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怀庆府的手工业*

2014-08-15程峰，任勤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年2期

程峰，任勤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河南焦作 454000)

清代的怀庆府辖河内县(今沁阳市)、济源县(今济源市)、孟县(今孟州市)、温县、武陟县、修武县、原武县(今原阳县西南)、阳武县(今原阳县)，简称“怀府八县”。清代怀庆府的棉纺织业发达，“孟布”成为知名产品;煤窑蜂拥而起，星罗棋布，煤炭开采呈现繁荣景象。同时，陶瓷业有一定发展，柏山缸远近闻名。竹器加工别具特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一、棉纺织的发展

清代怀庆府的棉纺织业发达，“孟布”驰名省内外。

明代时，怀庆府所属的武陟县种植有棉花，［1］卷4《田赋志·物产》同时，棉花在温县也得到广泛种植。［2］卷1《集市》清代，棉花种植扩展到河内、修武、孟县、阳武等县，几乎遍及怀庆府地区。清初，孟县，“女红勤而木绵不产于本土”［3］卷2《风俗》。清乾隆年间，孟县“县西高坡，颇产棉花”［4］卷4上《田赋·附物产》。“孟地无水田，西乡岭坡专种棉花”［5］卷8《社会·职业》，“亩收 50 ～ 80 斤不等”［5］卷8《社会·物产》。该县所产棉花，素以产量高、质量好而倍受推崇。阳武县境内“种棉者颇多”［6］卷7《实业·农业》。修武、武陟、原武、阳武的棉花种植颇具规模，主要用作商品交换。①只是有的地方收成有限，如原武县“棉花有白、紫二种，但今地变瘠，沙多，不甚成”［7］卷2《物产》。

在此基础上，清代怀庆府的棉纺业发达。早在清顺治年间，温县棉织业就很兴旺:“温产惟木棉为多，民间纺织无问男女。每集蚩氓抱布而贸者满市。远商来货，累千累百，指日而足。贫民赋役，全赖于是。”［2］卷上《建置·集市》“机杼之声彻夜”［8］卷6《地理志下·风俗》。而孟县，在清乾隆年间，“服物则棉花，货则白布”［4］卷4《田赋·附物产》。孟县的“货”类仅“白布”一项，说明其棉纺织业在手工业中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当时，怀庆府出现了驰名省内外的商品布产区——孟县，“孟布”最为著名。“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以至“车马辐揍，廛市填咽，诸业毕兴”。［4］卷4《田赋·附物产》“孟县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通邑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虽县西高坡颇产棉花，究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4］卷4《田赋·附物产》孟县县西高坡生产棉花，但棉花仍供不应求，需直隶、山东、湖广等省的棉花供应。由此可知，孟县棉纺织业发达。

“孟地梭布昔年行销颇广。远至陕甘一带。行军帐篷多喜用孟布，以其致密而能隔雨。”［5］卷8《社会·工业》孟布“不甚精巧，故有‘毛边兔耳朵，才是孟县货’之谣”［9］，但质优价廉，因而远商大贾争购。在清代，各省的布匹规格不同，一般一匹布幅宽多在九寸至一尺一寸之间，长度则自一丈六尺至三丈二尺不等。商品布称标布、稀布，约宽—尺二寸、长二丈左右，［9］而孟布“在昔每布宽一尺二寸、长至三丈八尺以上，俱经官为标发杖杆如式，织就布面大书官机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惑，以故孟布驰名”［4］卷4《田赋·附物产》。若按标准衡量，孟布比标布长出一丈八尺左右。若在宽、长相等的情况下，孟布价格就显得低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孟县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有曲折和波动。孟布“均由机户在家自织，无设立工厂者”［5］卷8《社会·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经营模式与市场的销售之间就需要有牙行的中介。“因奸牙不为平价估值，机户稍稍无利，则渐为狥巧，窄短尺丈，头抽缕，饰面亏腰，各种弊混不一”，再加上“官复不为经理，或经理不为省视。最后乃至面宽九寸、长仅二丈九尺，不足一领袍衫之用”，其结果“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来，即本地买布匹者亦赴山东、湖广等处转买，邑中商贾寥寥。惟无贴小贩沿门收买杂用，亦复有限，行市遂至颓坏，杂业亦罕挹注。民失生活之计，而公私始重困矣”。［4］卷4《田赋·附物产》为此，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县鲁鸿“颇为访察，市集稍兴数载，旋又败坏不整”［4］卷4《田赋·附物产》。而至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广东人仇汝瑚出任孟县知县，深知孟县“纺织一项实为生民养命之源”，遂决心加以整顿。适逢白布行头殷和兴等禀请查禁，于是，仇汝瑚告谕行头并商民人等:

孟邑地窄民稠，耕作而外，半资纺织。历来孟布宽长俱系官为核定，以故山陕驰名，商贩不绝。近因无贴小贩截买民间自用短窄布匹，遂有无知机户或止图省便而窄小，日形或首尾宽密而中间稀窄，百法混欺，商贾裹足……嗣后机户织布总以裁尺，宽一尺一寸、长三丈六尺为准，方许赴集出卖，其价值随时长落，悉听行头秉公评定成交，或商民两不情愿，仍从其便，不许欺商病民，把持行市……如有不法机户、小贩人等紊乱成规，买卖小布匹者，许该行头指名扭禀以凭尽法究处，决不姑宽。［4］卷4《田赋·附物产》

鉴于“第恐远商大贾尚未周知、玩法好牙从中舞弊，大为商民之累”，而“通商即以利民”，所以，仇汝瑚再行“晓谕”:“孟布向有定制，前因商贾渐稀”而“核定丈尺，通行晓谕”，如今“再严切谕禁”，照得牙行、机户人等知悉，重申“嗣后县境白布总以标发裁尺，宽一尺一寸，长三丈六尺者，方许机户赴集交同各该行头公平交易，不许欺商病民”。“倘有不法机户及小贩人等截买短窄布匹、紊乱成规者”，“一并重究，决不姑宽”。［4］卷4《田赋·附物产》地方政府制定规则以维持行市的正常秩序，保护商民、机户的基本利益，从而促进了孟布的生产和销售。

清代河南集市上棉花、棉线、棉布的价格，清乾隆《孟县志》记曰:“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到百文。且一日之内，尚不能成此一布，其为利固已有限，然尚可以糊口营生。”［4］卷4《田赋·附物产》

孟县“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孟人因此致富，直到清道光年间，仍是“民皆富，问其故，则纺织也”［10］。棉纺织业显然是当地支柱产业和致富的原因。

明代，官府向河南四十八州县征收本色布，共三千九百六十余匹，温县二百一十六匹［8］卷10《田赋下》，孟县七百三十匹［4］卷4《田赋·附物产》，二县布贡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清代改为折色，官府代为采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怀庆府地区的棉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

怀庆府棉花的种植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可从博爱发现的《耕织图石刻》得以证明。《耕织图石刻》为1984年征集，现存于博爱县文化馆。《耕织图石刻》共20幅，均系线刻。其第二组为织图，计10幅画面，反映棉花从种到纺织成布的全部过程，分为耕种、田间管理、摘棉归家、纺纱绕线、浆线、络线、经线、梳线、织布和丈量新布。石刻作者，无从考证，但运稻的粮袋的“光绪捌年”字样，可能为石刻时间。织图是我国至今发现的较早的加工棉花系列刻石图，尤其是后七组画石，描绘棉花从收摘到纺织成布的过程，与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程序基本相同，但又有区别，为研究清代棉花的纺织程序增添了实物资料。［11］也可以证明清代怀庆府棉花种植以及棉纺织业的普遍性。

此外，清代怀庆府的桑蚕丝织业还有一定的规模。河内清化镇(今博爱县城)有名产清化绢:“出清化镇者，曰清化绢。”［12］卷10《风土志·物产》武陟，在清光绪年间饲蚕缫丝者“加多数倍”，每岁蚕老丝成，贾客云集，获值约数万金。［13］卷8《食货》

二、煤炭的开采

怀庆府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开采历史悠久，是我国最早认识、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地区之一［14］。清代，怀庆府的民窑煤矿蜂拥而起，星罗棋布，尤其是清嘉庆、道光、光绪年间，河内、修武即今焦作一带的煤炭开采呈现繁荣景象。

