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

摘要：太平洋海域一直是反映世界海权强国的窗口。谁是世界海军老大，谁就在太平洋上耀武扬威，不论最初的西班牙、荷兰还是后来的英国、日本和美国。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拼凑对付中国的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为了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盟友不要挑衅中国。美国目前在亚太部署的性质是：为万一将来开战，占据有利的前沿阵地，并用这种有利的战略前沿部署来制止中国使用武力。它既是战略态势层面的遏制，又是心理层面的威慑，也是未来可能的作战层面的前沿部署。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引发灾难性悲剧，双方都应消除在敏感地方的模棱两可，变模糊为清晰，以防陷入“萨干坦盲点”。

关键词：太平洋 海权 美国太平洋战略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4）03-0085-97

一、1633年以来太平洋“话语权”的主角——海上军事力量

公元1633年，明朝郑芝龙舰队与荷兰舰队（中国海盗刘香加盟其中）在金门料罗湾的决战，奠定了当时太平洋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和商贸格局。这可能是太平洋“安全模式”最早的历史“原型”，以后都是这一“原型”在不同时代的反复展开。之所以要以1633年中荷料罗湾海战为时间起点，而非明代中日之间“露粱海海战”、以及更早的唐代“白江口海战”为时间起点，主要是以战争双方的动机和目的为划分依据。中日之战是传统的版图扩张性质，中荷之战具有东西方文明碰撞并开启近现代的商业贸易性质，而非单纯的传统领土兼并，与近现代太平洋海权之争性质相衔接。

清军入关南下后，一度促成中国民间军事力量来到海上，控制着东亚的制海权。如郑成功军事集团收复台湾，荷兰人退居巴达维亚。而早在1574年，西班牙人刚占领菲律宾不久、中国广东民间海上力量（史书称海盗）林凤率舰队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展开争夺，终因武器装备的悬殊，以失败而告终。明清交替之际，割据台湾的台湾郑氏几次准备夺取菲律宾，驱赶西班牙人，终因受制于大陆清廷而两次欲行又止。最终大陆地方性民间海上军事力量彻底退出太平洋角逐，清王朝水师只具把守海上关卡、缉私捕盗的水上警察功能，中国再次成为完全保守的内陆农耕国家。导致在19世纪后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剧烈冲突时，拱手让出制海权，并为西方国家数度轻易从海上入侵中国种下最初祸根。

在结束了太平天国内乱后，中国围绕国防开始了“洋务运动”，集重金组建了北洋海军，试图拒敌于国土之外的海上。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在太平洋崛起。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对马海战”和围攻旅顺港过程中，全歼俄国在远东的海军，从而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国，与英国和美国分庭抗礼，并对中国取得完全的海上优势。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具有海上全面封锁中国的能力，并具有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任意一点轻松地投送陆军和参与近海地区协同陆军作战的能力。这是二战之前中国外交上屡屡丧权辱国于日本的军事原因。

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的总吨位之比为5：5：3：1.75：1.75。这表明以海军实力确定大国标志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国际游戏规则开始确立，在太平洋上，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具有5：1.75的绝对优势。这对以侵略他国扩张版图为国策的日本构成巨大障碍，加剧了美日之间的矛盾。

二战太平洋战区基本的作战模式是海军开道，陆军跟进，迅速促使政治、外交和经济版图色变。通过“马来海战”，日军动用西贡陆基航空兵击退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为首的z舰队，有效掩护了马来半岛登陆作战。在东南亚扩张中，日本的制海权由太平洋拓展到印度洋上，在缅甸作战中，海军充当了运输队的作用，将日军第56师团由海路运至仰光登陆，出其不意地攻入中国远征军后方，导致了中国远征军的全面崩溃，形成缅甸新局势。可见陆上战局的开拓和胜负，基础是制海权的掌控。

二战的太平洋战场制海权的争夺和海军作战是关键。日本因偷袭珍珠港而一时占据上风，但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成了战争转折点。在战术特点方面，海军航空兵成为争夺制海权的主要手段，舰对舰抗衡已迅速让位于空对海攻击。海军支撑陆上作战是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常规模式。

二战结束后，太平洋上“星条旗”取代了“米字旗”和“太阳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海危机都和美国制海权的绝对优势有关。例如，“仁川登陆”以及对美国陆上作战的支援，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美国制海权优势对大陆台湾长期分裂的格局影响等等。此外，还有美国对越南迅速和长期的干涉。

