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计国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在我国，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命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标志着我党在认识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实现了重大飞跃。［1］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近40年的理论演变和实践探索中，为生态文明的建构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对今日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实践抉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主要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绿色运动，是西方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继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外的“第四种力量”。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环境的思考超越生态学的范围，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借鉴并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伦理，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根于资本主义制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生态运动。其成员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群主义者。

威廉·莱易斯 (William·Leiss)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透视绿色理论，强调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现象，并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进行了构思，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阿格尔 (Ben·Agger)考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生态危机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生态社会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高兹，其观点并不囿于生态运动本身，而是将其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相结合，主张以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者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为目标，其关于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性质、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法等观点基本相似，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

1.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环境污染、资源掠夺、生态失衡是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而人类并非本性就是自然的“污染物”，铸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诉求与生态利益最大化二者相互冲突，这就导致了生产、消费过度，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系统的破坏，最终引起生态危机。要使生态复归原有的健康状态，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2.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往往很大，因此，环境问题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就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环境问题已经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全人类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握话语权，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而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2］

3.人对环境的占有应是“人道占有”。生态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人类尺度上的新价值观。马克思主张通过劳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人道占有”。生态社会坚持“以人为本”，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在面对环境问题时不放弃人类尺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强调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生态社会主义一反笛卡尔——牛顿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分立对立的哲学思想，突破了传统观念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征服与被征服、奴役与被奴役的论调，坚持二者和谐、统一的一元论哲学。

生态社会主义要求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致力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的结合，试图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新型社会模式。它立足于“人类尺度”，主张实现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二者之间的协调，把“人放在物之上”，尊重个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要求将劳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手段”而不仅仅是生存手段。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些观点对今日我国和谐社会、和谐生态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二、生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现实紧迫性

1.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重要成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节约一直是我党高度重视的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党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九五”计划 (1996～2000年)决定实施可持续战略，“十五”计划 (2001～2005年)首次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目标。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十一五”规划 (2006～2010年)首次将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二氧化硫、化学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4.29%和12.45%;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6.7%，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大幅度减低;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成效。“十一五”期间，森林覆盖率提高2.16%，应对气候变化取得进展。“十一五”期间通过节能提高能效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开始担忧，与此同时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显然这些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一是资源约束趋紧，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上升到56.7%，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也在快速上升，多年平均缺水量536亿立方米，2/3的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二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灰霾天气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三是生态系统退化，目前中国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森林覆盖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水、大气污染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报告，世界1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7个。要扭转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三高一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而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根本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论证当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相容性。生态社会主义所寻求的经济发达、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新型社会模式，对时下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要坚持“人类尺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建立在“人类尺度”的价值观之上，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在于满足社会需求，要“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应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宗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出发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在面对生态困境时不放弃“人类尺度”，反对极端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经济标准与生态标准的契合，以“生产的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取代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在生态合理性基础上保证经济的合理性。［3］

2.提倡绿色消费，避免消费异化。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们消费多少并不是衡量人们幸福指数的标准，相反，这种异化消费恰恰是对人性的扭曲。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无法满足人类膨胀的欲求。要避免消费异化的误区，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消费理念，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初见倪端，并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因而，改变国人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追求健康、舒适的文明生活方式就显得尤为迫切，这既需要政府对绿色产业给予法律保护与政策支持，亦需要消费者提高自身的绿色生态理念，自觉购买绿色产品，抵制一次性用品与高耗能产品，形成全民环保、共建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4］

3.注重社会公平问题，坚持公平公正的社会观。资本主义虽亦以“自由、平等、博爱”自居，但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不能停止剥削 (对人的剥削、对自然的剥削)而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维度上的真正“和解”，即实现代内之间、代际之间、种际之间的公平公正。我们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公平公正、可持续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妨碍甚至剥夺其他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权力;本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的需求，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粮;人类有生存发展的权力，其他物种亦是如此，他们也有生存、生长的权力，其他物种并不是单纯作为人类的资源、工具而存在，每一物种的存在既是“为他的”亦是“为我的”，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最终目的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两个维度上的“和解”，人的基本需要都必须获得公平对待和尊重，社会最弱势者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决定可持续发展的最低限度。［5］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4)［EB/OL］.http:http://env.people.com.cn/GB/8220/5365827.html.

［3］赵婉淞.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构建［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30(4):54 ～56.

［4］鲍计国，马琳.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初探［J］.对外经贸，2012，(10):149 ～150.

［5］肖爱，唐江河.“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地方环境立法转型——以湖南省地方环境立法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