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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当前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与冲突

2014-09-15汪波李立

国际观察 2014年3期
关键词:中东地区

汪波 李立

摘要:从宗派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根源。这场战争在推翻萨达姆逊尼派政权的同时,也解除了伊拉克对什叶派神权国家伊朗的遏制。此后,伊朗和沙特所代表的伊斯兰两大教派,在中东伊斯兰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带有教派色彩的宗派地缘政治势力,并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冲突。“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民众反对专制政权的起义在宗派势力的利用下,日益成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工具,从而使得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变得更为复杂,并造成叙利亚等多国的国内冲突长久持续。

关键词:中东地区 宗派地缘政治 中东冲突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4103-0113-127

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形成了一种以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来划分的宗派性地缘政治格局,并爆发了一系列冲突。本文的研究以地缘政治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以宗派地缘政治概念作为研究框架,来分析中东地区近年来形成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两大教派势力范围和冲突。中东伊斯兰地区由于伊斯兰两大教派的存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同时,还要和各自所属的教派相联系,因而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地缘政治带有明显的宗教派别色彩。而宗教派别的矛盾除了关系到宗教本身外,同时还包含着对这个地区势力范围的争夺以及对于不同性质政体的排斥。因此,在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中,不仅涉及到地区霸权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不同政体国家政权的安全与稳定。当前,中东伊斯兰地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表现,主要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主导国家对这个地区势力范围的控制和争夺。基于宗派地缘政治的视角,本文主要探讨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国家之间形成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及地区持续展开的局面;同时分析“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对于中东伊斯兰地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影响与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的发展前景。

一、地缘政治理论与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矛盾

在当今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地缘政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是国内外学者广泛探讨的话题,而且还屡屡见诸于报刊和媒体。地缘政治作为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来分析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对于地缘政治的理论价值,《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做了明确解释:“每一个国家都被看成世界政治空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它的关键性成分。地缘政治学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现象结合起来,并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以美国人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英国人麦金德为代表的“大陆心脏理论”、德国人豪斯霍弗的“生存空间”理论、美国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二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虽然仍是以地理环境作为基础,但分析依据的重点却有所不同。过去,地缘政治理论多从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考虑。而近年来,地缘政治理论对经济、社会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已日益重视。在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把地理因素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本文提出的宗派地缘政治概念,主要是依据中东地区宗教因素对地区政治和社会生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东地区虽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三大主要宗教的发源地,但在当前中东地区的24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外均为伊斯兰国家。不仅如此,伊斯兰教作为传统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至深。同时,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又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及其内部长期争斗不断的根源。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其内部虽然教派众多,但主要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两大教派的产生源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其信徒们在宗教领袖继承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执。由于先知穆罕默德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一部分人认为穆斯林公社根据资历、威望选举产生的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是合法继承人。拥护这个主张的穆斯林,就成为后来的逊尼派。但这种观点却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这部分人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而且其子孙可按照世袭原则继位。支持这一主张的穆斯林,后来被称为什叶派。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逊尼派穆斯林一直处于占据多数的优势地位;而什叶派则一直处于被压迫的边缘地位。长期以来,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斗争,双方都希望在中东伊斯兰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打破了逊尼派在传统上遏制什叶派势力的局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分化之后,双方目前已形成了相互对抗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里提出的宗派地缘政治就是以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现状为依据,把宗派矛盾和地缘政治冲突结合起来,用一种更为现实的新视角来考察中东地区当前的矛盾和冲突。

