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康太

贺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是山西早期党、团组织的领导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革命的先驱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现柳林县）的一个封建士绅家庭。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在当地很有声望。贺昌幼时聪明伶俐，7岁入柳林小学读书，1918年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受到了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班主任刘菊初先生的影响，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结识了张叔平等进步青年。他在作文里表达了“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的壮志情怀。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3岁的贺昌倍受鼓舞。他带领离石县城的学生走上街头，机智地与当时的离石县县长贾占堂进行斗争；他深入田家沟煤矿，宣传爱国思想；他到穆村、沙曲等地给当地农民表演自编的文艺节目，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1920年，贺昌未及高小毕业，就考入了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从北京大学回到母校省立一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君宇。在高君宇的帮助下，贺昌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5月1日，经过与王振翼等人的筹备，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贺昌成为第一任书记和主要创始人。

贺昌入团前后，在高君宇等人的指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到汾阳铭义中学推介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他利用寒假进行社会调查，在《寒假见闻记》作文中质问阎锡山：“吾省长既然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由而富？”；他协助王振翼主编山西《平民》周刊，宣传革命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北大革命青年王昉（孟昉）回到太原，和王振翼、贺昌等人一起发动青年团员入股集资，在桥头街创办了晋华书社，翻印发行《新青年》、《少年中国》、《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贺昌和刘廷英等人在省立一中发起组织了旨在“研究学术，服务社会”的青年学会，并作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会出版《青年》进步刊物，设置图书室，组织进步学生探求革命真理。青年学会还设立了平民小学，由进步学生上课，吸收附近的平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贺昌经常在平民小学讲课。在讲解文化知识的同时，讲解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平民小学又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附近工人来听课，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这样一来，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群众及其子女的知识水平、思想觉悟，一方面以此为桥梁，促进了学生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加深了学生对工人的了解。这一举措，为以后发动工人运动打下了干部基础和思想基础。

1922年春，贺昌开始着力于整顿和发展团组织，吸收优秀青年入团，增强了团组织的活力。4月11日，他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身份致信团中央，在报告团的工作同时，还告知王振翼将代表太原出席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4日，他在向团中央报告工作同时，告知太原团组织为庆祝本团成立一周年及五一劳动节，特意编辑印刷了一期《五一特刊》。特刊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形势，号召山西工人群众团结一心，为工人阶级自身权益而斗争。在《发刊的旨趣》中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同胞们，醒来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同盟罢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方法！”6月上中旬，太原团地委成立，王振翼担任第一届执委会书记，贺昌任执委。7月14日，王振翼准备离晋赴京，贺昌当选为团地委书记，开始担负起团组织的领导重任。在贺昌和其他团地委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太原的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太原地方团的工作受到了团中央赞许：太原是唯一与中央有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团组织。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山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深感不安，采取种种压制手段。例如：“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灭绝个性，纯讲服从。”对此，太原团地委领导青年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贺昌的领导下，省立一中学生开展了驱逐反动封建校长魏日靖的斗争。

阎锡山的亲信魏日靖担任校长后，一面装作“关心青年”，规劝学生“要好好读书，不要胡谈政治，不要上赤党的当，以免毕业后考不上大学”；一面滥用记过、留级、开除等手段，束缚学生的手脚，打击迫害进步学生。1922年暑假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怪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能通过考试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无法毕业，而他们大多都是政治上进步的学生。魏日靖的这一做法，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为此，贺昌和团地委同志决定发动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具体由贺昌负责。经过一个暑期的积极酝酿和筹备，驱魏风潮箭在弦上。

1922年9月初，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号召学生罢课，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行径，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打到魏日靖”等口号，要求阎锡山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会后，贺昌派出10多名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谈判，结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还将学生代表扣押。面对当局的蛮横行径，贺昌指示同学们冲入校长室，七手八脚地将目瞪口呆的魏日靖赶出了校门。省立一中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这场斗争打击了阎锡山当局的气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士气，锻炼了一批革命青年，王灜、傅懋恭（彭真）等都是在这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除了领导学生运动，贺昌还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制革工厂等工人运动。他卓越的组织才能被团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发现。9月24日，团中央召开第19次执委会议，同意贺昌“因邓中夏同志请其到京汉到京汉高碑店做事”而辞去太原团地委书记职务。鉴于贺昌的优异表现与卓越才干，高君宇、王振翼在北京介绍他由团转党。在10月30日召开的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第21次会议上，又被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之后，贺昌回到太原，并于12月24日兼任太原团地委第二届执委会书记。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推动下，贺昌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秘书，当月参与领导了太原正太铁路工人参加的全线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endprint

中国革命的猛将

由于阎锡山当局此前已盯上贺昌这位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17岁青年学生，经团中央同意，1923年1月，贺昌离晋赴京履行团中央执行委员职责，并于1月27日出席团中央第26次执委会议。2月1日，就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其间，他回晋参加省立一中毕业考试；6月赴上海大学学习半年。他坚持往返于京沪之间，参加团中央执委会议，直到7月底团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为止。年底，贺昌先后被派往水口山和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有声有色。

在安源工作期间，贺昌仍然十分关注山西的团组织建设与党组织的创建。1924年5月底，贺昌与高君宇先后返回山西，创建山西地方党组织。与团地委及李毓棠等共同指导太原团地委成立了超龄团员由团转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团地委秘书潘恩溥、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团支部书记侯士敏、团地委组织部主任张叔平等超龄团员，以及团地委宣传部主任张堉麟等由团转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一说为小组，组长李毓棠），张叔平任书记（一说为张叔平任团地委组织部主任）。

6月1日，贺昌出席了太原青年团全体会议。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国共合作现状、安源地方团工作等，使得山西青年对全国形势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山西青年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5年1月，团中央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被选举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团中央工农主任（未到职）。此次大会还通过了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之后，贺昌陆续担任团中央第四届执委、劳动部长、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江浙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南方局书记、北方局书记、中央巡视员等职。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贺昌将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地区，将负责领导山西全省党的工作的中共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太原特委）。之后根据斗争需要又撤消了太原特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谷雄一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领导武装暴动。贺昌是中共武装斗争的卓越领导人，先后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支持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后，贺昌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参加领导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贺昌奉命留在中央苏区，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坚持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10日，留守红军在江西会昌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贺昌虽身负重伤，但宁死不当俘虏，在高喊“红军万岁”等口号之后，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

陈毅获悉贺昌等人牺牲的噩耗，挥泪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