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欢 黄媛媛 凌朝栋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中文系，陕西 渭南714000)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经典，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之一。《史记》在思想上的成就是我国整个封建时代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第二部史学著作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其一，是表现了司马迁相素的唯物思想。其二，是表现了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其三，是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其四，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了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其五，是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民族观。

韩兆琦先生是《史记》研究大家，他认为《史记》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意义，司马迁对先秦的各行各业、各门学问都进行了研究、总结、和归纳。《史记》是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是我国研究古代任何一门学术的门径、是一个台阶，因而我们研究学问由此入手则可事半功倍。

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研究著作近30种，据我们研究讨论，试着把韩兆琦先生的各种《史记》研究著作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全面整理或研究《史记》的著作，如《史记笺证》[1]《史记》(文白对照 4册)[2]、《史记》(全本全译全注9册)[3]等;二是《史记》研究的学术著作，如《史记通论》[4]等，还包括文学史教材;三是《史记》选本著作，如《史记选注集说》[5]《史记评议赏析》[6]《史记选注汇评》[7]《史记选注》[8]《史记博议》[9]《史记选注集评》[10]《史记》(中华经典精粹解读)[11]等;四是《史记》研究方面论文。我们的研究是针对第三类的，他有多部《史记》选本，其中侧重点各不相同。在这里，我们试着将这些选本做一些分类和整理。归纳出以下特点:文史结合;五体兼备;“素描”秦汉;“个性”评价;解读或点评;明确疏漏。这使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个辅助性的认识，可以启发小组成员对于韩教授《史记》选本中一些篇目的理解，同样，也更加明确地把韩兆琦先生的著作划分到《史记》选本的不同类别。

一、文史结合

文史结合，即历史性的题目下包含丰富的文学性内容。这既是《史记》的特点，也是韩教授《史记》选本的特点。韩兆琦先生认为:首先，要讲《史记》中的重要人物或经典故事，要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其次，在讲这些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时候，要注意司马迁的立场、观点、感情，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讲《史记》，不是一般地复述历史故事;最后，在介绍、分析、评述《史记》人物、《史记》故事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历史经验、人生思考等思想方面的内容外，还要注意司马迁在表现这个人物、这个故事，以及要表现他的立场、感情时都使用了什么艺术方法，其效果、影响如何，也就是说，在讲历史问题的同时，要随带讲出《史记》其书的文学性。总体上看来，韩教授在写每一部有关《史记》的著作时都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历史的方面就是韩教授本身对于当时时代背景和各方面科学文化知识的了解，结合历史知识对篇目疏通和注解，就像他分析《管晏列传》中管仲佐齐桓公称霸时指出“司马迁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理想，同时也是对汉代现实的一种鞭挞与批判，于写史过程中表现了他的‘成一家之言’的特点。”[11]8我们认为韩教授的文学性重点体现在对《史记》做的注解上。韩教授所做的注解是非常完备的，不仅详实，而且在考证众多古籍的基础上给了我们一个最为权威的解释，同样，有个别在考证上觉有不妥的地方，他都会在注释前加“按”或“谨按”，这在很多选本的前言中已被韩先生说明。同时，在《史记中华经典精粹解读》[11]一书中，韩教授还加了“扩展阅读”一项，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知识的渗透。纵观韩教授对《史记》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事件，他在向我们讲述一个个经过，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个思想，其实，更准确地说，韩先生的《史记》选本应该是更适合现代人阅读和理解的历史和文学的完美结合体。

二、五体兼备

这也就是说，韩教授所著的《史记》选本中，所选篇目包含了《史记》的五种体例，这也就为各知识层面的读者提供不同特色的读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5]486。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

现今多数《史记》选本所选篇目不外乎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而韩先生有相当一部分选本是五种体例兼备的，就像《史记选注汇评》中，不仅有以上三种体例，还加入了“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和“平准书”。[7]这就可以让读者更加全面的理解《史记》的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书和表的特点，不会误导大众《史记》中只有三种体例。

