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农

敦煌莫高窟，因为有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壁画、塑像的“千佛洞”和埋藏宋之前5万多件古代文献资料的“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与一位姓王的道士有重要的关系。王道士是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功臣，但同时又因为那些珍贵资料在发现后的散失而让他在某些人的眼里成为莫高窟藏经洞的罪人。《辞海》“莫高窟”说：“窟内历史文物和艺术品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严重破坏，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曾盗窃大量的珍贵文物。”[1]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影响很大，其中有一篇《道士塔》就明确将“盗窃大量的珍贵文物”的罪责直指王道士，说：“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的莫高窟的罪人。”[2]

可是，如果我们将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的所有活动进行认真的、客观的分析，就很难认同诸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认识。

一、偶然间的重大发现

王道士名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曾经在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当过兵，退伍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他游历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来。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人。按照沙武田著《藏经洞史话》的考证，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人力清沙说；二是流水疏沙说；三是抄经人敲壁说；四是地震破壁说。[3]但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发现的，王道士都是发现者之一，这是基本无争的事实。

当时的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由于他既懂汉语，又能诵道经，渐渐地，便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当地道、佛不分的信众的敬重。在并没有任何人对其封号的情况下，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住持，于是就有很多人请他去做礼忏，香火渐盛。

王道士以中国农民对宗教极其单纯的虔诚和勤劳负责的精神承担对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觉践行了三大任务：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僧众四处奔走，苦口劝募，寻求布施；将募化得来的钱财尽其所能，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数百里中无村户，能够获得多少布施和化来多少善缘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区需要投入巨额资材实施修缮，还要满足和尚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够难为这个农民出生的道士了。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画背后的另一窟，即藏经洞。尘封千年的文化艺术宝库随之重现世间。王道士看到，在一扇紧闭的小门后有一间不大的复室，高约240厘米，宽约270厘米。地方虽然不大，然而里面的东西却令人惊异不已：这个小洞里整齐地堆放着无数的白布包，每一白布包内裹着十几卷古文书，还有平铺在布包下的绢幡佛画，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账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共达5万多件，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来在公元1006年（宋景德三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后，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公元4～11世纪的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的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并做了必要的掩饰。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二、让政府保存“文宝”的努力

不可否认，藏经洞的许多文物最早是通过王道士的手流散出去的，但如果因此就把所有罪责归在他一人身上，实在不公平。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藏经洞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王道士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使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藏品的文化价值，但还是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他首先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征询意见，通过大家商议认为，这是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让它流失在外，那就是罪过，所以一致意见还是留在窟内为好。这是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迅速采取的第一个保护措施。

王道士采取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尽快向官府反映，并数次逐级写报告、送样品，要求将这些文宝交上级官府保存。

王道士满怀信心地步行50里，专程拜访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带去。然而这个县令却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一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拾信心，向其苦心陈情，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挑选了一批经文带走，然后对王道士说：“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可是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却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单枪匹马，赶赴酒泉叩见他当兵时的老上级——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是有学问的。他仔细观看了经卷，最后却只从书法欣赏的角度认为，这种经卷写得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尽管如此，他还是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遥送来经卷的辛苦，将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也建议藩台将这些文宝运省妥藏。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想让政府管理藏经洞，结果却同样令人伤心。如此对牛弹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还是王道士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到甘肃学政、金石家叶昌炽那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他看到部分敦煌遗书后，深知这些文物的重要价值，立即向甘肃省府当局建议，把藏经洞的全部文物运送到兰州保管。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叶昌炽和廷栋文武二官的报告，再无理由推脱；但是，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需耗运费，估计要五六千两银子。于是，甘肃藩台在1904年以银两难筹为由，仅向敦煌县令汪宗翰发出一张“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而没有任何保护的实质举措。

可怜的王道士只能满脸困惑，每日提心吊胆，面对洞中的5万件佛经字画国宝，不知所措。然而，他仍以对佛的一片虔诚之意，苦苦支撑着这块圣洁之地，数十年一以贯之，直至老去。

三、藏经洞文物的流失

肃州道台廷栋虽然认为藏经洞经卷的书法还没有他写的字好，但他是有学问的官吏，知道这些经卷是有价值的。这时正好有个比利时籍的税务官要回国，来向廷栋辞行，于是廷栋把一部分经卷送给了他。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于是被外界所知。

