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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的笑

2019-10-09潘安农

读者 2019年20期
关键词:经卷洞窟钱财

潘安农

我与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曾三次“谋面”,他都是穿着灰衣布袍,咧着嘴,笑着。

第一次是我读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我曾一样“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看到他漠然、狡黠甚至有些猥琐地笑着,完全不顾因为他,“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我愤然:你怎么笑得出!

第二次,一个盛夏,我到莫高窟,阴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周边环境更让我震惊——它如锅内翻炒过的黄沙,很快炙干了我刚刚灌入体内的水分。导游说,这里的冬天更加严酷,飞沙如刀,寒风胜剑。就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不想见又躲不过的王道士,他还是那副笑容。我知道了这个王道士奇迹般地从湖北来到荒凉的莫高窟,在这里扎下根,直到终老的几十年里,还真的创造了奇迹。

王道士在19世纪90年代来到莫高窟,之前这里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處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成了这里的主人和守护者。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势造的九重楼,最初的督建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单就这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一个小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还有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缮,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仔细端详着王道士的照片,他虽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瘩,他的笑里有几分慈祥,几分舒心,还有几分坚毅。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一间石室展现在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大致5万多件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藏有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此落下千古骂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7年岁尾,“敦煌会计文物精品展”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开展。我再一次见到了微笑的王道士,“不一样的王道士”,见证了“一个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展览主题)。冲击我眼球的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募化》和《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两件斑驳的王道士募缘簿。我看到这个“王阿菩”为了保护洞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维修建筑。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有人认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为他把国宝廉价卖给了“外国强盗”,而根据对他账簿记录的研究,并考证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著作,可以发现,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据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补葺,比起同时代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敝屣,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无奈的苦笑:他拿着经卷找到敦煌两任县令,县令说这是无用的“旧物”;他赶着毛驴经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他找省府要求保管这批文物,省府说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报,但老佛爷忙于造园祝寿,且内有“庚子之乱”,外有八国联军,哪有闲心和闲钱管这“破事”?可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不高尚,甚至有点可悲,但这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积贫积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学者周国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如果王道士是在今天的盛世中华叩开敦煌瑰宝之门,那就是中华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灿烂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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