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宇红

1901年8月，王振翼出生在山西省天镇县一个地主家庭，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振翼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早成员之一，也是中共山西地方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1990年彭真在接见山西同志时指出：“山西共产党是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搞起来的。1920年，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山西就有高君宇、王振翼等参加。”“山西党的创始人是高君宇，还有王振翼（王仲一）、贺昌等。”

创办山西《平民》周刊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青年学生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这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浪潮冲破了娘子关，席卷了晋阳大地。5月7日，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农专、商专、一中、一师、阳兴等11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中山公园（今文瀛公园）集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王振翼在这场斗争中经历了战斗的洗礼。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王振翼结识了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高君宇，对他以后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君宇和王振翼既是一中校友，又是山西老乡，而且在五四运动中又是两地学生中的代表和骨干，只要王振翼来到北京，在腊库胡同十六号院高君宇的简陋斗室里，总能见到他们彻夜长谈的身影。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帮助下，大量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等书籍，他废寝忘食地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在政治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1919年夏季，在山西学联骨干碰头会上，大家又一次讨论了王振翼几天前提出的方案——创办一个刊物来扩大宣传。

自五四运动以来，爱国学生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勇敢地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发表救国救民的主张，各抒己见。“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可是在山西，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刊物，王振翼意识到这一点后急在心里，他思考着作为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自己应该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这个思虑再三的方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迅速达成共识，刊名叫做《平民》。

几天以来，他们就创办刊物之事又多次商讨，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很多主意。王振翼在给学长高君宇的信中写道：五四运动使沉寂多年的古城太原受到了很大震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已成为广大青年共同的呼声。为了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山西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几个学生几经商讨，决定创办《平民》周刊，希望高君宇这位北京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同乡、校友能够给予大力帮助和指导。高君宇立即复信表示十分赞成，就办刊宗旨等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并鼓励他们把《平民》周刊办好就等于在三晋大地上开拓了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有了高君宇的指导和支持，王振翼在贺昌等进步同学的协助之下准备就绪，1919年8月，《平民》周刊创刊号终于问世了。该刊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以“不断地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新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为旨归。创刊号诞生之日，王振翼将刊物给高君宇寄发了几份。高君宇深信，这份不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针砭时弊、抨击现实的进步刊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山西革命运动的发展。高君宇将故乡的这一进步刊物分送给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同学，他还特意留下了一本，准备送给当时正逗留于昌黎五云峰上的李大钊先生。此后，高君宇经常寄一些《国民》、《新潮》等刊物给王振翼，以开拓他们的办报思路，而且还经常写信指导他们：五四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全国人民瞩目的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希望《平民》周刊能配合斗争的需要进行宣传。

王振翼经常在刊物上写文章揭露反动当局残酷剥削人民的黑暗统治，他在《模范督军统治下山西之概观》一文中写道：“吾人于北平知山西全省金融已为阎氏一人操纵，省银行发行纸币，吸收全城现金，供彼扩充军备实保持地盘外，肥了阎氏及他外戚（徐一清等）的腰包，而与山西工商业之发达无补也。山西平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境，将不堪其苦矣！”

《平民》周刊继续刊出，日臻深刻，日臻成熟。它一方面向社会披露各地人民群众的疾苦，一方面抨击阎锡山政府巧取豪夺的残酷统治。它的传播打破了省立一中固有的“论学科注重读经，论校规注重道德”的迂腐沉闷空气，备受山西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喜爱，当时读小学的薄一波就曾经是《平民》周刊的忠实读者。王振翼还利用《平民》周刊发动了一系列宣传攻势。他们用通俗的话语，宣传“好人”与“坏人”的阶级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些老百姓，辛勤劳动，自食其力，都是好人，可就是没有饭吃；你阎锡山，你们这些官僚军阀都有饭吃。所以看起来是做好人就没有饭吃，做不好的人反而……”浅显的道理，犀利的笔锋，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挫败了阎锡山等宣扬的反动哲学思想，团结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大批进步青年，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山西的传播。若干年后，薄一波同志仍然满怀深情地讲：“《平民》对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影响”。

1920年冬，王振翼经高君宇介绍，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此，王振翼将自己全部的身心，献给了党的事业。

太原青年在激烈、尖锐的现实斗争中，深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他们团结组织起来。这时高君宇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已建立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1921年春他由北京返晋后，多次和王振翼、贺昌等商谈，决定仿效北京、上海的青年，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S.Y.”组织。王振翼经过一段秘密工作，联络了太原各校的几个进步学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5月1日，在高君宇的主持和指导下，在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内，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成立。参加会议的有太原省立一中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太原省立一师的武灵初、高成哲，法政专科学校的梁震，商业专科学校的姚錞等。为了和北京、上海青年团的名称一致，会议决定团组织的名称定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规定团组织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唤醒劳工、改造世界”为宗旨。继承五四光荣传统，提倡科学、民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会议规定：每个团员要学唱国际歌，按时过组织生活，服从组织纪律，保守秘密，并决定将山西《平民》周刊改为团组织的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为不断发展的斗争服务。会议一致推选贺昌为太原团组织的负责人。

