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事典”和“语典”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洋政府统治北京，女师大闹学潮。校长杨荫榆发表《感言》，说到校方与学生的矛盾，其中有“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的话；又《晨报》上刊登哲学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的“意见书”，其中又形容当局与学生的关系是“相煎益急”。当时一批进步教授出面支持学生，带头的鲁迅写了一系列文字抨击当局，其中一篇杂文《咬文嚼字（三） 》，后来收入《华盖集》，里面说：“发见了……（杨的）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接着又说看到（汪的）后一句话，“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兄弟，而且正在‘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似的”。这是抓住对方作为大学校长或著名教授，而在一般文字里典故使用不当，对镇压学潮的当局及其代表人物旁敲侧击，加以嘲讽。

“勃谿”一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成玄英疏：“勃谿，争斗也。”依据这个出典，这个词语本是用来形容婆媳互斗的。杨荫榆这样使用，就是把校长与学生的关系说成婆媳了。接着鲁迅又俏皮地加上一句：“婆媳吵架，与西宾（私塾师傅）又何干呢。”这就又照应下文，对帮忙的教授连带扫上一句。“相煎益急”出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曹魏）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相煎何急”是这个故事的概括，指对亲人迫害或残杀。汪懋祖使用这个词语，又把当局与学生的关系说成是兄弟了。鲁迅在这里称曹丕和曹植为“阿丕和阿植”，以戏谑称呼来强化讽刺效果。杨荫榆或汪懋祖用语比拟不伦，如果公允点说，或许他们写作当时不一定想得那么清楚。而鲁迅捉住用典的不当，以老辣用笔，揭露其观念的陈腐。这是攻其一点伤其全身的笔法，技巧之精彩不能不让人叫绝。

“勃谿”用来指形容内部争斗，这是前人（《庄子》）用过、后人又相沿使用（这种生僻的用语当然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才能使用）的词藻，用在文章里，叫作“语典”；“相煎益急”是从一个故事概括出来的，已形成形态稳固的词语，用在文章里叫作“事典”。“语典”和“事典”统称“典故”。使用典故，即所谓“用典”，是写作的一种技巧。用得好，会提高作品的表现力、感染力，也是艺术水准的标志。

继续拿鲁迅文章做例子：女师大学潮是1924到1925年的事。在这之前的1922年，吴宓等几位教授在南京创办杂志《学衡》，标榜“昌明国学，融化新知”。“学衡”这个词有衡量学术即判定学术是非的意思，编者显然是在高自标帜，表示自己可以衡量、指导学术。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后的当时提倡所谓“国学”，这个杂志又不用白话而用古文，立场上显然是和“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杂志创刊号发行后，鲁迅立即予以批判，写了《估学衡》一文，取义“估量”这份称为“学衡”的杂志的分量。这是对《学衡》名称的戏谑，文章后来收在杂文集《热风》里。鲁迅专门“衡量”这本刊物所刊诗文文字上的谬误，从看似用语小节处揭露这些教授们“不通文墨”，根本没有“衡”的资格。其中典故运用是批驳的重要一项。例如刊物里邵祖平的诗《渔丈人行》起首两句是：“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作者用的事典出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诗的作者为了凑韵，把“无完卵”改成“无完家”，鲁迅说：“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还有一篇萧纯锦作的《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其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绝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鲁迅利用戏仿的笔法批驳说：“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夹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萧作显然是为了凑足四字句，在“乌托邦”这个音译词中间加了个“之”字，鲁迅接下来“睹史之陀”，“宁古之塔”加以戏仿。“睹史陀”是梵文音译，另译“兜率天”，是佛教所说欲界第四天，弥勒菩萨所在；“宁古塔”是清朝地名，在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附近，是清廷流放罪人的地方。鲁迅批评的上述两例，“无完卵”是“事典”，“乌托邦”可以算是“语典”。姑不论两篇文章内容，仅就用典看，显然犯了大忌，就是一经形成为“典故”，形态就是稳固的，不能随意改动。