二、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体系。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推动阿拉伯世界联合就一直是伊拉克、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主要大国之间微妙而现实的斗争。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埃及作为革命阵营的领导者,曾对聚集在沙特周围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发起过一系列挑战。但在1978年巴以戴维营会谈之后,阿拉伯世界却出现了一种地缘分化,形成了若干个局限于次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其中,叙利亚致力于谋求对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的控制,沙特极力维护在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伊拉克忙于和伊朗之间的持久战争,埃及则一度被排斥在阿拉伯国家体系之外。直到1990年8月伊拉克对科威特入侵,阿拉伯世界才重新形成了地缘政治冲突的中心。面对萨达姆政权的公然侵略,埃及、叙利亚和沙特在1990年8月10日召开的开罗紧急峰会后,一度形成了阿拉伯世界三大地缘政治中心的联合来与之抗衡。但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又再次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导致这个地区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以宗教派别矛盾来划分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

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曾宣称,要通过对伊拉克的占领和战后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改造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模式。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民主化进程,却遭到了伊拉克周围邻国的反对。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国家都竭力阻止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建立稳定的秩序。这些国家中,美国的传统敌人伊朗和叙利亚为了抵制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构成的威胁,将传统均势和非对称均势战略结合起来,极力破坏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安全与稳定,以谋求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和约旦,同样也不希望维护伊拉克战后的稳定。因为这些国家担心,伊拉克一旦成为民主化的楷模,美国就会更加致力于推行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计划,从而危及他们这些国家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政权体制的安全。为了阻止美国在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战后秩序,约旦甚至向萨拉菲圣战组织开放通向伊拉克的边界,以破坏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建立安全秩序的努力。

美国在伊拉克战后推行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挫折,却使得伊朗从中大大获利。作为中东地区伊斯兰什叶派的主导国家,伊朗通过对后萨达姆时代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发挥的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这个地区不同教派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平衡。1979年伊朗爆发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并建立神权国家后,已经对中东地区属于逊尼派的君主制国家政权构成了威胁。因为什叶派的政治观点强调,要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建立伊斯兰化的神权制度,并且反对伊斯兰世界的君主制政权。特别是,霍梅尼时代还大力宣扬要输出伊斯兰革命,因而使得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君主制国家深感不安。面对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威胁,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君主制国家一直对伊朗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阻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向外蔓延,这些国家当年都积极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对伊朗进行遏制。伊拉克虽然是一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却处于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政权统治之下。正是由于萨达姆政权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和遏制,才使得伊朗多年来未能向外传播伊斯兰革命。然而,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从而使得遏制伊朗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什叶派原先处于劣势的宗派地缘政治关系也被打破。此后,伊拉克国内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民众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不仅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了国家政权,而且还在教派因素的影响下和伊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就使得伊朗可以联合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形成了一个在地缘上连成一体的什叶派势力范围。面对什叶派势力范围的形成,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君主制国家也在沙特的主导下,组成了一种逊尼派的君主制国家联盟,从而形成了当前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相互抗衡的格局。

面对来自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势力的威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已不再关注阿拉伯国家体系中的局部矛盾,而是转为关注联合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势力争夺这个地区主导地位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结果,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之后,两大教派势力就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冲突。逊尼派主导国家沙特认为,对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势力在这些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如果不加以遏制,未来就很可能要被迫在君主制国家集中的海湾地区与伊朗进行对抗。沙特还认为,伊朗通过真主党和哈马斯作为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代理人,其目标就是要渗透和瓦解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世界。

从全球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这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形成的两个阵营中,一个是较为温和的亲西方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组成的阵营,另一个则是激进的反西方的伊斯兰国家组成的阵营。这场冲突的焦点主要是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势力,试图遏制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建立的战略地位,阻止其影响扩大到伊拉克以外的地区。目前,沙特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已经担负起逊尼派阵营的领导责任,来平衡和阻止伊朗对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在沙特的阵营中,不但包含了约旦、巴解组织、突尼斯、摩洛哥、也门、巴林和阿联酋,并且还得到以色列的暗中支持。与此同时,伊朗为维护其地缘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区域势力。在伊朗领导的阵营中,与伊朗结为联盟的除了同属于什叶派的叙利亚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外,还包括逊尼派的一些激进组织。诸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还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从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尽管约旦国王阿卜杜勒把这场冲突说成是逊尼派国家反对从伊朗到以色列边界正在出现的“什叶派新月带”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教派冲突色彩。但实际上,这依然是中东地区两个主要大国集团为争夺地区霸权而建立的权力均势。双方主要是利用教派作为权力政治的工具,以获取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中属于自己教派国家的支持。

