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志，柳贺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工生活研究

刘宗志，柳贺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民国时期，焦作地区的煤矿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矿工的数量也随之扩大。但是，矿工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工资微薄并且社会地位低下。焦作煤矿工人的这种痛苦生活，是引发他们强烈革命性的一种主要原因。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工人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业的发展是整个煤炭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某种程度上而言，该时期的焦作煤矿业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丰硕成果。尤其是有关煤矿工人运动史和煤矿通史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这些成果为后人从事煤矿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总体看来，关于民国时期煤矿工人生活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对矿工的研究还局限在单纯的阶级分析层面。因此,我们选择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工生活进行剖析，希望可以使我们对原本模糊的矿工群体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希望能够有助于深化河南煤矿史这一研究。

焦作地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采煤业一直是当地人民的传统职业。焦作煤矿资源的规模化开采始于1906年的英商福公司，随着焦作近代煤矿业的产生和发展，焦作煤矿工人队伍逐渐形成规模，下面将结合相关资料对民国时期焦作的矿工生活进行解读，以此还原其生活的原本面貌。

一、矿工的来源及其数量

要想了解矿工的来源，首先需要分析矿工的构成。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的矿工主要分为里工和外工两种。其中，“里工主要包括机工、井工、选煤工、土木工及杂工五类和坑内把头……。外工之最多者为井工及选煤工，多属临时雇用性质，任务比较繁重”[1]66。里工是技术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唐山、天津一带；外工多是下窑挖煤和搬运的煤矿工人，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更为繁重，危险性也更大，大多是由本地和道清铁路沿线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民国时期焦作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和战争，使得当地农民在农闲时期依靠挖煤谋生。以中原公司2、4号井为例，“工人近六千人，大多是修武、武陟、浚县人”[5]96。由于煤矿工作的繁重，矿工大多都是以身强体壮的中青年男性为主，“30年代初期对5万名矿工的某项调查表明，17～25岁者占25%，26～35岁者占38%，36～45岁者占25%”[2]219。

随着焦作煤矿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矿工数量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焦作福公司为例，“二十世纪初，英国福公司在焦作开1、2、3号井，建立‘旱煤盛’厂时，雇佣工人约3 000名。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工人总数已达到8 400名，占当时全国外贸厂矿工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七。再如，1914年8月由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工人约4 000名。1915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组为福中总公司时，双方保持原有人数。1924年，福中总公司产量达162万多吨，居当时全国的第3位，工人约11 000名。1934年，蒋介石派翁文撷、孙越崎来焦作整理矿务，缩小编制，裁减冗员，1935年工人减少为8 927人……。1940年11月，焦作煤矿矿业所成立，到1943年2月共有工人11 819人，职员622人，矿警队905人”[3]424。民国时期焦作矿工约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焦作煤矿1904—1947工人约数表

注：“—”表示1929年英福公司停产。

资料来源：《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第108页。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要排除为数不少的土窑小矿煤矿工人。民国时期焦作煤矿大多依靠附近的农民，与此同时也扩充了焦作的无产阶级队伍。如此数量庞大且集中的矿工群体对焦作的工人运动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矿工的劳动状况

(一)劳动条件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工人的生产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清早有人下井去，不知夜晚归不归”[4]，反应了煤矿工人对当时落后生产条件的恐惧。

民国时期的焦作煤矿土窑一般采用“高落式”采煤法，也就是说，先在厚煤层的底部回采，然后用长把工具向上捅，使煤塌落。这种采煤方式资源回收率较低，并且安全系数也不高。土窑井下运输全部依靠人力维持。提升靠人工绞辘辘的方式，一二百斤重的煤筐，靠人工从一百多米深的井下绞到地面。当时在焦作矿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女人怕生孩，男人怕绞窑，生孩是一会儿，绞窑累断腰”，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煤矿工人的苦累。