粗略梳理一下300多年来太平洋上几次重要的政治军事格局形成和演变事例，基本可以归纳出几个重要规律：（1）太平洋海域一直是反映世界海权强国的窗口，谁是世界海军老大，谁就在太平洋上耀武扬威，不论最初的西班牙、荷兰还是后来的英国、日本和美国。（2）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各种经济性因素，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原因，如20世纪冷战时期。（3）在重大利益发生冲突时，军事对抗很难避免。（4）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冲突中，海军是决定性主角。没有强大的海军，在军事抗衡时，注定要处于绝对弱势和不利。（5）在飞行器问世后，海上空中打击是获得制海权的主要战术手段。（6）鉴于上述五个因素，海军在和平时期解决争端时，具有了可评估的威慑作用，并决定性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格局。

二、当前两大潜在军事结盟趋向以及“同而不盟”的和平威慑作用

当前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美日、美韩、美菲和美澳军事同盟是冷战时代的遗留物，现在功能已转向对付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除此之外，还存在两个潜在的军事同盟趋向：一个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背景的中俄军事结盟趋向，一个是美、日、韩、澳、菲、印、新、越等海上军事结盟趋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军事结盟趋向仅仅是初露端倪、若隐若现的雏形而已，或者有明显的趋势而已。目前处于“同而不盟”状态。

两大军事结盟趋向的各方都以此作为威慑对方的重要筹码，以独特的“同而不盟”的状态对峙着，双方都各自定期举行各种规模的军兵种联合军演。这种威慑本质上是外交语言和外交表态方式。有时是针对热点问题，有时是表达基本底线，有时是表达介入程度，有时是针对性的试探，有战略性的，也有战术性的。

松散的“同而不盟”比结成牢固确定的军事同盟益处要多。后者将敌对关系确定化，大大压缩了回旋余地，下一步就必须直接为战争做准备了，缓和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事实证明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根本打不起来，那么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心力上的浪费是巨大的。“同而不盟”比起确定的军事同盟显得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同而不盟”可防止潜在敌对关系升级为现实的敌对关系，从而将敌方确定化；“同而不盟”是和平诚意的有力表达方式，表明己方并不想选择战争解决问题，只是不得已的防范而已；“同而不盟”又是遏制潜在对手的强大威慑手段，具有防止对方神经过敏地误判形势而反应过激，具有阻止对方不走向明确对抗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把对抗和冲突控制在较低程度内。

中俄定期化的军演在暗示美国，别逼人太甚，因为中俄还有结成强大的军事同盟的选择。美国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甚至同越南进行海上军演，也在暗示和警告中国在对抗方面不要走得太远，否则后面还有以美国为首的海上军事同盟这一重手。

以上说明经过一次、二次大战和冷战后，人们发现确定的军事同盟无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虽表面增加了安全系数，但同时也因增强了“底气”、态度强化、不易妥协而更容易走向战争。另一方面，传统结盟政策确有增强力量的现实效应，于是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就是“同而不盟”。这表明21世纪国际社会里，外交与军事相辅佐的日臻成熟和对同盟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远大于使用

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各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常规军事武器的时代。但是，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运动迅速在经济领域展开，潜在敌对势力之间军事外交对立，经济却高度融合，高度相互依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具有对军事、外交对抗的弱化作用。

所以，正常情况下，有核国家之间很难发生大规模决一胜负的战争。倒是无核国家之间的好战性大大强于有核国家。比如朝韩、中东国家、无核时的印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拥有核武器后，反而没打过一场战争；而在两国没成为有核国家之前，先后爆发过三次战争。

这一现象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核武器有遏制战争的作用；另一方面，一旦有核国家双方下了战争决心，战争规模很难停留在常规阶段。尤其是常规军事力量较弱、在常规战场严重失利的一方，可能会很快将战争升级为核战争。2002年印巴冲突时，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派人递信给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警告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别指望和巴基斯坦打一场常规战争。弱势的巴方在常规战争还没开始前，就首先发出了核威胁。俄罗斯在北约东扩进逼时，曾恼羞成怒地扬言，必要时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2010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布《核态势报告》，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数年前，美国也曾扬言在常规战争惨败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