清顺治《怀庆府志》记载河内、济源产煤:“铁、煤炭、木炭，俱河内、济源出。”［15］卷4《田赋·物产》清康熙年间，汪价《中州杂俎》又记载:怀庆府一带，“家家用之(石炭)，黑坚如石，以斧捶碎，拌以黄土同烧，则燃过则竟成土矣。最为省费且视煤无毒”［16］卷20《物考·石炭》。至清道光年间，河内的煤炭开采，“以济民用，所获资利，与地产相仿”［17］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清道光《河内县志》记载河内“物产“的“货之属”有“煤”。［12］卷10《风土志·物产》说明当时河内煤炭的商业性质。汲县(今卫辉)民众的生活用煤来自怀庆府河内的清化镇:“运自怀庆府清化镇地方者，胜于近邑。”［18］卷6《风土志·食货》煤炭广泛用于民间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清代修武的煤炭开采已达相当的规模。清乾隆年间，修武开采的煤炭已经作为“货类”对待:“货类:布、棉、靛、蜡、硝、木炭、煤、石灰、蔴、鹻、蓆。”［19］卷8《物产》清道光《修武县志·物产》亦将“煤炭”记为“货类”［20］卷3《舆地志下·物产》。将 “煤炭”记载为“货类”，其本身就说明其价值、作用及其商业性质。总体而言，清道光年间的怀庆府煤炭开采不仅满足自用，更主要的是用以交易。文献记载，怀庆府河内、修武等县居民，“每多合伙挖井采取，行销山东、直隶、山西等省，以为生计”［21］。据统计，清代仅在今焦作附近先后开凿的小煤井有800多个，小煤窑达100 多家［22］。

怀庆府采煤业兴盛也可以从碑刻记载方面得以证明。清嘉庆二年(1797)《重修重恩寺》碑记载，现焦作李贵作一带至少有12座煤窑①清嘉庆二年《重修重恩寺》，现藏于焦作李贵作村药王庙。。而清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昭惠王行宫碑》则明确指出清嘉庆十五年(1810)李贵作村一带“煤窑兴隆”②清嘉庆十九年《重修昭惠王行宫碑》，现藏于焦作李贵作药王庙。。

清道光年间，修武的煤炭开采又有发展。清道光三年(1823)，李贵作一带有众多的煤窑、商号，而清道光七年(1827)，修武庙河村老君庙的《创建拜殿碑记》则记载了当地挖煤的情况，碑文说:

……行山为中州名岳，其中足为利赖者为煤为最。而是庙之荫从未闻有行窑之说者。丙戌冬廷杨、□□、广业等，因山势以度利，纠众集合，在庙北里许，创打煤桶十数只，吾乡近颇利之。③清道光七年《创建拜殿碑记》，现藏于焦作庙河小学。

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东王封村的煤炭开采也呈现繁荣景象。“近来家北煤窑涌出”④清道光十三年《重修三圣神庙碑》，现藏于焦作东王封村。，四方商贾齐集。清道光十三年(1833)，东王封重修三圣庙，以煤窑名义捐资的有魁昶窑、宝兴窑、同盛德窑、东兴窑等12座，占捐资人的三分之一。可见当地煤炭开采的程度。

清光绪七年(1881)，寺河村居民即在村西北开采煤炭，获神灵(圣祖)的保佑和庇护，矿务兴旺发达，“窑事果属称意”，因此，开采煤炭者以及商贾“择吉酬神，演剧悬匾”，以谢圣祖之功。⑤清光绪十三年《寺河村圣祖庙碑记》，现藏于焦作寺河老君庙。

此时，著名的矿业家、被誉为“矿界泰斗”的靳法蕙在东冯封村开设了凭心窑。靳法蕙“素日做窑，凡碍庐舍庙宇，莫不公商斟酌，换旧重新，总以厌足人心而后已”。所以，靳法蕙开采煤窑，“到处群情帖服，有始则引颈而望之，终则悬扁以颂之”⑥清光绪三十年《凭心窑修庙碑》，现藏于焦作市博物馆。。在此期间，怀庆府的煤窑已经开始实行股份制，如“致和窑股份公司”、“仝和窑股份公司”，两窑的股份有66人⑦清光绪三十二年《重修龙王庙碑记》，现藏于焦作龙洞乡灵岩寺。，具有现代企业的特征。

当时的煤矿产量，每座煤窑每天可以出煤5 000公斤左右。李希霍芬曾记载:怀庆府“煤区东起修武，西达济源，中心为清化镇。清化10个大坑，每坑每天出煤1 000筐(每筐120～130斤)，每担售100文，大块售150文(每斤依20两计)。运到镇上，售价即为每斤2.5文(依16两计)，运到黄河渡口，售价为每斤5文”［23］162。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煤炭的开采量和经济效益。

当然，当时煤窑土法开采，资金相对较少，生产设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较低。清末，英商福公司在焦作的煤炭开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焦作煤炭开采的日趋现代化。

