年里，辛弃疾多半时间是在乡间闲居。虽然他重视稼穑，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虽然他热爱乡村，在带湖、瓢泉写下了大量优美的田园词，但他毕竟是时刻惦念着恢复大业的爱国志士，春雨江南的宁静生活怎能彻底取代胸中的铁马秋风？《鹧鸪天》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虽是淡淡说来，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悲怆！《清平乐》云：“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在乡村小店里独自打发寂寞的秋夜，却在梦中行遍万里江山，他是多么难忘那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

辛弃疾的好友陆游曾在《鹧鸪天》中叹息：“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辛弃疾也是如此，他终于在漫长的乡居生活中耗尽了生命。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三岁的辛弃疾复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改知镇江府。一年后罢归铅山。等到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他终于等来了掌管兵权的要职，但此时的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病交加之人，只能上表辞免。就在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革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二、 雄才大略与事必躬亲

辛弃疾自幼怀抱保卫社稷、收复失土的雄心壮志，也具备明察形势、精通兵法的雄才大略。早在隆兴二年（1164），年方二十五岁的辛弃疾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七年之后，辛弃疾又向宰相虞允文上呈《九议》。《十论》与《九议》不是泛泛而谈的主战议论，而是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谋远虑，堪称南宋初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纲领。当时的朝廷中，主和派往往一味夸大金人如何强大，宋军决非其对手；而主战派则往往强调金人其实不堪一击，宋军可一战而收复中原。只有辛弃疾深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他在《九议》中指出：“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他又指出，虽然金人的四点优势非常明显，但是我方也有四点优势：一是我方深得人心；二是我方可以迅速调集兵力，而金人后方遥远，召集兵力须一年方成；三是我方出兵由政府承担军费，金人则全取于民，会激起民变；四是金人渡淮攻我，前有长江天堑和我方舟师，仅能骚扰而已，而我方渡淮攻金，即可深入其腹地。在对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辛弃疾得出结论说：“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这种分析显然要比胡铨等人仅凭义愤的主战言论更加切合实际。

南宋初年，有一种说法颇能蛊惑人心，即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其根据是西晋灭吴、隋平南朝、北宋平南唐等史实。辛弃疾对上述史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其都有偶然性而并非定势。更重要的是，宋金对峙的形势今非昔比，不能简单地套用历史。他还以秦、楚之争的史实来驳斥所谓的“南北有定势”：秦国灭楚固然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但后来项羽率楚军击溃秦军，势如破竹，“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他进而针锋相对地指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

从理论上确立主战观点以后，辛弃疾又提出了具体的方略。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沿淮前线，他指出从前宋军守淮的兵力过于分散：“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婴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他主张集中精兵十万，分屯于山阳（今江苏淮安）、濠梁（今安徽凤阳）、襄阳三处，再于扬州或和州（今安徽和县）置一帅府以统领三军。这样，无论金人从哪条路线来犯，我方都可以互相呼应，左右夹击，甚或骚扰其后方。他认为这不但符合孙膑关于“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军事思想，而且有孙膑围魏救赵以及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之计轻兵袭梁的成功先例，故为上策。

其次是在淮南地区召集归正人屯田，他指出从前在淮南屯田所以缺少成效，是由于只用军士，而军士的来源多为市井无赖，他们入伍的原因就是不愿从事生产，又迫于饥寒，如今让他们从事屯田耕种，肯定会心生怨愤，“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那么如何纠正呢？他指出不如改由归正人来从事屯田，归正人本身就是中原的农民，只因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无法生存，才渡淮南归。他们南归时往往拖家带口，举族同迁，如果把淮南的无主田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条件，“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辛弃疾还设计了具体的实行方案：“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尽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

再次是确立对金作战的主攻方向。宋金对峙的局势确立以后，金人把关中、洛阳、汴京三处看成最关键的战略要地，重兵防守。南宋朝廷里议战时也经常把这三处定为主攻方向，此外还有人主张从海道出击。辛弃疾指出兵法以虚虚实实为主，我方应该虚张声势，大力宣扬关中在战略上如何重要，洛阳乃北宋诸帝陵寝所在，汴京则是故都，来诱导金人重兵防守三地。事实上则把主攻方向定于山东：“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山东，则中原不可复。”他具体分析了主攻山东的有利之处：山东地近金人的巢穴燕地，从山东直至河北无江河险阻，山东之民劲勇好战，故一旦战事起，我方“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