三、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具体表现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也随即在中东地区位于两大教派地缘断层带的非同质教派国家中迅速展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同时还涉及到政治倾向严重分歧的巴勒斯坦。

从伊斯兰教派归属来看,伊拉克不仅是一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其什叶派领袖和伊朗的宗教领袖还有着师承关系。伊拉克的什叶派领袖希斯塔尼就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学生。自从1921年独立以后,伊拉克国家政权就长期被控制在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手中。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后,伊拉克逊尼派政权就一直是遏制伊朗向外传播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主要力量,并得到了沙特等逊尼派君主国家的广泛支持。因此,对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沙特虽为美国的盟国却始终采取一种消极态度。美军2011年12月撤离伊拉克以后,沙特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来阻止和破坏伊朗对伊拉克的全面影响。其中,包括在政治上支持伊拉克国内因丧失政权而极为不满的逊尼派政治势力;在军事上支持逊尼派民兵组织萨赫瓦(Sahwa),并为活跃在伊拉克的逊尼派激进团体萨拉菲圣战组织提供情报。同时,沙特还坚决反对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总理马利基(Nuri al-Maliki)再度连任。沙特破坏伊拉克战后稳定的政策,不但导致这个国家在战后重建中遭到巨大破坏,而且还把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冲突完全变成了一场教派冲突。不过,沙特也未能阻止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取得的地缘政治胜利。为了加强伊拉克什叶派的力量和迫使美国从伊拉克尽快撤军,伊朗运用各种政治技巧。甚至派包括派遣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秘密组织圣城旅(Quds Force)进入伊拉克,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提供军事支持,破坏美国试图维护的伊拉克战后稳定。同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积极训练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人员,让他们学习用游击战的方式发动攻击,打击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势力,造成伊拉克战后以来国内长期无法建立稳定的安全秩序。

随着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黎巴嫩也变成了伊斯兰两大教派争夺的战场。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众多的国家,黎巴嫩除了有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宗教外,穆斯林还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2005年2月14日,属于逊尼派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Rafiq Hafifi)遇刺身亡,从而使得黎巴嫩问题形成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个层面上对立的两大阵营。其中一边是美国和法国支持的以沙特为代表的温和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以及黎巴嫩国内逊尼派政党“未来阵线”(Future Movement)组成的联盟;另一边则是伊朗、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组成的联盟。在两大阵营的冲突中,逊尼派阵营极力促使黎巴嫩退出叙利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阵营;而什叶派阵营则全力抵制这种努力。在黎巴嫩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斗争中,沙特坚决支持逊尼派领导人西尼乌拉(Fuad Saniora)总理领导的政府。而黎巴嫩真主党则竭力阻止国际法庭对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事件的调查,并组织民众在贝鲁特商业区举行游行示威,还试图以武力推翻西尼乌拉政府。对于黎巴嫩自身来说,这种冲突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自己已经变成了中东宗派地缘政治两大阵营冲突的战场。逊尼派阵营的目标是要促使黎巴嫩脱离叙利亚的控制,并通过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压制伊朗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削弱叙利亚的地区势力。结果,自从2005年2月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以来,黎巴嫩的国内政治几乎完全被置于区域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之下。尽管黎巴嫩民众一直试图避免陷入教派冲突的泥潭;但沙特却竭力要把黎巴嫩真主党推入教派冲突之中,以阻止其对整个黎巴嫩国家的控制。因此,黎巴嫩多次陷入国内教派的全面冲突和战争边缘。