三、硫磺、铁矿的开采

清代怀庆府的硫磺及铁矿的开采也有一定的规模。“煤竭之窑，产有铜核”［24］卷8《经济志》，可以炼硫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巡抚叶存仁奏准开采硫磺矿［25］，以李封、冯封、王封等村六窑产矿最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设立磺厂，由河内“邑宰所司，酌委县丞、典史经理”。次年，“以县丞、典史有河务、监狱之责，改委经历经理”。磺厂设于王封村，至清道光初年，“惟厂屋止正厅五楹，岿然独存，其头、二门及炉户煎磺之所俱已倾圮”，怀庆府经历张曾霈“鸠匠兴工，先将炉房二十间一律修选，次将头、二门及照墙并四面墙垣概行修整”。磺厂又成规模。当初，“令窑户自行开采，备本煎熬”，因“听民采取，涣而难稽，改为官办”。“其窑筒深自一二十丈至三四十丈不等，开采之时，须募窑户谓之管事，雇觅人夫十余人，昼夜分班，用辘轳繸下，每人各用灯火一盏，以铁凿开采。其重实而光润者谓之铜核，可以煎磺;其轻松而枯涩者谓之干，不能煎烧。核之佳者，每百斤烧磺十六、七、八斤不等;核之低者，烧磺十三、四、五斤不等。”“每年约计可出磺三万斤”。窑户开矿炼硫磺，“以备豫东两省各营军需，及各县民壮并民间药料、花炮暨炼硃之用”。［12］卷17《兵际志》据清乾隆三十年(1765)统计，窑户二十七家，炼磺炉七十余座。［26］清道光五年(1825)《河内县志》记载，河内物产“药之属”有“硫黄”，并指出:“硫黄，其用最大，赋本开采，不专领于知县。盖知县有刑名钱谷之责，而黄厂必用弹压，不能舍本而治末，故以本府经历督之便于事也。”［12］卷10《风土志·物产》

河内县许家河、张家庄、牛家坡、红山岭、锣圈估等山地产铁矿，修武的铁矿“出自凤凰岭一带”［27］卷9《实业》。清乾隆五十年(1785)间，经巡抚毕沅呈准，由江苏商人钱世昌出资，雇用农民采挖，设炉十座，就地取煤，融炼铁砂［28］。开封府鄢陵县的记载称，“铁器自河内清化镇来”［29］卷9《风俗》。清化镇地处山西南部潞安、泽州二府进入河南的必经之路，“界连晋省，商贾云集”，是清代河南的重要商镇之一。不过，该镇并不产铁，由清化镇转运的铁货实际为山西所产。

此外，怀庆府还有铜矿的开采，目前尚存有古铜矿遗址。古铜矿遗址位于今沁阳西北19.5公里的紫陵镇宋寨村北铜谷洞，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传古人曾在此开采铜矿。因史料不载，年代莫考，推测应在明、清两代。1958年至1963年当地群众又在原开采矿洞的基础上继续开采。沟东侧有洞3个，中洞分上下二洞，上洞为自然洞，下洞为向内开采的矿洞，主洞长120米，宽2至3米，洞内支洞繁多，呈鱼翅状分布，支洞长10至20米不等。北洞为矿洞，开凿深约20多米。沟西侧洞，口部较大，宽7米左右，向内开凿为矿洞，洞深约60多米。东西矿洞内岩壁上遗留有很多钎孔，分为圆形和抹角三角形两种，因未鉴定故未能断定古矿洞的开凿年代，还待今后作进一步考察论证。古铜矿遗址是河南省为数不多的古代矿址之一，它对我们研究河南冶金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30］

四、陶瓷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在焦作市区以及修武、博爱境内发现了当阳峪窑、牛庄窑、司窑窑、闫庄窑等41处古瓷窑遗址［31］，其烧制时代为宋元至民国时期，形成了以当阳峪和柏山窑为主窑场的集中分布区。