由于核战争与常规战争的距离近在咫尺，有核国家打常规战争的欲望大大小于无核国家。核武器对常规战争的爆发也具有极大制约作用，这使常规军事力量也更多地具备了威慑作用，不便轻易使用。由于科学技术日益先进，常规军事力量对抗也是可以预先准确评估的，这种评估结果同样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选择。

四、不可避免的太平洋地区军备竞赛及困境

可评估的常规军事力量影响各国对外政策和交往，各国必然加强国防军力，尤其关系长期紧张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必然会进入军备竞赛状态。实际上，自1999年以来，李登辉、陈水扁公开宣布搞“台独”，就吹响了东亚太平洋地区军备竞赛的第一声号角。搞“台独”必预先进行军事评估，台湾从大陆大量进口苏27、现代级驱逐舰做出判断，大陆意识到没有掌控台湾海峡制空权，也就等于没有了制海权。当时台湾空军占居优势，如果美军介入，大陆在制空权和制海权更处于绝对劣势。由台湾大选，大陆导弹威慑，美军派遣两支航母舰队对大陆进行威慑警告而引发的“台海危机”，刺激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提前，且全面、快速地启动。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性质由“内向型经济”变为“外向型经济”，中国由传统农耕国家变成现代海洋国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涉及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问题。中国远洋防御能力远远落后的事实凸现了出来，建设强大海军的这一正当合理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海军现代化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火车头”。

中国海军急速现代化引起了太平洋军事力量旧有格局的动荡，一些潜在对手和非敌非友关系和与我们有边界争端的国家变得敏感起来。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台湾地区，甚至澳大利亚的神经不同程度地被牵动起来。以美国、日本为例，对中国的原有海上军事优势正在失衡，必然和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也间接地感到紧张。然而，中国并不会因这些国家的猜忌和神经过敏而放弃合理和必需的国防和海军现代化建设，而美国、日本也不会甘心原有平衡被打破。这种紧张对峙局面会长期化，军备竞赛局面也会长期化，中国与美日海权战略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化。

目前，各国军备竞赛刚刚起步，还未与国民经济建设发生严重冲突。但长期看，军备竞赛若不加节制，迟早会严重妨碍经济发展。当大家都感到吃不消的时候，各主要方就会坐下来进行限制军备竞赛的谈判，达成诸如“华盛顿海军协定”之类的暂时妥协。

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军备竞赛的结果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用比喻来说明：原来一日三餐情况下，对手和自己都是一杆枪；现在一日两餐，少吃一顿饭，增加了一杆枪，取得二比一优势。第二种情况是对手在刺激下也增加了一杆枪，二比二，还是均势，自己却少了一顿餐。第三种情况是对手增加了两杆枪以上，自己饿一顿肚子失去均势，反而处于劣势。比如，我们建造一艘航母，结果美国、日本、印度各造一艘，一艘引出三艘。海军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周边国家军备情况，要运用各种手段避免陷入第三种情况。现在美、日、印有海上军事结盟的模样，故中国似有陷入这种“安全困境”的可能。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日关系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过去中国不存在“海上生命线”问题，现在迈入海洋国家行列后，中日两国的“海上生命线”重叠一致。谁能够完全维护自己的海上生命线，也就同时意味着对对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除非两国关系长期友好，一旦敌对，在太平洋至印度洋就构成了有你没我的零和关系，这一现象将是触发两国展开海军竞赛的重要原因。

五、太平洋海上形势紧张的三大背景

中国南海、东太平洋地区海上紧张局面基本由三大背景因素导致。首先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心向边缘地带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历史上，强国的崛起往往发生在远离地缘政治中心的地带，这似乎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文明的中心也不止一次向边缘地带转移。在古代希腊文明圈内，原来长期在争霸舞台上表演的主要角色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在它们长期争雄混战中，地处北部边缘的马其顿帝国悄悄崛起，最后出来收拾局面，统一了全希腊，把希腊文明的强盛推向了顶点。之后，海上霸权迦太基在地中海边缘的北非一隅发育，罗马帝国曙光在希腊文明的边缘破晓，不列颠帝国在欧洲大陆边缘蛮荒之地英伦三岛崛起，美国在远离世界中心欧洲的边缘拉丁美洲发展壮大。中国历史也有类似现象，秦帝国相对中原齐、鲁等华夏正朔，起源西陲边缘西戎之地，以后好几个统一王朝都发迹于中原地区边缘的关中地区。21世纪是欧洲文明视为边缘地带的“远东地区”的历史性崛起，号称“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各种世界性矛盾也必将随之带入亚太地区，并且将诱发原来旧有矛盾。

