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永明

1978年10月3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指出：“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公报，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起点。

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两者是对立的、排斥的。最简单地说，人治就是权高于法，法服从人；法治就是法高于权，人服从法。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人的权力加以约束和制衡，使其服从法的意志。这种旨在排斥人治、实现法治的权力约束和制衡必须是体制性的、根本性的。就一国制度而言，最根本的依靠是科学民主的政体。也就是说，政体是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

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国体，政体服从国体。因为国体规定国家的性质，政体仅仅是服从国体的政权组织形式，两者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观点对政治法律建设有误导作用。

在西方宪法学中，只存在“政体”之说，不存在“国体”之说。如果一定要坚持国体概念，那么决定政权性质和治理性质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政体决定国体。因为，国体的规定是抽象的、原则的，这种抽象和原则的规定是不需要成本的，任何美丽动听的词句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