古怀庆府地区拥有烧制瓷器的必要条件:第一，黏土资源、煤炭资源丰富。怀庆府黏土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河内、修武等地的太行山南麓。黏土类型多样，而且便于开采。同时煤炭资源丰富。怀庆府“煤区东起修武，西达济源，中心为清化镇”［23］162。焦作的煤炭早在西汉时期就用作冶铸燃料。当阳峪宋代窑炉残留有煤迹，是使用煤炭烧制瓷器的有力证明。此外，太行山上的木材资源丰富，也是很好的燃料。第二，具备建窑条件。北部山区的土质具有垂直解理，土壤强度高，耐火度强，在土坎上便于挖建成窑体。第三，具备充足的水源。怀庆府北依太行、南濒黄河，沁水、丹河交汇其中，水资源丰富。目前，所发现的四十余处瓷窑遗址分布在白马门河、普济河、群英河、瓮涧河、陆村涝河等河流两岸附近。烧制瓷器所需要的水通过地上河的供给得到了保障。因此，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丰富的水源以及良好的土质条件，为制瓷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清代，怀庆府的陶瓷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已有相当的发展。清顺治《怀庆府志》记载:“瓷，河内、修武俱有。”［15］卷4《田赋·物产》清道光年间，河内县亦产“青瓷”［12］卷10《风土志·物产》。这说明怀庆府的陶瓷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河内柏山窑为河南的重要窑址之一［32］。

清初，柏山的制缸业有相当的规模，清顺治五年(1648)时，柏山村至少有65人从事或参与制缸业。①清顺治五年《重修窑神庙碑记》，现藏于柏山村窑神庙。清乾隆年间，柏山制缸业继续得到发展，规模不仅扩大了，而且还组成了自己的组织——“窑社”，以保证制缸业的正常进行②清乾隆二十四年《流芳——金粧窑神老爷圣像》，现藏于柏山村窑神庙。。

清嘉庆年间，柏山缸的窑主、匠作共同协议，议定四条规则，对各类缸的高低、大小、质地薄厚都作了明确规定，质量不合格者予以罚款③清嘉庆二十三年《柏山窑户公约碑记》，现藏于博爱县博物馆。。以公约的形式约束窑户、匠作彼此的行为，既保证了缸的质量，又促进了匠人制作技艺的不断提高。

柏山缸的生产直到清末都比较兴旺。根据碑刻资料推知，清同治三年(1864)柏山村制作陶缸的盘轮至少有44盘①清同治三年献戏扶碑，现藏于柏山村窑神庙。。而至清宣统元年(1909)，柏山村至少有67盘轮，拥有201名匠作②清宣统元年窑神庙碑刻，现藏于柏山村窑神庙。。这些都证明了柏山缸的制作规模。

1933年出版的《道清铁路旅游指南》曾记载:柏山村“所制陶器为最著名，……村之两旁皆山，山产石砂，其质软脆，土质亦极粘润，以之和匀石砂，制造水缸、酒坛以及其他陶器，品质极佳，坚实耐久。考商朝有陶窑之设，即在此处，其手艺相传，有自研究极精。每制一器须经数手，历时数月，始得成器，是以每窑每年仅出品两三次，每次出品二千余件，运销各省，皆所欢迎”［33］。陶器制作成为柏山的支柱产业。

五、竹器加工业

历史上，怀庆府河内县是有大量竹子种植的。《山海经·北次三经》说:“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石，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34］记述战国至西汉初，丹河流域一带，已多竹子。河内县处于太行山南麓，资丹水灌溉，是竹林资源的重要分布地区。

清乾隆《怀庆府志》记载怀庆府“物产”时说，河内有“竹”。［35］卷8《田赋志·附物产》清道光《河内县志》同样记载河内有“竹”，而且指出“木之属”［12］卷10《风土志》，道明其用途所在。清代，河内竹林面积已发展到近万亩，主要集中在万北乡(今沁阳王山庄)、许良镇(今博爱许良)、清化镇一带。清化镇在府城东北15公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筱垂阴，旅游忘倦”［36］卷下《九府四直隶州沿革·怀庆府沿革》，以至于“居民种竹成海，获利颇厚”［17］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万北里图，资丹水灌溉，种竹者多，虽土地所宜，寔民生攸赖。”“河内县境内竹园颇多，凡有种竹之家，日用饮食，赖此养生。”“河内县万北乡一带地方民稠地狭，全赖种竹养生。”③清嘉庆二年《冯竹园三官庙竹园碑记》，现藏于博爱冯竹园三官庙。“许良镇等处居太行山下，地势稍高，居民种竹成海，获利颇厚。”［17］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许良镇“多竹园及水田……物产收入亦因而丰富”［37］第三册《鲁豫晋三省志》。竹子的种植成为当地百姓的重要经济来源。