我们认为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韩教授对于《史记》的解读，思想上具有连贯性，形式内容上却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知识层面的读者给予了不同的读本。在大框架上是相同的，在细节上却各具特色，像《史记中华经典精粹解读》[11]《史记品鉴》(插图本)[12]《史记文白对照》[2]等多数读本，大部分学生及普通读者是可以完全驾驭的，而《史记讲座》[13]《史记选注集说》[5]《史记笺证》[1]等一部分著作，则需要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人去研读，这些书都是带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型的，更适于研究性读者。

三、“素描”秦汉

这主要是指韩教授具有丰富的秦汉文学知识，在选本中更透彻、更明晰地给我们描绘出秦汉时代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情景，构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史记》大部分内容发生在秦汉时代，而且司马迁也是西汉人，这就决定了，要想研究《史记》，必须具备丰富的秦汉文学知识，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在通过对韩兆琦先生各种《史记》选本中，我们发现韩教授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文明上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例如，韩教授告诉我们:楚汉战争，司马迁写出了刘邦胜利之必然，但感情在项羽一方。这就是他充分掌握了当时的史料以及时间的背景等的结果。在这里，韩教授给我们做了具体的分析:“刘邦三个月收复汉中，发展到大军五十多万，骄傲自满，在彭阳被项羽三万骑兵战败。充分尊重和使用韩、张二人，收复彭越在项羽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分化项羽的大将黥布。在荥阳一带拉锯战持续两年多，两年以后形势变化。司马迁如实地写出了刘邦胜利的必然性:其一，韩信、张良等军事家、谋略家的杰出作用。其二，萧何、陈平、郦食其、随何等在进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方面所进行的卓越的工作。而项羽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刘邦扩大统一战线、孤立项羽，如陈平收买项羽身边的大将，刘邦给陈平充足的财宝让其做策反工作。其三，刘邦的审时度势，顺应民心，以及他善于用人、善于听取意见、从谏如流的思想人格魅力。”[6]

而司马迁的感情在项羽一方，体现在《史记》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人物的画廊，项羽无疑是里面相当典型的一个人物，司马迁歌颂他的英雄主义，赞扬他的情深意重，同样有同情他的失败，在项羽的身上，他可以看到自己悲剧的影子，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

同样，从其他渠道归纳总结出来的刘邦、项羽的性格特点，刘邦在生活上、性格上的一些黑暗;在战场上的惨败，怯懦自私;刘邦撕毁条约，背信弃义，言而无信。而项羽致命的弱点是残暴，但司马迁一带而过;人格厚道、诚实;项羽在战场上非凡勇敢，项羽在该下被韩信打败后饮酒作歌、东城之战、乌江自刎慷慨悲壮、豪气动人，也使韩教授的《史记》选本更具权威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韩教授从一篇小小的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丰富的秦汉文学知识。最后，韩信三十万人将项羽的十万人马装进口袋，最后达到仅留下二十八个人，项羽又几次发起突围，冲到乌江后，项羽听到四面楚歌，疑为楚地全被刘邦占领，于是拔剑自刎。在这个事件中渗透的当时的政治背景、时代面貌以及人物复杂关系都要求一个相当了解当时文化的人给我们以正确的指导。

四、个性评价

个性评价即韩教授使用的古今结合的、全面综合的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首先，从韩教授自己读《史记》来看，在文学上造诣上，韩教授高度赞扬《史记》的超前的创造性，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写人文学的高峰，并且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容入了大量的主观评价，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性，也是在历史传记中难能可见的。韩教授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在讲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说道理，明鉴戒，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太史公自序》里‘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与韩非著书都是在被迁与被囚之后，这显然是为了说理而颠倒的时间顺序。司马迁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庄严地写入传记，实际上不过是用来作为自己的传声筒，以表现自己的某种观念而已。”[13]149此外，韩兆琦先生还认为:“司马迁张扬天道鬼神，故作痴傻，实际上是借用这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某种态度与信念。”[13]这是一种比较中肯的评价，可以说主导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主流认识。其次，从韩教授写《史记》选本来看，他所写的内容有一部分是综合很多《史记》研究大家的看法的，就像《史记选注集说》[5]《史记选注集评》[6]《史记选注汇评》[7]《史记评议赏析》[10]等书，在每篇的最后都有各位学者的评析，韩教授把这些罗列起来，并且有的也会给出自己的看法，往往都会加“谨按”两字以区别提醒，这也是韩教授《史记》选本的“个性”之处。