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先后在焦作开凿矿井以后，焦作煤矿的机械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进入到机器作业阶段，采煤方法以“房柱式”为主，即在煤层底部沿走向作大巷及顺槽，沿倾斜做上下山，每两个顺槽和上下山之间留约30公尺大小的煤柱，待达到预定边界后，再回头采预留之煤柱，这种采煤方法使煤炭的回收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较之“高落式”也更加安全。大井的井下常用木头作支护以防止塌陷，但矿方为了降低成本，时常在工作区域减少支护的数量，由此而来的结果便无法有效控制顶板，并且非常危险。“一个高落回采点的空顶面积，一般在几百平方米以上，有时竟达一千多平方米，工人们要钻到毫无支架的瓮城里装煤，经常有冒顶伤人的事故发生。”[5]346大井的井下运输方式和土窑相比有所改善，主要有拉筐和推车两种，据史料记载和老工人回忆，当时从事拉筐和抬筐的大多都是童工。他们在井下拉筐时，遇到坡度大、巷道低的地方，挪一步都要出一身汗。煤筐拉(抬)至大巷后，可以利用轨道将煤推至井底，然后利用卷扬机提升到井上。利用轨道和机器运输减轻矿工的体力消耗，即便如此井下运输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闰高尊老先生回忆说:“当时挖煤的挖的时间很长，睡得少，在下面挖煤，活又重，又干那么长时间的活，弄不好就出事。”[6]33

焦作煤矿从1902年开始使用电力照明，然而仅仅井下运输大巷内安装了电灯，巷道内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固定照明设施，在井底通风条件较好的大巷里，工人使用的是灯光昏暗的油灯和电石灯。日本侵占焦作煤矿期间，工人更多地使用以棉籽油为燃料的油灯。煤炭工人长期呆在昏暗的井下很容易患眼疾，而且明火明电的作业模式，特别容易造成火灾并引发矿难。

井下的通风条件也比较差，薛毅在其《焦作煤矿史》中这样介绍：“井下通风特别差，巷道里的空气夹杂着煤尘，炮烟，水气，硫磺气以及霉湿的臭气。采煤工作点空气通风质量差，矿工们浑身脱得精光干活，还闷热的难以支持，矿工们都随身带一块薄竹板或木板，是专门用来刮身上出的汗的。”[7]67通风不佳造成的温度上升，导致工人容易烦躁，对煤矿工人影响很大。日军侵占焦作后，“所属数十多小窑，均无通风设备，凭心井为当时的主要生产矿井，共有十个出煤小立井，全靠自然通风。五个立井为进风井，四个为出风井。1943年才增添了马力风扇一台。各井风量严重不足，在高压政策威逼下，矿工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生产，生命毫无保障”[3]67。

这样的劳动条件不仅有损矿工的身体健康，并且还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当时，瓦斯爆炸、冒顶以及窒息等诸多事故经常发生。在24号井，一次就发现五百多具矿工骸骨。据1931年统计，刚愈万名矿工的中原公司，单在这一年就伤亡2 742人，平均三四个矿工中就有一人伤亡”[1]67。

(二)劳动时间

马克思说：“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内变动的。”[7]442资本家为了节省资本，轻易不愿更新技术设备，而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做法。所以，资本家极力要求工人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于是加班加点便成为了家常便饭。

薛毅在《焦作煤矿史》中曾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焦作煤矿，虽然名义上按规定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但是由于包工制的实行，矿方可以随意延长工作时间，所以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八个小时，并且周末没有休息。下大井比土窑的情况略好一些，每天分三班或者两班。而土窑实行24小时制，做一休一。土窑工人下井都要完成一定的定量，因此有做不满工作量的工人两三天不能上井，下井时背上背着一个筐，里面放着几个棒子面馍，吃住都在井下。民国时期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亲历者穆祥顺回忆:“说起焦作矿工生活，真是一字一泪，令人心酸。外国资本家爱的是钱，从来不把工人当成人，每天逼迫工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做10～12小时以上的苦力，工人疲劳不堪。”[5]349

在抗日战争焦作沦陷期间，煤矿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严重的延长为12小时的大班制[1]162。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焦作炭矿矿业所很少修造工房，矿工的居住地大多离矿井较远，上下班的路途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矿工们又没有计时用具，因害怕迟到受罚，还要提前去井口候班。这样，矿工从家准备、走路、候班以及工作的时间总共需要十五六个小时，最长的竟达20个小时。更有甚者，不少矿工因工资低、家里人口多，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打连班，连续几天不上井。

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驱使矿工依靠笨重的体力劳动进行生产，残酷的压榨煤矿工人，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过长的劳动时间不仅使广大矿工身体透支，疲惫不堪，并且矿工疲劳作业也导致矿难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加，严重威胁矿工的生命安全。因此，民国时期的矿工一直为实现《矿场法》所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做斗争。

