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超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伊迪丝·华顿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她以描写纽约上流社会而见长。发表于1905年的《欢乐之家》是她的成名作，奠定了其作为小说家的地位。作品以纽约没落贵族莉莉·芭特为主人公讲述了她在家庭破产父母双亡后决心凭借自身的美貌与智慧改变处境，想要依靠婚姻寻求经济生存并留在上流社会，而最终失败走向死亡的悲剧故事。本文以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炫耀性消费”、“炫耀式休闲”等观点来解读这部小说，揭示主人公莉莉的生存困境与纽约上流社会中充斥的炫耀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莉莉深受其害，成为造就她的那个文明社会的殉道者。

一、有闲阶级生活:炫耀性消费与休闲

美国的消费社会发展史源远流长。在关于镀金时代上流社会的腐化消费生活最有影响的评论书籍中，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把“炫耀性消费”、“炫耀式休闲”这些概念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词汇和人们的意识中。

凡勃伦认为，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个体所属阶级的身份，旨在赢得声誉，显示社会地位，如同为自身做广告。财富的占有已成为拥有日常声誉及不错的社会地位的基础。这就涉及到财富的竞争，人们竞相试图证明自己比他人优越。拥有财富、地位还不够，消费者必须把其放在显眼的位置。在凡勃伦的这个模式中，消费被认为是一种传达、沟通与交际。在这个过程中，有关财富的“符号”意义传递给他人。消费个人努力寻求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提升个人地位，最终目标在于仿效标榜成为有闲阶级。

与“炫耀性消费”相关还有一个概念是“炫耀式休闲”。想赢得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为了最有效赢得尊严和荣耀，男人需要尽量不参与太多明显的努力与劳动。对于有闲阶级来说，他们不需要劳作，有闲本身成为一种职业。有闲阶级的男人女人们都明显远离劳作。于是，休闲成为以财力博取声誉并赢得他人尊重的又一手段。而从事劳动被视为位居弱势的公认证据。炫耀式的脱离劳动就成为有优越财力成就的公认的标志，也是博取声誉的公认指标。［1］37远离劳动是公认的财富的证据，也因此是有社会地位的公认符号。［1］39

同时，在这类消费休闲模式中，有闲阶级妇女的角色则是越位消费与休闲，以夸示她的家庭主人的赚钱能力。女人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是男人的所有物;整个社会赋予妇女“代位挥霍”的职责。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描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消费社会形成之际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炫耀式休闲”展示优越性的历史情形。而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处的时代是相同的，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与现实有其一致性。这部小说着重描述了有闲阶级的生活和妇女的生存状况。事实上，华顿小说中的描述与凡勃伦所讨论的消费模式颇为吻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描述了一个充满奢侈、炫耀浪费的世界。

二、莉莉的生存困境:挣扎在物化的世界

在华顿的笔下，莉莉·芭特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是时髦的纽约上流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金钱是一切的主宰。奢侈浪费之风盛行，人们注重外表与形象。小说一开场，出现在纽约中央车站的主人公莉莉便处于被观看的状态，而且她自己也是习惯性地打扮入时，以引人注目。当候车时，莉莉向塞尔登说出了女性主动装扮外表来构建“身份”的想法。“假如我穿得寒伧，就没人请我了。邀请女人要看她本人，同时还要看她的穿着。衣服是背景，或者就得算基础。衣服本身不能取得成功，却是成功的组成部分。谁需要一个寒伧的女人?人们期待我们漂漂亮亮，还要穿着考究，直到我们销声匿迹为止。”［2］12

在老纽约上流社会，炫耀性消费和休闲无处不在。有闲阶级妇女消费大量从最好的制衣商那里购来的高品质的服饰，拥有各种场合所需的得体服饰。为了最有效地展示奢华，她们身上装饰着珍稀的珠宝。炫耀性消费与休闲最明显的例子是道塞特夫妇的地中海之游，足以证明他们在蒙特卡洛有挥霍金钱的能力。如凡勃伦，华顿在小说中展示有闲阶级竭尽浪费之所能来彰显地位，以此保持作为社会上优越者的声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没落家庭的莉莉竭力想利用婚姻留在纽约上流社会。

另外，“炫耀性消费”有着象征性的深沉涵义，能起到使消费者与上流社会融合，又进行社会阶层区分，即与下层人士区分开的作用。作为没落贵族，莉莉把姑妈给的零用钱悉数用于购买时尚服装和珠宝首饰上，炫耀性展示自己，试图维护保持自我身份，融合于有闲阶层。

