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平

题壁书法是以庭院墙壁、佛寺道观墙壁、驿亭墙壁、摩崖石壁等为载体的书法创作行为。题壁书法从产生时候，便受到人们欢迎，师宜官、王羲之、张旭、怀素、杨凝式等都称得上题壁书法中的佼佼者。题壁作为书法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书法史上不失为一朵奇葩，在大纸张产生之前，人们借助墙壁、摩崖等自然载体纵笔挥毫。

一、宋以前的题壁书法

据文献记载，无论是碑铭的书丹还是手书墨迹题壁，都不乏实例。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题壁书法。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说：“十日一笔，数月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以草刚壁，臂刮皮穿。”[1]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草书题壁的盛况。

魏晋时期，题壁书法已成为书家交流创作的日常书写形式，不仅可以展示书法本领，同时还能获得经济效益。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师宜官）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2]北朝时期，多摩崖书法，而摩崖必先书丹，所以摩崖也应属于题壁书法的范畴。如郑道昭的“云峰刻石”。唐代，题壁书法的发展到达高潮。宽大的墙壁使书家随性挥洒，兴尽而止。题壁书法在唐代是受到人们青睐与追捧的。以颜真卿、贺知章、张旭以及中晚唐草书僧为代表。可以说唐代擅长草书的书家就是以题壁为表现形式的。五代时期，以杨凝式为代表。因宋以前的题壁书法非本文重点，故在此不多赘述。

题壁书法发展到宋代又是什么景象呢？宋人对于题壁书法持何种态度？下面我们着重阐述。

二、宋代题壁书法及宋人对题壁书法的态度

由于造纸技术日益精进（宋代便已出现大纸张）、高桌椅的出现，程朱理学对儒学的禁锢等在思想上、技术上都对题壁书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苏轼，陈师道说苏轼不善悬腕，但据史料载苏轼却又不乏题壁之作。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回宜兴途中写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于扬州竹西寺壁上，另还有著名的《题西林壁》《大庾岭题壁》。王安石亦有大量题壁作品，宋人吴聿《观林诗话》记述：“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3]其多题在寺院，光是题在定林寺壁的就有五首，李壁注《王荆公诗注补笺》收录王安石与题壁有关的诗有46处。[4]米芾也善题壁，曾自言题壁学沈传师。可见宋代亦多题壁书法。但宋人的题壁已然不同于唐人。唐人利用宽大的墙壁作为载体来挥洒草书的豪迈、展示自身的性情，重点落在草书艺术本身；宋人的题壁更多是在展示自身的才华胸襟和文学功底。

对于题壁书法，宋人将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张旭、怀素及中晚唐的草书僧身上。

中晚唐时期，佛教信仰日盛且趋世俗化，佛教活动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由此，僧人通过与官宦、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僧人借助草书与公卿显贵相互往来。在结交的过程中，他们积极追求名利和地位，其人格、心态已和世俗人无任何差别，因此，功利性也成为僧人人格的重要特征。张旭、怀素的草书在当时深受达官显贵的青睐，且多有著名诗人为他们的狂草赋诗。草书僧为了能够提高声望，自然就学习旭、素的狂草书风。

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跋怀素帖云：“予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与佳人朋友，其逸笔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惫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5]欧阳修认为书法是朋友间日常交往的信札，而怀素去把它当作事业来追求一生，对怀素的做法感到可笑，这其实是与他的“学书为乐”的书学观是一致的。他在其《试笔·学书为乐》中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石为解物移其好者，又物稀义，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足有余。”[6]这里强调用精良的笔墨、愉悦的心情，不计书法的工拙，随性挥毫，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又说有时间就习书，并鄙视非要达到精进的地步，只是愉悦心情罢了。所以对于怀素等人把书法作为追求一生的事业的做法表示不解。

苏东坡在书法上一生追求的目标便是“信手自然”，将颜真卿浑厚朴拙、姿态横生的《争座位稿》作为表率。正如他自己所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在这里，要做到无意须有非功利的心态作为保证，这个观点反映到对草书上，便是对唐代两位大草书家张旭、怀素的批判：“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欺儿童。”[7]苏轼一方面认为张旭、怀素追逐世人所好而把书法的“自娱”性和“自然”性丢弃了，另一方面认为旭、素草书是草书僧书法恶俗的源头。苏轼曾言：“唐末五代，文物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8]苏轼指出亚栖的草书俗气鄙陋。黄庭坚也曾说：“盖草书法坏于亚栖也。”[9]黄庭坚也曾毫不避讳地说题壁酒肆乃恶俗。在《宣和书谱》上也有这样一段描述：“至于字法之坏，则实由亚栖，而霄远亦亚栖之流，宜其专务纵逸，如风如云，任其所之，略无滞留，此俗子之所深喜，而未免夫知书者之所病也。”[10]这里说明了亚栖之流的草书一味地求其纵逸，任笔挥洒的主观性使得草书走向恶俗。

米芾在其《论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一，但可悬之酒肆，辩光尤可憎也。”“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11]

米芾把矛头直指张旭，或许是说因为张旭的狂放不羁才导致了僧人草书也跟着狂放，最终出现粗鄙、恶俗的面貌。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点：苏、黄、米在批评旭、素的同时又不乏褒奖之词。

苏轼在一段跋文中说：“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12]苏轼还十分推崇张旭的楷书。从 这两点可以看出，苏轼批判的是张旭狂放恣肆、匆匆不及的题壁草书。所以对于张旭书法的批评，苏轼是有区分的。黄庭坚对于自己年少时的学草书经历也曾懊悔：“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黄庭坚在学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于张旭和怀素、高闲的草书是认可的。有一点需要说明，这里所认可的是他们的写在纸、绢上的墨迹而非题壁草书（因为题壁书不易保存。唐代的题壁草书，在宋代早已不复见）。另有一点是钱穆父对黄庭坚草书的看法可以印证黄看到的是怀素写于绢上的墨迹：“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他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以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不诬。[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