三、矿工的管理体系

民国时期的焦作煤矿以包工制度为主要的管理方式。包工制即由包工头将当地穷苦农民组织起来，提供给煤矿当局为矿工，一般由包工者对矿工实行直接管理，工资也由包工者支付，煤矿当局与这部分工人并无直接雇佣关系。

民国时期，各式各样的包工制盛行于各大矿区，而焦作煤矿采取的多是大包和二包的包工制形式。“大包当时又叫包工大柜，负责人均系地方上有一定活动能力的资本家和豪绅。他们关系多，权势大，不但与地方官和煤矿公司的权威人士有勾结，并且大包之间有利益均沾的密切横向关系。几个大包当时同时存在，分别承包福公司和中原公司的工程。至于生产人员均由大包临时招收组织，无一定数量，劳动时间也不固定，有工程时可连续使用，无工程时随时裁减。劳动力雇佣多少，工种，工资等事宜由包工大柜决定，公司概不过问，只按合同要求，到时验收工程。二包工直接向大包承包分项工程，他们多是大包的至亲好友，这些人有势可依，本人又略懂一些工程技术，指挥和控制承包部分工程。如大包向福公司承包某项采煤工程时，二包可以承包一个或几个煤洞，直接向大包负责，完成承包任务。二包只准备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如筐，镐，锹等，根据生产地区的条件，雇佣人员进行生产。至于工人的工资福利，伤残病亡等，均执行大包制定制度”[3]426。在实际管理中，“工厂管理分三个等级统治工人，每十人左右就有一个工头。工头上面有监工，监工上面有老板(二包或大包)。压迫工人最凶的是监工和老板，工人恨之入骨，他们任意打骂工人”[5]14。包工的行为也非常恶劣，“包工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每班还设置一二名监工，巡回监督工人生产。监工可以随意打骂工人，甚至解雇工人，对于此种行为工人最为痛恨，说监工是资方的得力帮凶”[3]427。因此矿工和包工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1934年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斗争纲领上就明确提出过反对老板监工工头打骂工人的条款。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上的包工者寄生在矿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煤矿工人的直接管理者和监督者，他们以资本家作为自身靠山，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包工往往无限制的增加矿工们的劳动强度。“在工作时间上，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八小时工作速率上增加，工人在井下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一停工，工头的棍就打下来了。工人上了井，就同死了一样，走路的气力都没有”[5]133。在如此超强度劳动下，工人伤亡事故不断发生。而作为势力强大的地方豪绅，即使矿工因工受伤甚至死亡，也可以与当地官府、帮会相勾结，把此类伤亡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广大矿工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换取的工资还要受到克扣。“这微薄的工资，还要经过监工、把头明的九五扣，暗的是三七扣，大的扣了二的扣，翻来覆去到不了矿工的手。”[1]68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包工与矿方找到了利益的共同点:矿方可以借此推卸劳工的管理责任；而包工则可以通过高压的方式，对矿工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和剥削。

四、矿工的生存状况

(一)工资待遇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工的工资非常低，以1931年《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列举的里工工资为例，“工人工资：6～9元共598人；10～14元共256人；15～19元共132人；20～24元共64人；25～30元共33人；而31～55元总共才26人”[5]93。再经过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到达矿工手中的所剩无几。而当时的米价每担约12元，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许多工人经常十天半月不上井。同时矿区有很多童工，这些童工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过早的出来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成年人几乎一样，但工资却不及成年工人的一半[6]41。这个工资水平在日本侵占焦作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日军占领焦作后，“将里工工资分为四等：一等月薪33元(伪币、下同)，二等月薪30元，三等月薪24元，四等月薪18元(日占时期焦作的粮食每斗4元)。而外工都是临时工，从事最苦最累的采掘工作，按日计资，多干多得，工资标准很不稳定。由于物价飞涨，煤矿工人的微薄工资越来越难以养家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每月定量配给工人发霉的豆皮、橡子面，扣除工资”[1]163-164。

