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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不幸,庶民何辜

2014-12-23宇恒

读者欣赏 2014年12期
关键词:经卷官府洞窟

宇恒

第四场

庶民梦

特写

1914年一个春天的傍晚,离敦煌莫高窟不远的荒凉地带,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带着一队装满箱子的马车正要转过山脚。他回过头,恋恋不舍地望着苍穹下那神秘的洞窟。洞窟前,一个矮小的身影向远方的客人作揖道别。

这次,斯坦因换走了6000多卷敦煌写本和画卷。

第二幕

国之不幸,庶民何辜

照片上的王道士,布衣长衫,满脸困惑。这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客观事实。如果了解了王道士苦守在莫高窟的30余年,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和精神状态下,余秋雨或许不会形容他“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照片是斯坦因拍的还是美国人希伯和拍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走进王道士内心的物证,是王道士困惑不已的写照。

清理、维护莫高窟的几百个洞窟急需经费,而朝廷与官府一次次让他失望;对莫高窟的珍宝怀有觊觎之心的外国考古学家来了,手上攥着白花花的银子。在这样的夹缝里,王道士非常清楚自己的任何举动都面临着万丈深渊,都会留下千古骂名。他本可以遣散民工,带着弟子一走了之。若这样,莫高窟将没有任何人看管,外国人尽可以拉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也不必承担骂名。而这却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他虽是文盲,却弄得清自己面临的处境。他留下来了,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一直待到1931年。

王道士原名王圆篆,出生于陕西,青年从军,为清军驻河西地区的兵勇,退伍后当了道士权做谋生手段。不知是命运的阴差阳错还是佛祖的有意安排,王圆篆过了不惑之年以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莫高窟。他看到规模如此宏大的佛祖圣地被风打沙埋,无人看护,洞窟、佛像与壁画已受到严重侵蚀,一片荒凉,惨不忍睹。他以道士的身份,扛起维护佛教圣地的使命,住下来不走了。

留下来就需要钱,拨款自然没有,出家人也不会有什么积蓄。他四处游说,募集钱财,招募民工,清扫洞口的积沙,仅第16窟的清理,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王道士和民工清除完16号洞窟的积沙后,雇请了一个姓杨的来抄经。正是这个姓杨的发现北部甬道墙壁上有一道裂缝透出光亮。王道士得知后,组织人“破壁,有一小洞”,这便是轰动世界的藏经洞。“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匿了950年的洞穴,因王道士而发现,祸兮福兮,岂由人定?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意味着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但他知道这种重大的发现应该报告官府,岂敢自专?王道士满怀信心地出发了。他步行50里,专程拜访敦煌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带去。这个县令全然不懂,把两卷经文当做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3年,敦煌来了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一批人马,浩浩荡荡出发,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中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准备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说完走了。怎么保存,如何看管,却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代,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有些学问,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还没我写得好。”随后也就不了了之。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结果同样令人伤心。如此对牛弹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还是自己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

消息传到甘肃学政、金石家叶昌炽那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番内行的评价以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但经费、措施、法令只字不提。一纸空文使王道士寒透了心。

王道士只能满脸困惑,每日面对他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确实太卑微、太渺小了。

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装做玄奘的信徒,谎称沿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历经艰辛来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王道士信以为真,不仅让他查看了藏经洞,还让他以200两银子,换取了24箱经卷文书、5大箱绢画和刺绣艺术品。后经整理,仅经卷完整的就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之多。

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深深的车痕,如同碾在我们的心上。王道士成了罪人,心中无限惆怅。他确实需要一笔钱,又害怕民众指责、官府追究,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结果是什么反应也没有。

斯坦因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但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东躲西藏,而是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前来参观的达官贵人摩肩接踵,没有一个人提出指责。买卖还在继续,不必撕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伤口,也不必加重王道士已经背负的骂名。据记载,王道士与外国那些著名学者周旋时极富心计,处事有序。外国人费尽心机才能赢得他的信任,从他手里换得经卷。经卷大多数都是卖给了外国学者,他们固然巧取豪夺,却没有将历经艰险获得的宝贝据为己有,偷去的文物也几乎全放在博物馆里。

当斯坦因将藏经洞的珍宝公之于世,全世界为之震惊,清政府这才认识到敦煌文物的价值。可惜的是,一时盗经成风,有人拿着经卷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经卷自发现以来遭遇的最大劫难。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丢失和官府的贪心,使王道士倍感伤心与痛苦。在他保管期间,尽管迫于维修洞窟的无奈,把一部分经卷卖给了外国人,却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丢失。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王圆篆说出了内心的悔恨,记录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大笔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究竟是谁在保护、谁在损害宝贵的经卷,王道士心中自有尺度。只是他已长眠酒泉,不能站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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