从伊斯兰教派的归属情况来看,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情况正好相反。叙利亚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但却长期被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政权统治的国家。因此,在宗派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之初,叙利亚就处于沙特试图遏制伊朗在这个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战略核心地位。在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中,叙利亚不仅是伊朗通过伊拉克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陆地上连接的纽带,而且也是伊朗在这个地区沿着以色列边界扩展势力范围的区域。同时,伊朗作为一个波斯人国家,还能通过和叙利亚的联盟,来影响和干预沙特尤其重视的阿拉伯世界事务。对于沙特来说,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除了教派分歧外,还涉及到巴以冲突和黎巴嫩问题。在如何解决巴以冲突的问题上,沙特强调应实行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Peace Initiative)。也就是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为基础,来换取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并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94号决议”安置巴勒斯坦难民。而叙利亚则强调应通过武力方式来打击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以提高其自身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促使以色列在未来的谈判中接受其提出的条件。

在黎巴嫩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更为明显。叙利亚一直把黎巴嫩视为其安全后院和势力范围,因此强调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和主导影响,并试图在那里长期驻军。对此,沙特指责叙利亚是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刺杀案的幕后黑手,并要求其停止干预黎巴嫩的内部事务,从黎巴嫩迅速撤军。叙利亚则指责沙特通过资助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萨拉菲团体以及圣战组织,意图破坏叙利亚的安全缓冲区和干预叙利亚国内政治事务,并在地区组织中煽动反对叙利亚的宗派情绪。为此,沙特不仅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场合都全面加强对叙利亚的压制;而且号召对叙利亚和伊朗建立联盟的行为进行惩罚,以迫使叙利亚疏远和伊朗之间那种密切但并不平衡的关系。2008年3月,在叙利亚筹备举行阿拉伯首脑会议期间,沙特排斥叙利亚的行动一度达到高峰。沙特最终虽然未能阻止这次峰会,但却联合美国促使与其结盟的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参加峰会的代表等级。沙特仅派出其驻阿拉伯联盟公使代表国王参加了会议。

此外,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同样也发生在巴勒斯坦。在这里,冲突的一方是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另一方则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内部两派的矛盾并非伊斯兰教派冲突,而是政治倾向方面的分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组织,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因而受到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君主制国家支持。而哈马斯则是一个伊斯兰政党,其名称意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原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虽然在教派上属于逊尼派,但却未能得到逊尼派君主制国家的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哈马斯对以色列采取的极端主义政策,与逊尼派君主制国家解决巴以冲突的政策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提倡民选政府,对君主制国家政权的存在构成了威胁。然而,由于哈马斯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伊朗相似,因此反而获得了伊朗方面的支持。不过,伊朗支持哈马斯主要是为了将其地缘政治势力扩大到紧邻以色列的边界地区。这不但可以让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中获得更大的战略资产,而且还可以利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作为威胁,来阻止以色列和美国攻击其核设施,或至少使其对手意识到必须为这种攻击付出的潜在代价。因此,当伊朗通过真主党和苏丹向哈马斯以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提供军事支持和物质援助时,沙特也在财政、政治和军事方面全力支持阿巴斯的巴解政府,以平衡伊朗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势力。同时,沙特还积极支持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来减少伊朗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影响。不过,双方2007年2月8日在沙特主持下达成的“麦加条约”(MeccaAgreement)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双方至今还未能建立民族联合政府。

四、“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的影响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的政治动乱,很快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于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来说,这场范围广泛的政治动乱的起因虽然并不直接涉及到伊斯兰两大教派的冲突,但其发展过程却对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民众最强烈的要求就是推翻专制独裁政权。因此,当“推翻专制政权”的口号响彻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时候,无论世俗化还是君主制的专制政权都要竭力抵挡这股民众抗议的浪潮。为此,他们甚至暂时放下了教派地缘政治分歧来共同维护他们的专制政权。例如,当沙特采用军事手段干预巴林,并用暴力手段镇压巴林民众起义反对君主统治的时候,这一行动竟然得到了什叶派占统治地位的叙利亚的支持。同时,“阿拉伯之春”也波及到了伊朗。在政治动荡初期,伊朗国内的反对派也进行了游行示威,并提出了“独裁者去死”的口号。但反对派的行动很快就遭到保守派政府的镇压。在反对派领导人被政府控制后,伊朗国内局势很快恢复平静。