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焦作煤矿，“在其统治约两年的时间里，货币多变、物价飞涨，煤矿工人的生活更加贫困，如里工的日资标准一开始为：一等0.42元、二等0.40元、三等0.38元、四等0.36元。1947年1月，中福公司接手煤矿后，为里工一等日资5 500元、二等3 800元、三等3 000元、四等2 200元。由于物价飞涨，1948年1月和4月两次调薪，工资在80万元以下者增加120%；80～100万增加110%；100万以上者增加一倍(1948年5月物价：麦子每市斤37 400元；食用油每市斤300 000元；食盐每市斤120 000元，由于当时国民党经济崩溃，物价一日三涨，煤矿工人难以度日)”[3]432。然而，“工人目前最大的痛苦体现在：不能按期领工资，以前五天一发，现在二十天或一月还不发，甚至一月只发十天或半月，其余拖欠”[5]96。另外，罚、扣工资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二)日常生活和福利

食宿问题也是煤矿工人生活的一个难题。焦作矿区为工人修建工房，工房的条件很差，工人有家眷的大多租赁民房安身，虽然矿区的工房数量少，卫生不好且拥挤不堪，但因为价格便宜，离矿区较近，仍然是煤矿工人住房的首选，有些收入微薄的外工住不到工房，又没有钱租赁房子，只能住在窑洞里或者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子里[3]631。

由于工资微薄，矿工的生活水平很差。以1931年中原煤矿公司工人生活调查为例，其中收入较高的1 109名里工：“能维持生活者981人，仅可维持生活者128人；工人食料，以玉籽为大宗，麦子次之。”[5]95因为买不起菜，大多以萝卜佐食，还有人为省钱养家糊口，常常捡别人扔掉的菜叶子吃。下面的歌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焦作矿工困苦的生活状况：“矿工虽有身，下井就没魂。穿的补丁衣，好似原始人。窝头烂咸菜，肠子空半根。”[8]57

由于矿工们生活极其困苦，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妇女们都不愿嫁给矿工，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有女不嫁张木光(矿工居住的一个地方)，一年四季守空房，大年初一见个面，染个污嘴黑珂瑯。所以很多矿工都是光棍，尤其是那些远道而来的工人。

焦作煤矿工人几乎没有卫生和安全保障，由于矿工们常处于饱含煤灰、温度不调的空气中，他们的健康状况非常差，很容易染上肺病及贫血之类的职业病。中福公司时期，焦作矿区还有三处“职工医院”，共有七八十张病床，七八十个医务人员，可在日寇统治时期，偌大的焦作煤矿仅在王封、李封两矿之间设有两个医疗站。不少工人因病后得不到治疗而造成残废，有的还失去了生命。

矿难发生后矿工的抚恤也非常低，例如：中原煤矿公司工程科办事规则第五章规定“……工人因工受伤住院者，均供给伙食免收一切医药费用，里工仍照给工资，凡工人因公受伤以致毙命者由该股或医院通知大队部招其家主当场检验后呈报工程科依章发抚恤金百元”[3]56。但是即使如此之低标准也未按政策实行，因公丧生的矿工，“通常就发36元恤金”[3]251。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降低甚至取消抚恤标准的行为，引起矿工们的强烈反抗。

焦作矿方设有学校十余所，办学的资金由矿方承担，例如福中矿务大学、福中中学等，都是由中原公司、福公司两家公司供给经费，附近的农村和工人子弟满足条件者都可以入学就读，但是普通矿工工资仅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能够入学受教育者很少。

(三)精神生活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难发生频繁，广大矿工对矿难的预防、处置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通过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因此矿工中迷信盛行，据闰高尊先生回忆说:“矿上死人很正常，很多时候大家都感觉事故这事按个人运气；碰上瓦斯爆炸，冒顶透水了，算他倒霉，点儿背；也有人一辈子也碰不上，这人命好，运气好，赚了。”[6]41因此在民国时期，广大矿工把崇拜和自己有关的神灵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的工人多崇拜窑神，关于窑神是何方神圣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矿工称他为“老君爷”，“焦作矿区西部王封矿、李封矿附近有‘老君庙’、‘天爷庙’，东西部各个井口，均设有‘老君爷’神位”[9]14。但是关于为什么把“太上老君”当作窑神的解释各不相同，一种说法是因为太上老君使用以煤为燃料的火炉炼丹，而且太上老君道行又深。所以矿工把他尊为神。另一种说法是当地人民认为煤炭是“老君”所赐的礼物，所以崇拜“老君庙”。