而男主人公塞尔登总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欣赏她，就连看她的眼神和心思也是把她当作“物”来审视和观赏。不仅仅是塞尔登疑惑美貌的女人和有价物之间的联系，连犹太暴发户西门·罗斯戴尔向莉莉求婚时也说道，“如果我想要什么，我打算支付。”可见在这些男性眼里，莉莉的美不过就是件物品。

凡勃伦认为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要兴趣是象征着地位的符号意义，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是一种焦虑(别人如何看待她)和羡慕向往(那些处于更高更有优势位置的人)的混合物。罗斯戴尔明确表示他想娶莉莉是因为她有助于他被纽约上流社会接纳，如他所说“我已经有了钱，缺少的就是那位女人了—— 我也打算把她弄到手。”［2］180男人们只看重女性美丽的表象，他们“爱”上她，打算娶她，如同就是购买一件能为其增光添彩的商品。在罗斯戴尔看来，莉莉具备不菲的利用价值，她不仅能成为他的炫耀资本，而且还可帮助他在社会名流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他向莉莉挑明他就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会花钱的女人。“现在钱对我来说已经无足轻重，除非我能把钱花到合适的女人身上。这正是我想要花钱的地方——我要我的妻子让所有的女人都感到渺小。为了这个目的，我决不吝惜。……我需要的女人，给她戴上的珠宝越多，她的头抬的越高。”［2］180－181可见，华顿和凡勃伦的理论都表明:有闲阶级的妇女不过是充当其主人的财富展示者，成为主要的装饰品。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妇女间接完成本阶级的财富炫耀与消费休闲。显然，女性所处的位置是附属性的“他者”地位，成为男性目光注视下的“被看”对象，实质上作为“物”而存在。

在父权制的社会，妇女经济上是男人的附庸。凡勃伦认为，女人的穿着用来强调使之不能进行任何独立的活动。比如，高跟鞋、裙子都具有强制休闲的功效。凡勃伦关注妇女明显的无用性，然而，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女人自身对美丽的崇拜和迷恋也导致了她作为物的地位。或者说，女人越是装扮吸引人，她作为炫耀展示的工具价值就越大。除了向塞尔登抱怨“当我们出门访问，生来就被期待漂漂亮亮，穿着良好”外，莉莉本人从来没有对此表现过任何特别的不舒服。虽然在旁观者塞尔登看来，在房间里看她倒茶时，观察到“她的手象块古老的象牙一样光洁”，想象着“那手镯的链环仿佛正是锁住她命运的镣铐”。［2］7

当莉莉父亲破产和死后，芭特夫人认为莉莉的美貌为“最后的他们家的资产”。事实上，莉莉的家庭教育中不乏很多例子来解释她如何也开始认为自己的美貌已成为非个人化的东西。正如女性主义批评者所言，女人的美丽的物化夸示了这种消费文化的价值。［3］25

莉莉被物化、供人们观赏的情形在韦里·布赖夫妇举行的一次舞台表演中再次被印证。在那次“活人造景式”的舞台演出中，莉莉扮演了雷诺兹笔下的“劳埃德夫人”，观众席发出了异口同声的赞叹声“啊”。人们被巴特小姐活生生的美而吸引。在男人们看来，她仪态万方、气质高雅，身着的浅色衣服和身后树叶的背景烘托出莉莉那从脚到手仙女般的修长身段。鉴赏家内德·范阿尔斯坦评头论足道:“这一身打扮，太大胆了!嘿，这才叫天衣无缝呢!”［2］137像一件艺术品一样，莉莉站在大庭广众之前，被观看与评说，似乎等着被拍卖。

三、莉莉之死:微弱的反抗与无奈的选择

象蒙特卡洛这样的存在似乎仅仅为了展示表演，而莉莉在不断的表演活动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当伯莎的故意算计把一场名人秀变成了一个丑闻公众化的舞台，主人公以一种什么样的显眼开始就以另一种显眼而结束离开。伯莎小心翼翼地在时尚的饭店演绎她的戏剧化的表演，“莉莉在这里取得了巨大成功”费希尔太太说，“伯莎旁观莉莉的成功却受不了。”出于嫉妒并想掩饰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伯莎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诬陷羞辱莉莉。天真的莉莉名誉受损，被上流社会所排斥遗弃。孤立无援中，莉莉的美貌和魅力顷刻毫无用武之地，没有了所谓的“符号”作用。当莉莉找到罗斯戴尔，表示想要嫁给他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罗斯戴尔表示重要的不是关于莉莉被道塞特羞辱事件的真相，而是在别人看来她看上去是怎样。当莉莉问起围绕她的传言故事，“如果那些事不是真的，能不能改变形势呢?”罗斯戴尔对答道:“我想，如果在小说中，是能够改变的，可在现实生活中肯定办不到”。［2］262象许多小说家一样，华顿坦言要给我们描述的是真实生活而非小说。华顿强调的残酷的真相是莉莉生活在一个舞台和镜象的世界里，在这里即使虚假的谣言故事也会置她于死地。［3］36