第二个大背景是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亚洲大国中国，由传统“内向型经济”转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的现代海洋大国。中国历史性地转身来到了海上，并把自己的国防安全也带到了海上。国防军事建设及武器装备不得不重点考虑海上作战需要，从而打破了太平洋海上军事力量原有的平衡。而历史经验已解释，海上军事力量才是决定太平洋事务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个大背景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性调整。因为中国历史性地来到了海上，美国才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以后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将主要围绕太平洋地区展开，且主要对付潜在对手中国。

鉴于上述三大背景，加之传统海疆、领海主权、海洋资源争端等，长远观之，南海、东海很可能成为两口沸腾的“大锅”。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处于日益强大崛起与传统领海主权被周边小国侵占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中和战略焦虑中，而每当中国试图改变这种不对称时，就被外界的潜在敌意认为是“威胁”和“扩张”，这是当前和将来中外海洋争端的实质所在。

以越南侵占开发的南沙油田为例，如果当年南海舰队有一艘航母服役，越南就不会侵占和开发南沙油田，因为风险评估总是把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当年越南侵占南沙诸岛行为是建立在中国战斗机、轰炸机无空中加油技术和没有航空母舰基础上。现在中国军力投送能力两项空白都解决了，原有的平衡打破了，越方惶惶不安，中方跃跃欲试是很自然的。双方关系紧张也是必然的，这是均势格局中“再平衡”规律在起作用。

六、中国海权战略三大任务

中国海权战略任重而道远，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传统的防止强敌从海上对本土的入侵。以美国为对手，常规海上力量是难以阻止这种入侵的，本土安全主要依赖核威慑和强大陆上军事力量。二是捍卫传统领海主权、收复被外国侵占的领海岛屿如南沙群岛、钓鱼岛等，扫清家门口各种历史遗留障碍的任务。三是要具备战时能够保障国家“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安全的能力，这是成为现代海洋国家后新增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而第三个战略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威慑能力包括以下六点：（1）阻止或袭扰美日海军南下增援台湾的能力；（2）威胁日本本土与切断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能力；（3）在越南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的能力；（4）对印度能够实施海陆夹击的能力；（5）在菲律宾海岸线任意一点登陆的能力；（6）切断澳大利亚“海上生命线”的能力。

上述能力，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顺利展开和平外交的可靠保障。从长远看，中国海军要追求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具有向太平洋沿岸任意一点投送军力的能力。唯有具备这种能力，才可能在太平洋地区有真正的话语权。当然，具备这种能力和怎样使用这种能力以及真正兑现这种能力是三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七、中美太平洋对峙格局分析

中美海上军事对峙是按以下逻辑展开的：上世纪90年代“台独”的出现和美国的强硬军事威胁，促成中国海军建设提前、快速、全面地启动。反过来，中国海军建设启动刺激了美国的高度紧张，导致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再反过来，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又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防现代化和远洋海军现代化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中美、中日政治不信任导致各方不可避免地掉人传统的“安全困境”，进而再跌人“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与迦太基隔地中海对峙有点类似现在中美隔着太平洋对峙。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因是迦太基攻取两国势力范围交界的挨布罗河南岸自治城市萨干坦，该城属于罗马势力范围。同样，虽然“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发展”，事实上，要收复领海岛屿如台湾、南沙群岛、钓鱼岛有较大风险。现在的台湾、越南、日本和菲律宾都有成为美国的“萨干坦”的可能。美国为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在中国对任何一个具体目标第一次出手时，采取激烈的回应。即当年罗马帝国对萨干坦被占后的反应，哪怕没有同盟关系。这点可从当年前苏联要对中国实施核攻击时试探美国的态度，美国却将核导弹对准苏联的历史中得到验证；而那时中美尚处敌对状态。