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诠释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方与矿工对“窑神”的崇拜：“井口塌了压死十余人，工人都全体震怒，要求矿局改良设备，矿局经理们都去哭尸送灵，借口说这是老君爷见怪，于是强扣工人每一天的工钱去修庙，但很久不修，工人提出质问，然后修起。”[5]97焦作煤矿当局以“老君爷见怪”的作为愚弄矿工、解脱矿难责任的伎俩，广大矿工却对此深信不疑，对于扣工钱修老君庙没有丝毫抵制，只是矿方经久不修的情况下才发出质问，等矿方开始修葺老君庙，此事竟然就此作罢。由此可见矿工封建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崇拜“老君爷”之虔诚。民国时期的焦作矿方为了麻痹和控制广大矿工、逃避矿难等责任，常常用“老君爷作怪”为借口，驱使矿工继续为他们卖命。就连日本侵略者也“雕塑了大批‘老君爷’佛像，强迫矿工拿回家日夜供奉，祈祷平安，以此愚弄矿工”[9]14。

民国时期焦作的广大矿工由于思想保守封建，受迷信文化的影响深刻，认为自身的苦难命运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而采取漠然对待的态度，遇事只会祈祷神灵。这种浓厚的封建迷信心理，不仅使广大矿工淡漠了自身的安全防护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他们对苦难生活和不公平待遇的反抗精神。

(四)政治地位

焦作煤矿工人的政治地位低下。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自身的权益，焦作煤矿工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反帝大罢工，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消除“赤化”影响为借口，在全国煤矿区捕杀、开除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破坏煤矿工人运动，国民党及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限制、控制和镇压工人运动。例如，1934年9月，蒋介石委派翁文灏为“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12月，翁文灏到焦作煤矿后，就宣布派兵驻矿、解散职工联合会、停止矿工会活动、不得扰乱破坏和鼓动风潮、裁汰冗员、减低薪额等十项条例，并且规定“如敢故违，准予分别捕拿，严加惩处”[10]144-152。

抗日战争时期焦作煤矿沦落到日本的统治之下，煤矿变成了劳动集中营。工人进矿要“打手印”、“编号”，然后编入军事部的编制，而且工人的名称要用代码替代。在工人住的地方，“敌人深恐矿工与外界接触，起了‘化学变化’、而暴动起来，在矿区周围筑高墙架铁网”。工人下井上井有武装押运，劳动中日本监工、日伪特务和封建把头也对矿工进行严密的监视，他们若有反抗，轻者被打骂，重者直接被杀害，“像一匹牲口，跑不掉，死不了，只能不间昼夜的劳动”[7]448-449。

五、结 语

民国时期焦作煤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煤炭工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焦作矿方依靠矿工们低廉的劳动力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是附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重复着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由此得到的报酬却十分微薄。当时修武人秦梦麟曾控诉:“……工人本系穷苦小民，无所得食不得已而投身矿工，其终岁劳动，不惟工作倍于他项之职，而跌倾死亡，或朝不保夕。此等情状，故应优予体恤之不惶，何忍横加虐待而不顾。”[5]71中国煤矿工人的这种特殊痛苦的生活，造成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坚决革命性。

[1] 薛毅．焦作煤矿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895—1937)[M].丁长清，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3] 焦作矿务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煤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 陈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之间中国劳动运动[N]．向导周报，1926-05-01.

[5] 河南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6] 董佳康．民国时期焦作煤矿矿难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7] 薛世孝．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翟作正．中国歌遥集成·河南焦作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 焦作煤矿工运史编纂小组．焦作煤矿工运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10] 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责任编辑 曹琪]

TheStudyofJiaozuoCoalMiners’LifeduringtheRepublicanPeriod

LIUZong-zhi,LIUHe

(SchoolofHistor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Henan,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in Jiaozuo, the number of miners also increased greatly. However, due to their poor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work overload, meager wages and low social status, miners lived a miserable life, which gave rise to their strong revolutionary will.

the Republican period; Jiaozuo; coal miners

2014-06-18

刘宗志( 1974— ) , 男，河南南阳人, 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清代社会救济史研究。

E-mail：liuzzh@zzu.edu.cn

D669

：A

：1673-9779(2014)04-04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