在此，必须要说的是，韩教授告诉我们，《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尤其是对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为人及所推行的各种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司马迁也因此被处以极刑:宫刑。但是《史记》还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都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史记》歌颂了很多为正义、为崇高目标献身的人。《史记》一方面歌颂重于泰山的死，一方面又否定轻于鸿毛的死，他赞扬留下生命忍辱奋斗的干一番事业。这也体现了韩教授古今结合的、全面综合的评价方法。

五、解读或点评

即所选篇目都会在篇末附带一段总结或开篇加提示性文字。从我们搜集的所有韩兆琦先生的《史记》选本来看，几乎所有选本是在所选篇目前或后带有简单概括的，在这些概括性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韩教授对历史的评价和对现实的启发，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不仅具有研究价值，更具有时代意义。

以上我们把它总结为韩教授对《史记》所选篇目的开篇解读或篇末点评。但是，韩先生的《史记》选本中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部分选本中，还有段末总结和点评，例如在《史记选注汇评》一书的《项羽本纪》中，第三段后韩先生写道:“以上为第三段，写项羽入关，并分封诸侯王的过程。这是项羽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以前是诸侯反秦，以后则是争夺帝位的楚汉战争了。项羽的政治思想落后，及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悖谬至此全部暴露。”[7]19

六、明确疏漏

此外，韩教授的《史记》选本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学者的特点，就是他曾经在书中明确地分析了《史记》中一些史实、语言及语法的错误。这里稍举一例:“苏秦、张仪之活动年代问题。《史记》叙苏秦、张仪为同时代人，为同门师兄弟，且说苏秦出道在前，张仪出道在后。如《张仪列传》叙此事曰:‘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按当时各国的在位君主与相关的人物关系而论，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张仪的活动是在秦惠文(前337——前311年在位)时期，与司马错同时，两人曾相互争辩秦国应该首先南伐蜀还是应该东伐韩;张仪之死是在秦武王时期，秦武王得执秦政是在公元前310——前307年;而苏秦的活动则相对晚得多，是在燕昭王(前311——前279 年在位)与齐湣王(前 300——前284年在位)时期，死于燕国伐齐之前夕(前285年)。”[13]245因此对于《苏秦列传》中所叙述的一系列活动，前人早就提出过问题。

韩兆琦先生为《史记》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先生说:“韩兆琦教授是当今一位卓有成效的古典传记文学的研究专家，知名学者，他对《史记》的研究情有独钟，花费了他过半的精力。”[16]韩兆琦教授对《史记》文章的赏析、文学性的阐释，蜚声学界。

韩兆琦教授为《史记》研究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在于《史记》研究著作数量的庞大，更在于他对于《史记》内容的个性理解，进入《史记》选本项目研究计划以来，我也读过一部分出自不同前辈的选本，但是最启发我的还是韩教授的选本，一方面，我惊叹于韩教授对于《史记》和秦汉文化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透过韩先生的《史记》选本，我看到了令我深深折服的思想，不仅是韩教授带给我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本让我有种穿越的感觉，仿佛司马迁的案几就在我面前，而他也在和我轻轻诉说。这就是韩教授《史记》选本的魅力，在全文的注解和翻译上真正做到了信、达、雅，在读《史记》时，不再是晦涩的古语，在文章描写上，也更加注重了叙事性，不再有司马迁著《史记》时的忌讳，使韩教授的《史记》选本不仅有司马迁那样的一种勇敢悲凉的英雄意思，还有出自现代社会和韩教授自身的一种人格魅力。对于《史记》选本的研究，越深入，我们越明白:文学没有国界，更没有时间的界限，文学是一种心灵的共鸣，和作者，更和同样的读者。

[1]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5]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6]韩兆琦.史记博议[M].台湾: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

[7]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韩兆琦.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韩兆琦.史记(中华经典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韩兆琦.史记精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11]人民网.史记笺证出版座谈会.北京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