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雯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出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首诗，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把它抄录在自己的照片上作为座右铭，这是他短暂而辉煌人生的真实写照。

蓄革命之决心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他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一生以崇尚德行闻名千里，因此他为儿子取名为高尚德。他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经常给幼小的高君宇讲一些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故事，这使年幼的高君宇萌发了一些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1906年，高配天加入同盟会，平日里他的革命活动和对国事的议论，使10岁的高君宇渐渐对清朝政府统治产生了不满。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革命很快传到了山西静乐。少年时代的高君宇也被革命浪潮鼓舞，他同父亲一起，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毅然剪掉了封建的长辫子，以表示拥护革命的坚定决心。辛亥革命后，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发奋学习，于1913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当时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常常埋头于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书刊，从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到外国人写的一些著作，他都读。1915年后，《新青年》、《康梁文钞》和《晨报》等，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从这个时期起，高君宇就萌发了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愿望。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之中。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犯了一系列投靠日本、背叛民国的罪行，人民群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举国上下的共同反对，高君宇以极大的义愤参加了这一斗争。他和同学们每晚聚集在教室里，点起油灯，阅读着从外地传来的《敬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并将这些文章寄回家中，号召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奋起反抗。1915年10月，省立一中的学生们罢课。高君宇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尽管沿途遭到军警阻挠，但他们毫不畏惧。在太原最繁华的的柳巷，高君宇手持《敬告全国父老书》向群众宣讲，他慷慨激昂地告诉人们：亡国灭种已迫在眉睫，要团结起来，反对复辟，抵抗侵略。1916年夏天，高君宇在《各抒尔志》的毕业试题中，写下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当此之时，君宇已蓄革命之决心矣。”

学生运动领袖

1916年，反袁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中国的前途命运出现转机，这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学，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高君宇到北大后，一方面认真完成学业，一方面继续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他从这些进步书刊中看到了光明，心中满怀救国救民的希望。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传到中国，这对高君宇产生了巨大影响。高君宇在这时期读了许多社会主义书籍，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和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同学经常聚在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从这时起，高君宇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出路。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旨在控制中国和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5月21日，高君宇等率领2000多名学生来到总统府门前，高君宇在此发表了演讲：“军阀政府无权出卖中国，中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老百姓的手中。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政府，赶走帝国主义！”这次学生游行后不久，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学生爱国会。10月，高君宇又参加了国民杂志社、新闻学研究会、新潮社等进步组织，提倡“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主张用白话写文章，与封建礼教彻底决裂，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重视。

1919年1月16日，巴黎和会召开，日本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提出要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权利。这一无理要求得到了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这引起了爱国学生的群情激愤。在此紧急关头，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等人于5月2日召集各进步团体主要骨干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4日开始示威游行。在这段时间的斗争中，高君宇还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指导太原学生的运动。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省立一中学生联合山西大学、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等爱国学生3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海子边进行了集会，并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军阀政府不得不暂时转变态度。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了《巴黎和约》，使日本霸占山东的图谋以失败告终。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1919年下半年，高君宇与邓中夏募款创办了北京平民学校。10月，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成为演讲团的主要骨干。1920年3月，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等19人在北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兵来北京与李大钊会谈，协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高君宇也参加了此次会见。这次会谈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革命者最为关注的问题。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极大贡献。

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深入工农中接受教育，高君宇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五一节”之前，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回到太原开展工作。他亲自调查了太原各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还派人去大同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写下了《山西劳动状况》一文。同时他还写了《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阐明了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接着，上海、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同年11月，北京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余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他在工人和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团的建设工作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之后，高君宇被李大钊派往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到太原后邀请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众多进步青年一同进行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革命青年必须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否则就会在革命斗争中迷失方向。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阶级的。但在阶级消灭以前，还得要国家，而且是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进行彻底革命，才能最后消灭阶级社会。”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这是山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最初的团员有李毓棠、郭树帜、高成哲、郑福、武德颐（武灵初）、姚錞、王振翼、贺昌等8人，山西《平民》周刊为团组织的机关刊物。这一刊物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高君宇完成任务后，又赶回北京向李大钊汇报工作。

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经过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高君宇被吸收入党。北京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中共一大以后不久，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正式组成中共北方区委，高君宇负责宣传工作。1921年秋，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以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部北方分部，专门从事工人运动。针对当时一些工人中存在的对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听天由命”的错误认识，高君宇告诉工人：“工人的命运不是由老天决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可以找到一条出路。”高君宇告诉人们，要重视平民教育运动，要重视读书识字学文化，这样才能够提高政治觉悟，掌握思想理论，开展革命斗争，争取提高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和政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党刚刚成立，还不够成熟，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需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1922年1月21日，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这次大会重点分析和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还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大会结束后，高君宇在莫斯科期间，不但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而且考察了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这加深了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1922年春夏之交，高君宇等人返回国内。

高君宇一回国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尽管未赶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以高票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6月18日，高君宇参加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9次执委会议，开始履行团中央执委的职责。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高君宇在上海参加了团中央的第13次执委会议。正是在党的此次大会上，高君宇与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等5人，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会议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作为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舆论工具，由蔡和森和高君宇负责编辑出版工作。8月2日，在团中央第15次执委会议上，高君宇临时接替施存统，担任团中央书记，直到9月2日选举俞秀松为新任书记为止。为集中精力搞好党的工作，在10月30日召开的团中央第19次会议上，高君宇提出辞去团中央执委职务，由贺昌等增补遗缺。尽管离开了团中央领导岗位，但他仍然关注着青年运动，并从1923年2月22日起，代表党中央出席在京召开的团中央第29次执委会议，是党中央出席团中央会议最多的一位。在这期间，高君宇写了许多见解深刻的文章，反复阐述了我党民主革命的思想，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为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罢工。高君宇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来到长辛店，调查罢工情况，与工会的领导人一起商讨对敌斗争的策略。2月7日，京汉铁路的工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高君宇和罗章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撰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了封建军阀屠杀工人的真相，控诉了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高君宇认为，二七大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军阀的残酷镇压；第二是工人的组织还不完善。他呼吁，“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京汉工人流血记》问世后，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对鼓舞工人的斗志和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9月18日，高君宇作为中共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专程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了《祝奋斗的安源工友》的演说。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2月，高君宇奉命回晋筹备山西国共合作事宜。5月下旬，高君宇又返回太原，指导建立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并促成山西的国共合作。

早在上一年，高君宇已介绍了太原学生中的李毓棠等人入党。只是由于党组织当时没有建立，他们的活动尚处于分散状态，党组织的许多工作需要通过团组织代行。经过慎重考察，他又介绍潘恩溥、侯士敏、张叔平、张堉麟等几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领导成员及团支部书记入党，正式建立起山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原党支部，张叔平任书记（一说初称太原党小组。李毓棠任组长。之后，又根据党章要求，建立了太原党支部）。

此后，高君宇又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了上海。9月20日，他由上海乘船到达广州。10月，在英国的唆使下，广州反动商团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10月14日深夜，革命军队奋起反击，高君宇冒着枪林弹雨，乘着指挥车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混战中，一颗流弹击中指挥车，伤及高君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奋起，直到胜利。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等随孙中山先生北上，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被推选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虽患有重病，但仍坚持参加此次会议。3月2日下午，高君宇突然感到腹部剧痛，但他仍然忍痛坚持工作。直到3月4日腹痛加剧，他才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经大夫诊断，高君宇患的是急性阑尾炎。3月5日，由于发生手术感染，病情急剧恶化。3月6日凌晨，高君宇不幸病故，终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