一心想钓“金龟婿”的莉莉最终既没嫁给格赖斯，也没有和罗斯戴尔结婚。小说一再强调了她没有其他功能，除了有闲阶级的标识者的位置。当然她娴习礼仪，知道如何优雅地填充这个位置，因为她生来就是按“装饰品”的目标而被培养起来的。当莉莉试图作为制帽女工谋生失败时，她自己也痛切地认识到，“作为谋生的工具，她永远也胜任不了专门的技能。”［2］305这样，对莉莉而言，无论“欢乐之家”内外，都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从小在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在消费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莉莉被灌输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她信奉女性作为装饰品这种主流价值观，向往消费与享乐。而糟糕的就在于:女人们自己也深信有闲的生活、消费及无用性(无所事事，不从事劳动)就是她所能企及的唯一命运。莉莉把豪华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她不过是社交场上的一个伴女。华顿不无讽刺的写道“性格上的遗传加上早年教养，联合起来造就了她这个非常特殊的产物——一种脱离了它的生活区域就象被剥下岩石的海葵那样无法生存的有机体。”［2］308这正是莉莉的可悲之处，她始终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奉为神圣的价值观是虚妄骗人的。

主人公莉莉深受炫耀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华顿清醒地认识到束缚妇女的两重桎梏:外在和内在心理上女人因此得付出的代价。从外在看，莉莉热衷炫耀性消费和休闲的生活方式，造成债务缠身，不断处于焦虑中。“当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各阶层竞相攀比的规范时，整个社会都为了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制造大量的债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整个社会的。”［1］6莉莉的虚荣和奢侈消费导致她后来的债台高筑，直至最终毁灭。

从内在来看，女性心理上付出的代价则更甚。女人得注重外表服饰的打扮，迎合有闲阶层的审美，无形中将自己物化而主动成为消费品和装饰品。如华顿所言，“她的美貌本身不象在没经验的人手中那样，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财富。她有本领增强它的吸引力，能够精心爱护、恰当运用它——这一切赋予她的美一种永恒的力量，她觉得可以确信，她的美能使她达到最后的目的。”［2］50这是莉莉不断地在幻想美貌可以帮助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如莉莉强迫性的镜中凝视，女人美丽的形象似乎待价而沽，这种主动物化的过程也使其内心不断异化。人类基于仿效及驾驭别人的私欲而作决策的结果恰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这减少了人类的福利，包括个人和总体的福利。［1］6矛盾的是，有一定人生理想的莉莉内心又看不起她追求的东西，在迷失和异化中她只能不断痛苦、失眠，这些也反映了当时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精神压迫。

莉莉最终选择烧掉了伯莎的信而不是利用它来还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莉莉是高贵的，有着一定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把信付之一炬的举动，保护了塞尔登，也同时保全了她完整美好的自我。莉莉在婚姻市场上的“失败”，不是因为她对婚姻市场价值判断出错，而是因为她最终抵制了出卖自己的冲动。莉莉最终拒绝商品化、物化和交换体制。她把信付之一炬的行为可以说是对当时老纽约社会弥漫的消费主义体制的微弱的抵制与反抗，对上流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拒绝，也是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无奈的选择。

消费让人浅薄，人们往往只注重表象。尤其是奢侈消费，与实际真正的劳动相去甚远。因此，炫耀性消费被视作这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充斥着最糟糕的人性动机——骄傲，贪婪和忌妒等等，而这些应面临道德的审判和裁决。［4］通过《欢乐之家》主人公莉莉的悲惨故事，华顿对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浮华进行了最有力的控诉与鞭笞。通过莉莉之死，作者更有意识地否定了外表重要的世界。莉莉的最终人生选择是对消费主义弥漫的表象世界的摒弃与否定，引人深思。

［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M］.赵兴国，刘景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

［3］Esch，Deborah.New Essays on The House of Mirth［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Glickman，Lawence B.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n History:a Reader［M］.It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