除此以外，辛弃疾还对一些貌似不急之务，却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提出对策。他指出历史上就有“楚材晋用”的史实，如今也有在南宋不得意的士人或匠人投奔北方为敌人效力，一定要事先加以提防。他指出朝廷往往急于求成，故不能对宰辅或大将专信久任，却在朝夕之间责其成功，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辛弃疾的这些建议，表面上不如上述方略那样切于时用，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在奏议中详细地论述之，言辞剀切，富有说服力。例如关于培育军人的勇武精神、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的意见，他痛切地指出南宋军队士气不振的致命缺点：“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不败国家事！”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朝廷御将不得法，故“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他提出了纠正这种局面的对策，主要是调整御将之法。由于宋朝一向奉行重文抑武的国策，辛弃疾不能置之不顾，故提议选择合格的文臣任军中参谋，让他们熟悉军务，但不能像唐代的监军那样妨碍将领的指挥权，从而使武臣既心存顾忌不敢拥兵自重，又不至于削弱其指挥作战的实权。辛弃疾还指明另一个原因是军中苦乐不均，“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矣”。他对兵士的悲惨命运及其严重后果感到痛心：“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在此基础上，辛弃疾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明令禁止将领为私事役使兵士，二是禁止将领冒领兵士的功劳，且厚恤牺牲的兵士。“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战矣，战之而无不克”。

辛弃疾的奏议，说明他是一位胸怀韬略的大将，而不是只知纸上谈兵的文士。他在论证南宋对金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也不忘兵为诡道的性质。比如他提出应灵活运用以卑辞重币以骄敌，用离间手法挑动金人内部纷争等谋略。他是熟悉时势、随机应变的军事家，而不是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迂儒，比如南宋朝廷里常有关于迁都建康的意见，辛弃疾亦赞成此计，但又认为目前应该缓行，“故先事而迁，是兵未战而术已尽也”，“故先事而迁，是趣虏人制中原之变也。此未可得而迁者也”。那么究竟何时才能迁都建康呢？他指出：“异时兵已临淮，则车驾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

辛弃疾虽然负有经纶之才，但怀才不遇，落落寡合，他在《十论》中慨叹说：“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也哉！”然而他并未因壮志难酬而灰心丧气，更未因身居外任而敷衍塞责。无论居于何种职位，无论处理何种职事，辛弃疾都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无分巨细，事必躬亲；不论难易，志在必成。淳熙七年（1180），正在湖南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决心创建一支有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他上疏朝廷，建议依照广东路催锋军、福建路左翼军的先例，创建湖南飞虎军。获得朝廷批准后，他便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白手起家创建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当务之急是修建营房，辛弃疾亲自筹划，解决各种困难。建造营房道路需要大量石料，他便征调当地囚犯往麻潭凿石，让他们以此赎罪减刑，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因整个工程耗费巨大，朝廷里有人反对，孝宗受到蛊惑，一度下旨停建。辛弃疾接到朝廷金牌后，匿不示人，下令限期一月建成营房。当时正值多雨季节，瓦坯无法晾晒，尚缺瓦二十万片，监办者束手无策。辛弃疾获悉后，立即下令潭州每户居民皆以一百文的价格向官府出让檐前瓦二十片，两日之内便全部凑齐。此外如招募兵员、添置兵器马匹等事务，辛弃疾莫不亲自操办，终于建成一支威震湖南的地方军队，成为长江江防的重要力量，连金人都颇为畏惧，称为“虎儿军”。辛弃疾在南昌赈灾也是同样的雷严风行，他到任后发现灾情严重，人心慌慌，于是张榜严禁囤积闭籴和抢劫粮食，榜文只有八个字：“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进而取得良好的赈灾效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处事方式，体现出军人的勇决性格及强悍作风，但与南宋朝野因循守旧、畏难怕事的习气格格不入，这也是辛弃疾屡遭猜忌的重要原因。

一般说来，胸怀全局者往往轻视琐碎的具体事务，而善办具体事务者往往器局狭小。辛弃疾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短，与他夙来敬佩的诸葛亮颇为相似。诸葛亮尚未出山便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准确地预料到日后蜀汉与魏、吴三足鼎立的局势。辛弃疾也有类似的惊人远见。早在乾道八年（1172），年方三十三岁的辛弃疾向朝廷上书说：“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当时宋金对峙，金国正是南宋朝廷的最大祸患。孰知六十二年以后，金国果真在宋军与蒙古军的夹击之下宣告灭亡。更孰知金亡后南宋直接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蒙古，勉强支撑四十余年后不免亡国。历史的进程被辛弃疾不幸而言中，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难怪宋末的谢枋得不胜感慨地说：“惜乎斯人之不用于斯世也！”（谢枋得《江东运司策问》，载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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