美国目前虽有所谓“C型包围”模样，但从对“台独”、“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危机”事件的态度来判断，暂时没有按照“我们必须在衰退前进行战斗”的“机会性战争窗口”逻辑行事，暂时没有发动一场旨在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预防性战争”的决心。原因有四：（1）中国并没有挑战它的核心利益；（2）也不愿冒同中国打一场核战争的风险；（3）一定程度顾忌在华巨大经济利益；（4）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拼凑对付中国的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为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盟友不要挑衅中国。美国当前在亚太进行军事部署的性质是：为万一将来开战，占据有利的前沿阵地，并用这种有利的战略前沿部署来制止中国使用武力。它既是战略态势层面的遏制，又是心理层面的威慑，也是未来可能的作战层面的前沿部署。

将来，美国会视亚太局势紧张与否，向认为受到中国威胁的一些国家提供针对中国的飞机、军舰、雷达等军事装备，并把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装备作为同中国打交道的重要筹码。特别要指出的是：不要过度相信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对战争的抑制作用。把人的四肢打残了再装假肢且定期更换，照样赚钱并能收回弄残时的成本。战败的德国、日本不就是让美国赚得钵满盆满？

八、中俄在太平洋上之联手

中俄两国在对待日本战后问题上基本一致，两国合作都追求对等关系，极力避免主从关系。由于美国与中俄保持较密切的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对中俄军事合作有离间的效果。中美密切的经济关系、一定程度的军事交往和其它领域的合作，都让俄罗斯对中国存有相当的戒心。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几次妥协，也使中国对与俄罗斯合作的可靠程度产生一定怀疑。俄罗斯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的同时，也向印度、越南出售先进武器，武器品种有时比提供给中国的更加先进。

今年3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与我国有南海领土纠纷的越南，表示俄罗斯将帮助越南建立潜艇舰队。越南是俄制武器和军事设备的最大进口国，且进口范围十分广泛，从苏-30MK2战机到“萤火虫”级巡逻艇、“基洛”级潜艇、“猎豹”护卫舰。发军火财当然是俄罗斯的一种商业考虑，但也有盟友间互相提防、制约的战略企图，其中不乏含有对中国的威胁性提醒：我可以同印度或越南构成南北呼应态势。这是当年俾斯麦同俄国结盟的同时，又与俄国的巴尔干宿敌奥匈帝国也结盟的手法，以牵制和防止同盟关系的中国拿俄国一把。

俄罗斯基本上是陆权大国，且幅员广阔、资源丰厚。它缺乏向海上发展军事力量的动力，不过，在远东地区依靠强大的陆基制空权可部分影响近海区域的制海权。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俄军事合作，都属于双方对付美国的重要威慑筹码，但离真正的军事同盟还有相当的距离。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在太平洋上海权战略的合作能够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对两国进逼的程度。慑于过去中苏“蜜月”给美国和西方带来的压力，美国也尽量不刺激两国结成真正的军事同盟，更会提防俄罗斯发展强大的海军，并进入太平洋与中国合作。

今年3月11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说：“国防部决定在地中海部署战役兵团，届时俄罗斯海军舰队在该地区执行任务将实现常态化。”3月17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奇尔科夫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俄海军在必要时将考虑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部署常态化战役兵团。”3月28日。普京突然启动黑海地区陆海空大规模演习。5月份，俄罗斯海军司令又重申在地中海部署舰队，并规定了时间表。

上述情形表明，即使俄罗斯有意拓展海军活动范围，主要方向还是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未来在太平洋地区，俄罗斯海军不会投入太多力量，加之俄罗斯对中国固有的戒心，中国主要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与该地区的对手们周旋。

九、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萨干坦盲点”？

从历史教训看，未来中美之间的战争冲突与其说会发生在双方明确之处，不如说更容易发生在那些不明确之处，即“萨干坦盲点”。决定罗马和迦太基命运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是萨干坦城被迦太基攻占。从地缘政治看，萨贡托对迦太基来说是扩张的前进基地，对罗马而言是遏制迦太基扩张的“桥头堡”。尽管罗马没有同萨干坦签订正式的同盟条约，但却被罗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重点。迦太基却误判或出于侥幸，想利用非同盟关系而拿下萨干坦，以为罗马不会为没有同盟义务的小小萨干坦而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根据阿比安的记载，汉尼拔迟早要同罗马开战，但他不是采取直接击败罗马，然后瓜熟蒂落地拿下罗马势力范围的遗产，而是选择与罗马没有结盟的萨干坦下手。可见汉尼拔的战略是采取逐渐蚕食的策略，而非一开始即与罗马死拼。后因罗马匆忙卷入战争，事态急转而下，汉尼拔只能放弃逐步蚕食，率军直奔罗马本土去了。