河内竹子的种植虽然历史悠久，但多数是出售原竹，除在当地销售外，有相当一部分原竹由竹商筏至山东、天津等地。道清铁路通车(1906)后，竹子外运分陆运和水运。陆运由道清铁路运出;水运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短途陆运至修武县，由卫河南支流放筏经新乡、道口再经运河直达山东临清。临清是山东重要码头之一，也是著名的竹编业基地。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记载:“竹由河南清化束筏运至。”［24］卷4《经济志·商业》另一条水路，就是从武陟县木栾店在沁河里放筏，进入黄河，由黄河运至山东。

将竹子加工成竹器产品进行销售，距现在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据说，由于战乱频繁，筏运不通，当地竹农开始学做竹器，把竹子编制成篮、筐、帘、竹桌、竹椅等，到市场销售，用以增加经济收入，由此竹产品加工就成为竹农常年的家庭手工副业。明末清初时，一些外来商贾，在河内竹区开办竹业作坊，诸如篦梳作坊、门帘作坊等竹器作坊，雇用当地有技术的竹农，加工制作各种竹器，运至外地销售。

清代以前以及清初，河内向朝廷贡竹，影响了竹业的发展。清康熙年间裁免竹贡，［12］卷10《风土志·物产》竹器生产慢慢发展起来，以“清化竹货”(或“许良竹器”或“清化竹器”)行销华北诸省。

当时，从事竹编生产的村庄有许良、南道、下水磨、三栗庄、王庄、中道、亚王、冯竹园、前庄西、后庄西、皂角树、上庄、大牛磨、小牛磨、泗沟、侯三村、柳庄、丁庄、吕店等村。清末民初，道清铁路通车，竹器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一种竹器常常集中在一两个村镇生产，出现了“牛磨门帘”、“泗沟篦梳”、“许良竹桌椅”、“中道爬齿”、“南道竹篮”、“小辛庄簸箩”、“下水磨竹筷”、“冯竹园竹筐”等著名的竹器产品。

经营竹货的商家以河内许良镇和清化镇居多。许良镇古有“竹坞”之称，不仅是竹区的中心地带，又是通往山西晋城的要道。协兴西、宜兴东、宜兴西、西凡、发兴店、西复兴等，都是著名的竹货行店。发兴店的商客大都来自天津，因此，亦称“天津发兴店”。许良的“小南集”是专卖竹货的集市，周围数十里的竹农，每天都要挑竹货来这里赶集，买竹货的商贩络绎不绝，市场十分繁荣。在许良东大街的关帝庙里，清朝时，还设有晋、冀、鲁、豫“四省会馆”，主要是竹商联办的，为常年住宿之处，专为四省竹商办事，处理有关收购、发运等事宜。1906年道清铁路建成，竹集市场逐步由许良镇转移到清化镇。清化镇火车站设有大同、义立等竹货转运站，专为竹商转运竹货。清化镇经营竹货有20余家，德泰祥、一心、华兴、吉兴、久义、育立等都是专门生产和经营竹器的店铺，所生产的竹桌、竹椅、茶几、藤躺椅、竹床、竹盆架等产品，样式新颖，工艺考究，远销山东、河北等地。1914年，清化竹器曾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参赛商品有嵌花藤心竹大拉床、竹帘子、嵌花漆面竹圆桌、嵌花漆面带屉半桌、嵌花漆面花几、嵌花拆卸带拉盖西式书桌、嵌花藤心六角凳、竹藤心太师椅、竹藤心连椅、竹藤心摇椅、竹镜柜、嵌花漆面五层三角架、嵌花漆面书桌、嵌花活腿藤心六角凳达14种之多，得到了广泛地赞誉。

河内竹器品种繁多，大约有200余种，部分产品相当驰名，被列为名优产品。竹器加工成为河内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1］［明］秦之英.武陟县志［M］.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2］［清］李若廙，吴国用.温县志［M］.清顺治十五年刻本.

［3］［清］乔腾凤.孟县志［M］.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4］［清］仇汝瑚，冯敏昌.孟县志［M］.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5］［民国］阮藩济，宋立梧.孟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6］［民国］窦经魁，耿愔.阳武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刊本.

［7］［清］吴文炘.原武县志［M］.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8］［清］王其华.温县志［M］.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9］邓亦兵.清代孟县经济的演变［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7(4):24－28.

［10］［清］周际华.一瞚录［M］.清咸丰八年家萌堂藏版.

［11］焦作市文物局.焦作市文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