另一方面,当“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过后,沙特代表的君主制国家发现他们的君主政权并没有受到民众起义的威胁,因而又再度展开了原先以宗派划分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民众起义浪潮也变成了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利用的手段。作为中东主要大国的伊朗和沙特,对于“阿拉伯之春”民众起义的态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宗派地缘政治目标。它们一方面要避免自身卷入“阿拉伯之春”,并维护自己的国家政权稳定;同时还要利用民众起义来打击宗派地缘政治对手的势力。为此,伊朗积极支持巴林国内占多数的什叶派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而沙特则采取军事手段、财政援助和政治影响来全力制止“阿拉伯之春”在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家中扩散,尤其是在巴林和安曼。同时,沙特还利用民众起义来打击什叶派阵营国家,其核心目标就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

结果,当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还陶醉在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一系列独裁政权的欣喜之中时,这个地区动乱之前形成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开始更加猛烈地横扫一切。在民众反对专制独裁的起义最初波及到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巴林的时候,沙特就把这种民众对君主专制的不满引向教派冲突。沙特强调,巴林的民众起义不过是伊朗在海湾地区什叶派代理人挑动的结果。而伊朗在这场愈演愈烈的中东政治动乱中,也是一面竭力维护自己国家稳定;一面利用中东变局来加强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早在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致力于实行“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政策,努力把影响扩大到整个波斯湾地区。其目的是要打破这个地区原来的力量对比,以建立自己的地区霸权地位。因此,海湾国家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巴林一直是伊朗努力争取的对象。巴林的什叶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5%,是中东地区除了伊朗和伊拉克外,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又一国家。但长期以来,巴林的统治权都掌握在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手中。在中东剧变期间,巴林国内也出现了游行示威。示威者几乎都是来自什叶派聚居的社区,主要诉求就是反对逊尼派政府在经济方面对他们的歧视。青年抗议者更要求政府提供就业机会,并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环境。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能够修改宪法,并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会和政府。从本质上看,巴林的抗议活动实际上所体现的,正是国内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民众与逊尼派国王阿勒哈利法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巴林国内抗议浪潮愈演愈烈之际,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Council)2011年3月14日决定出兵巴林,对巴林什叶派民众进行镇压,帮助巴林的逊尼派王室政府“维持秩序”。在海合会出动的军事力量中,有沙特的1000名军人和阿联酋的500名警察。对于海合会的这种行动,伊朗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沙特干预巴林内政和镇压什叶派民众。

沙特对巴林局势如此关注,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对巴林国内的什叶派民众进行镇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沙特担心巴林国内占多数的什叶派通过反对政府的动乱上台掌权。沙特的这一担忧,主要来源于伊拉克近年来的局势变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已经通过选举掌握了国家统治权。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兴起,使得伊朗成为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但对于沙特来说,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沙特决定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逊尼派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统治权。第二,沙特统治阶层担心巴林的什叶派起义,会影响到沙特国内的什叶派群体(占其总人口的10%),尤其是靠近巴林的东部石油重镇盖提夫地区的什叶派民众。2011年3月10日,盖提夫地区曾爆发过什叶派民众的示威游行。伊朗的英文新闻频道Press TV,甚至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结果,这当然使得沙特王室政权异常紧张。沙特一方面担心大规模教派冲突在整个中东地区全面爆发;另一方面也担心其国内什叶派民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特别是担心其东部地区什叶派起义会影响到国家的石油生产。第三,沙特还特别关注伊朗对巴林领土主权提出的要求。2009年,伊朗议会前议长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巴林在1970年前是伊朗的第14个省”。这一言论当时在整个海湾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还发展成巴林与伊朗之间外交纠纷的导火索。第四,在海湾国家中,沙特一直以“老大哥”和“保卫者”自居,认为保卫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安全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巴林发生的动荡一直被沙特视为“家庭内部的事务”,而伊朗的行为则被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干预。这些因素表明,巴林在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中,是沙特不能失去的“堡垒”。尽管巴林国内的什叶派领袖否认与伊朗的联系,但伊朗在巴林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仍然引起了沙特的强烈反应。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强烈谴责伊朗企图挑起巴林国内的教派冲突,并在利雅得举行的海合会紧急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对伊朗持续不断地干涉海合会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强烈反对。