不过就事论事，尚有两点可议。

一是所谓“语典”，哪些算哪些不算，要有个限制。后人文章所用词语，大多数会在前人作品里找到“出处”。黄庭坚评论杜甫诗，曾说“老杜诗字字有出处”。历来注杜甫诗最详密的当数清人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注解密密麻麻，几乎每个字都找到出处。如果有“出处”的词语都可算作“语典”，那就太宽泛了，因而不能不有所限制：即一般常用词藻不能算“语典”，“语典”应当是，第一，意义具有一定内涵的；第二，经过长期使用，形态较稳固的；第三，表述精粹、凝练的词语。至于前面三点达到什么程度，很难划定明确的界线。所以“语典”是个模糊概念。在对事物的分类中，所用概念验之实际都会有模糊的地方。

再说“事典”，当然必须是形态稳固的词语，不过可否改动也不是绝对的。例如杜甫《入衡州》诗有句曰：“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上句用战国时的游侠剧孟典，据说当时列国相争，他一人之力可敌一国；下句用司马相如典，他写了《子虚》等四篇赋。相如号长卿，把他作四篇赋这件事浓缩在五言句里，杜甫简化司马长卿为“马卿”，有点不伦不类，所以曾受到后人批评。不过杜甫名气大，这么写了，后来有人跟着写。钱起诗《送褚大落第东归》：“稚子只思陶令至，文君不厌马卿贫。”上一句用陶渊明弃官归田典，后一句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典。后来写诗用“马卿”称代“司马相如”的颇不乏人。还有，《论语·宪问》上记载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是称赞管仲的话，“微”是无、没有的意思，是说幸亏有管仲，不然今天还处在野蛮状态呢。而刘宋傅亮作《为宋公修张良庙教》说：“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用“微管”代称管仲。后人接着这样称呼，如陆游《雨夜书感》诗：“群胡穴中原，令人叹微管。”刘克庄《贺新郎·杜子昕凯歌》词：“不论周郎并幼度，便仲尼复起嗟微管。”如此用典，也就“约定俗成”了。所以“事典”也不是绝对不可改动，灵活运用。鲁迅善于抓人的小辫子，而且揪住不放，是他冷嘲热讽技巧的一例。

“典故”——一种特殊的词藻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立“事类”一题，专门讨论用典，开宗明义就说：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这里所谓“事”就是指“事典”。他又说：

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这里“成辞”即“语典”，“人事”即“事典”。下面加以具体论说，追溯到屈（原）、宋（玉）、贾（谊）、马（司马相如），指出写文章使用“典故”由来已久。刘勰自己的这部书是相当漂亮的骈体文，也大量使用典故。例如就在这一篇里，他说明写作“博综在学，取事贵约”，就说：“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跖必数千而饱矣。”这是用了《淮南子·说山训》：“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跖数十而后足。”刘勰这段话里用了两个典故：前者“狐腋”云云是“语典”，不过稍加变化（这是容许的）；后者用齐王食鸡事，则是“事典”。

“用典”并非中国古代诗文写作的独创，世界各国做文章也相当普遍地使用典故。例如西方作家多使用希腊神话和《圣经》里的典故，前者如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致命弱点）、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使用计谋从内部攻陷）、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千钧一发）等等；后者如伊甸园（Garden of Eden，乐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空中楼阁）、诺亚方舟（Noahs Ark，得救之地）等等。但就典故的丰富多彩、用典技巧的精致娴熟说，西方文学不能和中国文学相比。中国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善用语言，讲究语言技巧，这也体现在大量使用典故上。

古代诗文多用典故，首先决定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丰厚，积累起大量典籍，提供无比丰富的典故“资源”。传世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早期史书乃是后人掇取典故的渊薮。两汉以后典籍更多，除了后来总括为四部书的大量著作，还有佛、道二教在内容、语言和表现手法上都独具特色的“经典”，从而给作者提供更多的典故。而且往往一个典故，使用中又不断衍生出新的含义，让它在使用中可以花样翻新。例如葛洪《神仙传》里写仙人王远和麻姑相会，麻姑说：“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是神仙的语言，极端夸张地表明了时光悠远和世事剧变，由此形成“沧桑”一语，成为经常被使用的“语典”。后来这个词语又衍生出人生磨难、面貌苍老、朝代更迭等新义。这样，无数含义深刻而又表达精粹的词语构成庞大的典故堆积，成为写作取之不尽的材料。