从此以后，一批又一批外国人来到敦煌攫取宝藏，其中“著名”的有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其中，斯坦因五次到敦煌，获得的藏经洞文物最多，也是“来到敦煌攫取宝藏”的代表人物。。

斯坦因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莫高窟的情况的。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此时，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骗取得王道士的信任让后者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他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斯坦因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4]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太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5]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4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

此后，斯坦因又三次来到敦煌。斯坦因先后到过莫高窟五次，所得共计9000多卷写本和500多幅佛画，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08年2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率探险队到达敦煌。伯希和经过3周调查选出最有价值的文件约二千余卷，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伯希和与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士谈判，最后以500两银子的价钱“买”了这些文物。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文件中有很多属于价值相对不太高的东西，而通晓包括中文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件则全是珍品，其中也包括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他将这些文物全部运往巴黎，藏入巴黎国民图书馆。同时，他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同年伯希和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敦煌藏经洞访问记》。[6]

1909年，伯希和把他所得的敦煌文物安全运回国之后，带了极少的一部分汉文古写本来到北京，给罗振玉等文人学士观看。到此时，清政府才为之震惊，正式拨款6000两白银，命令敦煌知县尽数搜买，运回北京。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另一种让人痛心的现象：所有写本都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经卷被人偷去不少，再经过沿途大小官吏等层层盗窃，运到北京，只剩下8600多残卷。就是这8600多卷也未能保全。那些学部官员，把较有价值的古写本挑选出来据为己有，然后把比较长的卷子撕裂为二三卷，以凑足原来8600多卷之数。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又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莫高窟时，藏经洞已经空了，于是他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动的塑像和壁画上，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共计3万多平方公分。

四、几点认识

藏经洞许多文物的流失，的确与王道士有关，但因此就将他确定为“莫高窟的罪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

作为一个没有多少学识的王道士，他在发现藏经洞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表现出很强的“组织纪律性”，首先报告了官府，这一点对他来说已实属难得。再说他这是在官府没有重视的情况下，非常辛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报告。是腐败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才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如果王道士真是“出卖”宝藏，那么，知道这些文物价值的斯坦因等人，还能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公开展览吗？当时大清达官贵人参观的摩肩接踵，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指责，也没有人说王道士做得不对。直到斯坦因将藏经洞的珍宝公之于世界，全世界都为之发疯，造成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学者蜂拥而至，来到莫高窟。这时也没见政府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啊！

即便说王道士是“出卖”宝藏，他也不是为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筹钱修缮莫高窟。从当时外国探险家照相留下的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破败景象：浅道塌陷，门板破落。是王道士用卖文物的钱对洞窟进行了有益的保护。王道士把从外国人手上得来的很少的钱用来看护那些洞窟，还在藏经洞的对面修了一个道家的“三清观”，他自己一直住在那里，守护着莫高窟，直至老死。要知道清政府没给他一分钱经费做这些本不该他做的事。

关于王道士修缮莫高窟的史实，已被多数专家所确认。可悲的是由于见识所限，这种修缮大都是拙劣的和破坏性的。不过，和王道士的无知、可悲相比，那些贪官、昏官，还有腐败的政府，不是更可恶吗？

我们再假设，如果王道士是一个文物专家，那么这些文物可能会很快大批消失掉，甚或可能永无见天之日。如果王道士是个官员，那么我们现在则连莫高窟也可能看不到；因为封建时代官员的贪婪是谁都清楚的：他要么把画据为己有，要么把文物卖掉，把钱贪污掉，再一走了之，肯定不会用那笔钱来修复莫高窟。后来官府命令运送去京城保管的那些文物，不是一路被官员层层巧取豪夺吗？那些丢失在中国的文物，现在还没听说找回一件！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是敦煌学的兴起引起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散失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了，历史的真相早就应该大白于天下，一个世纪前当事者的功罪也是到了明判是非的时候了。而今，莫高窟的不可移动文物大体还在，正在供我们参观赏析。可是，从藏经洞中取出的数万件可移动文物中的绝大多数却散存于世界13个国家的几十个机构和不少私人手中，至今无法回归，有的甚至难觅踪迹，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历史长河中的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抱怨、愤怒、甚至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并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注释：

[1]《辞海》“莫高窟”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2]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3]参见沙武田：《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4][5]（英）斯坦因著，巫新华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绍兴）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