在这场带有明显宗派色彩的地缘政治激烈冲突中,面对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不断增强和扩展,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也进行了反击。当“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逊尼派势力主导的反政府动乱爆发后,沙特立刻通过阿拉伯联盟、海合会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全面支持叙利亚境内逊尼派宗教势力组成的反对派,致力于打击巴沙尔代表的叙利亚什叶派政权,以瓦解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所构成的具有地缘政治格局意义的新月带势力范围。在此过程中,沙特利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民众起义,把宗教派别分歧作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工具,强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对立的宗教情绪,加强和教派盟友的联合,以实现对叙利亚的全面孤立,并决心要推翻和伊朗结盟的巴沙尔政权。伊朗作为什叶派联盟的主导国家,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力支持叙利亚政府外,甚至还向叙利亚派出数千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参与维护巴沙尔政权的内战。

叙利亚问题原本是民众在“阿拉伯之春”风潮影响下发起的一场要求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和平抗议运动,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在国内外宗教政治势力的挑唆下演变成一场教派冲突的内战。沙特以支持叙利亚民众的民主愿望为借口,其实是利用叙利亚反对派来实现自身的宗派地缘政治利益。其目标就是要推翻巴沙尔所代表的什叶派政权,以逊尼派人士取而代之,并把叙利亚从反对沙特和美国的“反抗轴心”阵营中拉出来,在地区和国际地缘政治层面上形成沙特、美国、法国、卡塔尔以及黎巴嫩未来阵线所形成的针对伊朗、俄罗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抗争局面。在沙特的宗派地缘政治计划中,建立一个逊尼派主导和控制的叙利亚,同时也是对伊朗夺取了原来逊尼派控制的伊拉克的一种补偿。为此,沙特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并让其国内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萨拉菲派,通过卫星频道号召萨拉菲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参战。沙特甚至允许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大叙利亚人民支援阵线”(Jabhat al-Nusra li-Ahl al-Sham)组织在叙利亚内战中发挥作用。目前,支援阵线已经成为叙利亚北部地区组织最为完善的军事组织,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那些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地方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公开用残忍方式处死支持现政权的武装人员,在居民密集区发动自杀式袭击,用恶毒的教派宣传攻击叙利亚的阿拉维社区和什叶派,从而严重加深了这个地区教派之间的敌对情绪,将叙利亚的民众起义变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双方之间的残杀和大规模屠杀,已经让叙利亚像当年的黎巴嫩一样变成了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角斗场。目前,在中东剧变后出现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中,叙利亚已经从曾经在中东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沦落为一个长期内战的支离破碎国家。