复办山西《平民》周刊

《平民》周刊是惊蛰的春雷，紧随其后的各种进步报刊、书社和学会如雨后春笋，在三晋大地破土而出。面对山西革命形势的发展，阎锡山如坐针毡，他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改往日“闭关锁国”的政策，先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到太原来“讲学”。首先是学者胡适行动在前，接着是江亢虎紧步其后。一时间，欧美资产阶级哲学和无政府主义在太原大地上沉渣泛起。

1920年9月，一向野心勃勃的江亢虎想重新混入政界，弄一份高官厚禄，可是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等都对他缺乏兴趣，这令他大失所望。于是，善于投机的他开始以撰文、演讲的方式贩卖无政府主义，还被阎锡山礼请入晋。由于江亢虎长于诡辩，这令他的无政府主义听起来十分感人，因此在山西引起了热烈反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振翼深知这其中的道理，他也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演讲。尤其是当江亢虎滔滔不绝之时，王振翼一脸讽刺的笑意，他心里在质问：“你江亢虎今天在这儿大放厥词，那你自己究竟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抑或是保皇主义者？你是以主义、信仰为追求的目的，还是只作为猎取名利的手段呢？”

听过演讲之后，王振翼遂领导太原团组织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平民》周刊连续发表文章，对胡适、江亢虎的论调严加驳斥。王振翼还发表了署名“虎啸”的文章，文章有理有据，犀利泼辣，令山西各界大为震惊。阎锡山看到该文，恼怒万分，当即下令查封了《平民》周刊编辑部，并追查“虎啸”为何人。《平民》周刊在太原刊出了78期以后，便不再有继续生存的土壤，当局很快查知“虎啸”实为王振翼，随即派人对他的革命活动进行秘密监视，还企图拉拢。

阎锡山先是指使省立一中校长张璞出面进行规劝，王振翼不为所动。碰了钉子后，校方又在阎锡山的授意之下，动员其家属进行围攻。校方请来了在省议会当议员的四叔王玉璇和在阎军中任团长的胞兄王振恩前来劝说王振翼。他们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但是，王振翼不但不听，反而据理力争。最后，王振恩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威胁道：“我给你钱让你读书，不是让你给我惹事，你不放弃《平民》周刊，我就断绝你的经济关系！”尽管家庭富庶，但王振翼一直比较俭省，在外读书期间，每月的费用就是大哥王振恩供给的5元钱，刚够膳食，多1元也不要，成婚之后仍是如此。面对家庭的经济钳制，王振翼十分坚决地回答：“就是断绝了经济关系，我也不会放弃《平民》周刊！”斩钉截铁的回答宣告了家人所有的策略均告破产，同时也道出了他百折不摧的革命意志。当局见王振翼毫无“收敛”之意，更无“悔改”之心，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便开始采取强硬手段，企图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尽管王振翼态度坚决，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但也改变不了《平民》周刊被扼杀的命运。这件事令他心急如焚，思量之后，他冒着危险，偷偷跑到北京，和高君宇商量对策。闻听此事，高君宇十分镇定，以坚定的口吻说：“对于这件事，我的态度是，第一，《平民》周刊一定要办，但办的方式要改变；第二，关于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已经成了阎锡山的迫害对象了，若继续在山西待下去，于你、于革命都不利，所以你必须离开山西，最好能到北京来。这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待我向李大钊先生汇报后，再作最后决定。”

几天后，高君宇对王振翼说：“组织决定，要你离开太原来北京工作。至于《平民》周刊复刊的问题，以后再做商量。”

当然，高君宇并没有忘记《平民》周刊。该刊在山西出版了78期之后，在高君宇的努力下移至北京，他亲自编辑出版，并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发行，继续帮助青年进步，第79期头版上赫然刊发《本刊复活宣言》，以此宣布这一轮斗争的胜利。

复刊后的《平民》周刊“丝毫不变更从来之态度，仍抱定为我晋民利益奋斗之宗旨，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平民》将是最勇敢的战士，凡为人民之利益，不论若何微末，若遭着侵害的时候，本刊必挺身而出卫护”。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作了一些调整，如刊名变为《山西平民》，并特别强调两个努力的方向：“第一，唤醒民众之工作不仅要在政治上做指导，在思想的革新上亦需要吾人之努力，故《平民》今后除批评政治之外，将注意于文化的宣传，扫荡一切不准科学的因袭观念，及弥漫社会的昏乱思想，使吾民再勿为旧的奴隶观念所桎梏。”“第二，本刊是注重在山西的，但同人不是‘区域主义的信奉者，同人且深知山西问题是不能离开中国解决的……吾人民之间实有一种不以省为界的共同利害。为此之故，《平民》今后将努力于此奋斗势力间之沟通，使联合成一种人民的全国的不可侮的团结，惟有这种武器才能使我们除去在下的痛苦。”

作为山西第一个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所办的进步期刊，《平民》周刊尽管前后只存续了五年（1924年4月，《山西平民》因故正式停刊），但它为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犹如革命的火种，引领一批青年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因之而博得社会之赞许与独夫之忌恨”。

经过了《平民》周刊风波的考验，党组织见时机已经成熟，考虑发展王振翼入党。1921年秋（一说为1922年），当时作为北方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对王振翼的出身、历史和工作、斗争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决定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因此，他也就成为了山西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