罗马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并不等于当初的应对不存在失误。罗马既不卷入战争、也不让迦太基攻打萨干坦是有可能做到的，至少和平局面能够延长一段时间。罗马的失误在于过分自信，以为第一次布匿战争胜利的余威足以阻止迦太基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没有明确同萨干坦正式的同盟关系。迦太基的失误在于：战前没有判准即使没有同盟关系罗马也会全力以赴投入一场全面战争，等明确意识到了这点，迦太基已收不回射出去的箭了。如果罗马与萨干坦明确了正式同盟关系，和平局面的维持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所以，决定罗马和迦太基命运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在双方不明确处爆发的。

历史上在不明确之处爆发战争的现象有很多。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是“萨干坦盲点”的现代翻版。战前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未作认真全面评估，又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公开申明“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导致了前苏联和北朝鲜作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决策。直到战争爆发，美国才对朝鲜半岛在全球格局中战略价值做了仔细评估，“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不能放弃朝鲜半岛，遂以“联合国军名义”卷入战争。

关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是否出兵的判断，美国失误在于没有看准中朝当时虽没有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条约，但中国却把越过“三八线”视作不能接受的严重威胁。而中国通过中间人印度传话方式不足以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反以为是中国在虚张声势而已。事后看，如果在美军“仁川登陆”刚成功、朝鲜军队全线崩溃之际，中国立即与朝鲜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之后再表明对越过“三八线”的立场，那么，“联合国军”极有可能不敢越过“三八线”，因为条约是有约束力的，可彻底打消美国的侥幸心理。所以，中国的参战多半也是双方态度都不明确所致。

因此，朝鲜战争是一场美国的不明确导致了对手不明确的战争，是双方事先都以为明确、随后发现都不明确的战争。如果事先双方真正做到了态度明确，这场战争未必不可避免。

借鉴历史的教训，那些有着明确同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将来未必是引发中美剧烈冲突的导火索。反倒是没有同盟关系国家和地区，却在国家安全方面属于萨干坦性质的不明确的“必争之地”，最易引发预想不到的冲突。例如，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中朝明确的同盟关系，尽管朝鲜半岛上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半个世纪，毕竟战火没有再起。抗美援越时，因为中国和北越有着明确的同盟关系，美国始终没有发动越过十七度线的地面入侵。相反，在老挝、柬埔寨这些双方政策都不明确的地方引发了新的冲突。此外，当年美苏对抗格局中，明确分属于北约、华约的国家基本安然无恙，而在安哥拉、中东、阿富汗双方战略意图不明确的地方展开了对抗。由此可见，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引发的灾难性悲剧，双方都应消除敏感地方的模棱两可，变模糊为清晰，以防陷入“萨干坦盲点”。

结语

就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而言，中国海军现代化仍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威慑为主，中国海军作为对付周边的重要外交辅助性工具，配合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防止海洋诸方向各种争端进一步恶化，维护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以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海军要不断拓展远洋投送能力，以增强远洋任务的执行能力。

从长期看，目前太平洋地区的格局尚在酝酿过程中。和平因素和战争因素并存，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与和平建构主义思维都很强势。对峙双方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都不同程度陷入矛盾和困惑之中。崛起的亚洲似乎已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让一百多年前欧洲的历史在亚洲重新演绎一遍？还是突破历史巢窟避开欧洲已经趟过的浑水？二十一世纪的亚太是回归传统？还是毅然创新？目前尚无答案。

前面的论述是被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思维的尽头，前途茫然。也许，在商业理性的惯性作用下，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最终结出“欧盟”的果实，将欧洲带出千年战争冲突陷阱这一事实，会给今天的亚洲以启示。在各国致力于亚太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各方用协作共享意识淡化主权意识，并以欧盟的形成为参照，在地区性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地区性统一的全球化过程中，让传统的海权对抗思维走进历史博物馆，让亚太与战争渐行渐远。

（作者简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201701）

收稿日期：2014年2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