在中东剧变后出现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中,逊尼派内部也出现了矛盾,而这种矛盾同样体现在宗派势力的地缘政治整合过程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塔尔和沙特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与沙特同为海湾地区逊尼派君主国的卡塔尔放弃了原来的务实立场,试图借“中东剧变之风”来重新塑造和定位自己的角色。为此,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动乱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卡塔尔成为首个参加推翻卡扎菲政权军事行动的阿拉伯国家,同时也是首个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合法性的阿拉伯国家。不仅如此,卡塔尔是首个提出让也门总统萨利赫移交权力的国家,而且还是首个提议派兵进入叙利亚进行干预的阿拉伯国家。从维护宗派地缘政治势力出发,卡塔尔成功地促使巴勒斯坦激进的逊尼派组织哈马斯退出了伊朗和叙利亚等什叶派势力组成的联盟,并成为北约和美国的代理人去遏制伊朗的影响。同时,卡塔尔还积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来主导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局势,以扩大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上台后,卡塔尔一直向穆兄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从2013年起,穆尔西政府从卡塔尔总共获取了价值80亿美元的援助。然而,卡塔尔的这些举动却让沙特感到不满。沙特认为,卡塔尔的行为是在争夺其“海湾国家老大哥”的地位。特别是,沙特对待埃及穆兄会的态度也和卡塔尔截然不同。穆兄会虽然属于逊尼派,但沙特担心穆兄会代表的逊尼派激进势力向海湾国家渗透蔓延,对海湾地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势力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不仅如此,沙特还一直试图压制崇尚选举政治的穆兄会势力在埃及崛起,以维护自身君主制的稳定。逊尼派势力内部的这种矛盾,导致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2014年3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卡塔尔的大使,以抗议卡塔尔干涉海合会成员国内政。沙特等三国表示,他们召回大使的原因是卡塔尔没有履行海合会有关“不支持任何旨在威胁成员国安全和稳定的团体,特别是涉及敌对媒体宣传”的协议。

在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中,土耳其也在宗派归属的影响下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土耳其一直是巴沙尔政权的亲密盟友,曾经积极调解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并把叙利亚当作自己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地缘政治影响的一座桥梁。叙利亚动乱爆发后,土耳其还试图扮演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之间调停者的角色,希望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冲突。但随着时间推移,土耳其不但对巴沙尔政权镇压反对派的行为提出了日益严厉的批评,而且还决定与沙特、卡塔尔等国一起不惜一切代价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政府对待叙利亚问题政策的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宗派地缘政治力量对于同属于逊尼派的土耳其所进行的势力整合。

五、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发展前景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2003年侵略和攻占伊拉克后导致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在“阿拉伯之春”民众起义浪潮的推动下正不断加剧,而且冲突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当前,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作为地区宗派地缘政治持续冲突的战场,其内部的政治矛盾与分裂在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一种宗教派别的冲突。这就使得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势力范围能够在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使得以沙特为首的保守的海湾君主国家,在和什叶派势力的抗衡中,能够通过他们的外交政策来填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在这个地区留下的地缘政治权力真空,并从外部和内部消除对其君主政体构成的威胁。与之同时,当年埃及纳赛尔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对立的那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如今已经被这种对许多阿拉伯国家都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所取代。

不过,利用宗派主义和民众起义来实现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目标,也会对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救国阵线(Jabhat al-Nusra)在叙利亚北部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正在扩大跨国恐怖主义对这个地区的渗透。同时,同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密切联系,也让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感到不安,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这些君主制国家担心,穆兄会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影响会加强他们国家内部公众要求废除君主制的政治诉求,从而导致君主国家和国内宗教势力建立的联盟被穆兄会那些贴着政治标签的宗教说教所鼓吹的选举政治所打破,因为这种政治方式已经让穆兄会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Party)在突尼斯和埃及取得过政权。

如前所述,中东地区地域政治冲突的宗派化趋势,始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的过程中正式形成。这一变化对许多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局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以及沙特对萨拉菲派的支持使得这些伊斯兰组织抵抗世俗势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卡塔尔和沙特在穆兄会上的分歧已经转化为穆兄会和萨拉菲派的争端,这一点在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和光明党(al-Nour Party)之间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些由于区域地缘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必将使埃及、突尼斯等国的民主转型变得愈发复杂。

总之,由于缺乏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的有效调解,中东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短期内将难以打破,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将会长期持续,并对该地区的国家和民众造成严重后果。

(作者简介: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李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3年3月

(责任编辑: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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