大量使用典故又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系。古人一般认为《周易》爻辞是文王或周公所作，并不足据，但它作为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已经用典。例如“泰”卦阴爻五的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是殷纣王的父亲，把女儿嫁给周文王，这个女儿就是有莘氏之女、周武王的母亲太姒，这当初是周朝的盛事。这一爻的爻辞就是用“帝乙归妹”这个典故来形容事情吉祥。《周易》用典不只这一处。到先秦诸子、辞赋、《左传》、《国语》、《国策》，用典已经成为重要的修辞手段。中国古代有“好古敏求”的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熟悉典籍是他们的基本功。所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所谓“沉浸郁，含英咀华”（韩愈《进学解》），他们的才学、知识、教养、能力正可以在使用典故中表现出来。

古代诗文多用典故还和汉语、汉字、中国传统的行文体制等属于表现“形式”的种种因素有关系。写作短篇诗文要求文字简洁凝练。特别是诗歌（包含辞赋，还有骈文）创作，又有音节、韵律、对偶等格律限制，利用凝缩一定含义的典故就成为必要的表达手段。典故的基本作用在指代。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两首唐人七绝的结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五首之三）“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这两首诗用了“楼兰”一词。楼兰是汉代西域国名，汉武帝通西域，于元封三年（前108）归附汉朝，后来汉朝派傅介子立尉屠耆为王，更名为鄯善。这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张扬声威的著名史迹。两首诗用了同一典故，表达全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前一首诗是抒写边关战士战胜强敌的雄心壮志，“楼兰”是指代唐时西北边疆内侵的少数族渠帅；后一首是指代旷远荒凉的边关之地，中原远征战士在荒凉边陲长期羁留，不得还乡。这样，“楼兰”这个词使用在不同场合又能表达不同含意。又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故事，开头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上句“倾国”用《诗·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郑玄笺：“城，犹国也。”是说周幽王迷恋褒姒导致亡国。后来《汉书·外戚传上·李夫人》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白居易沿用这个典故，用汉武帝指代唐玄宗，是避讳的手法。后来李商隐《马嵬》诗说：“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这是咏史诗，用这个典故说唐玄宗当初如果明白迷恋美女会国破家亡，就不至于经过马嵬逃亡到四川了。也是用史事行讽刺。再如李商隐仕途不顺利，卷入中唐朝廷两大派官僚的“牛李党争”。他年轻时受到牛党令狐绹父子的照料，后来在泾原又和担任节度使的李党王茂元的女儿结婚，结果被指责没有操守，受到两方排斥。他写《安定城楼》诗，安定城即泾原，其中说：“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这里用贾谊和王粲作比：汉代贾谊年少才高，二十多岁上书汉文帝，受到排斥，远贬长沙，活了三十三岁就故去了；三国时的王粲因为北方混战，远走荆州，依附刘表，却没有得到重用。李商隐用这两个“事典”来自述，表白自己抱负远大，所依非人，处境困顿，把愤悱不平之情抒写得既深刻又委婉。这些概括史事的“事典”起到叙事、指代、讽刺等不同作用，把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既生动又显豁。

晋宋以降，骈体文大兴，诗歌格律精致化。它们在表达上有几个共同要求：一是讲究辞藻，二是使用对偶，三是讲究声韵，再一个就是大量使用“典故”。魏晋以来文学创作的“骈俪化”往往被看作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表现。但如果全面地加以考察，这一潮流在艺术技巧上的追求及其利弊，是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的。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讲究文字修饰，注重修辞技术，包括使典用事，乃是艺术水准演进的要求与表现。至于罔顾内容，流宕忘反，成为流弊，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过应当承认，写作艺术的进步，内容与形式不会是均衡的、直线的。南北朝时期诗文创作在词藻、对偶、声韵和典故运用等艺术技巧方面取得的成就，正给唐宋高水准的诗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资源与借鉴。

这样，使典用事乃是中国写作传统的艺术技巧，多用、善用典故乃是古代诗文的特点和优长。典故用得合宜、巧妙，会使作品更凝练精致，含蕴丰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予人特殊的美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