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琪

一、逐臣、边疆与野史：滇史文本的三重边缘性

杨慎(1488-1568？)少有文名，二十四岁为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大议礼”之事上疏抗言，受廷杖之辱，谪戍云南永昌卫，四十年间数次求返不得，郁郁终老此地。*后人对杨慎生平的了解多依据《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此年谱为追随杨慎多年的简绍芳编著，对杨慎生平事迹有较为详细确切的记载。杨慎在生前身后享有“博雅”的声名，其著述之富，流传之广，为有明一代之冠。除经学音韵考释和通俗文学之外，杨氏著作有大量涉及西南边疆史地者，如《云南山川志》《滇南月节词》《滇中集》《滇候记》《雅州志》《云南通志》等，其中两部地方史《滇载记》和《南诏野史》尤为引人瞩目。

明中叶以降，私人修撰野史的风气大为盛行，时人所谓“明人野史，汗牛充栋”[1]；“野史之繁，未有多于今日者矣”[2](P4)。可以说，“好作私史”是明代史学之区别于前朝后世的重要特征。在数量庞大的明人野史著述中，杨慎《滇载记》和《南诏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两部地方史是杨慎以“名士窜滇”的罪臣身份在西南边疆戍所完成的，它们揭示的是一个“异例”——贬谪文人在帝国边疆的地域空间中，凭借“野史”这一边缘的书写文类，对中央/地方、正统/僭伪、华夏/夷狄的关系进行表述与想象，体现出地域空间、创作主体和叙事体例上的三重边缘性。

在这里首先要对本文所涉“边缘性”的三个面向稍作说明。首先是地域空间上的边疆，从帝国中心的角度来看，云南远在西南一角，明代此地行屯垦之策，为谪戍之所，它与东北边陲的宁古塔构成遥相呼应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