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观与北宋廉政思想

2014-08-15温利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温利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266000)

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劝导和教化作用，有利于确立清正廉洁、奉公守法、重义轻利良好道德取向，是北宋廉政思想源泉。其中仁的思想、礼的观念、义利之辨形成了北宋廉政思想中的仁义爱民、德治礼教、重义轻利思想。

一 “仁”与北宋仁义爱民思想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精髓。《中庸》引孔子语云:“仁者，人也。”孟子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儒家“仁”的观念以“爱人”为核心，“仁者爱人”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核心命题之一。《大学》中提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2］，指出使民归顺的根本是仁义爱民，即“仁者爱人”。《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也曾说:“仁，爱也，故亲。”［3］荀子思想注重君民关系，并将其比作舟与水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儒家思想认为政治中心在民而不在君，统治者的政策要顺应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廉政即要利民、恤民、教民。利民即从民心，顺民意;恤民即查民之苦，减民之赋;教民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就是用传统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儒家“仁”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之根本，亦是历代廉政建设根本指导思想。

虽然北宋王朝建立没有经过农民战争洗礼而且缺乏对民众威力认识。但北宋廉政思想坚持“仁”的观念，将仁义爱民思想居于显著地位，讲求以民为本，博施济众。尤其至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形成了以冗官、冗兵、冗费为标志的积贫积弱局面，一批仁人志士不断提出对策与改革方案如范仲淹的“新政”、王安石的“万言书”、司马光的“三札”、文彦博的“省兵”等，都是针对施政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旨在节财节用，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措施。他们都讲求实施仁政，提出的意见都与儒家传统民本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形成了一股弘扬民本思想改革热潮。其中包拯民本思想最为显著，他将现实生活中感受与儒家伦理中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对民本思想作出解释，形成了自己一套观点。他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56］259他体察民情，劝说宋仁宗“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5］132对百姓要“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才能使之“幼有所养，老有所终。”［5］138他的民本思想即安民、恤民、便民。孔子早就希望“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6］若要以民为本，必当实施仁政。包拯继承儒家这一思想，多次上书为民请命，整顿吏治，劝谏仁宗实施仁政。北宋思想家李覯提出“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7］他把安民思想上升至天道，敦促统治者要以“安民为务”。哲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8］观点，认为天地是父母，天下万民都是同胞，宇宙万物是我们的朋友，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君主、臣子和庶民均如家庭中兄弟。程颐提出“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9］他指出君主的存在就是为了养民，养民之道在于爱护民力，民力足，才能加以教化，使之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从而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君主应该仁民爱物，博施济众，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

二 “礼”与北宋德治礼教思想

“礼”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仅次于“仁”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论语·颜渊》中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要自我控制，“复礼”就是要按照礼的要求规范去做，无论是“克己”还是“复礼”，其最终目的都是“仁”。《论语·八佾?》中孔子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地位。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克己复礼”的思想观念对制止骄奢淫逸之风，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北宋思想家主张推行廉政时，应先以“礼”约束人们，树立“以俭立名，以侈自败”［10］的廉政观，以杜绝贪念。他们强调德治礼教，认为帝王只有施德政，才能安天下，所以主张统治者为政以德，治国以礼。司马光指出“礼之为物大矣”，认为把礼用到个人身上，动与静就有了规范，所有的行为就会完备无缺;把它用到家事上，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会和睦融洽;把它用到天下，诸侯就归顺服从，纲纪就会整肃严正。李覯强调“礼治”，认为“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11］在李覯的社会思想中，“礼”是核心。以礼治世，推行礼教，是他提出的善政基础。张载提出“道政不二”的思想，认为尊礼而立教，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视民如子，爱惜民力，顾及民生。苏轼主张“敦教化”，即用仁、义、礼、智、信来教化人民，让他们懂得信义，恪守本分，忠君爱国，从而使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这种效果是远非赏爵禄、施刑罚等手段可及的。包拯也主张实施德政，不滥用刑罚，指出“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12］范仲淹主张“修德省刑，盛德善政。”［13］他指出君主应以美德服人，而不以武力迫人;应兴俭朴之风，而不奢靡浪费。

三义利之辨与北宋重义轻利思想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哲学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论语·里仁》记载了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观点。他的观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价值观。《论语·卫灵公》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即真正的君子是用义作为立身处世根本，用礼来实行，用信来完成的。因此利的考虑必须以义为前提。《论语·述而》中对于不义之财，孔子坚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信念。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呐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大略》云:“以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主张以义制利。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中又提出“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的观点，充分发挥了儒学中义利观。直至北宋，这种重义轻利、尊义贱利伦理道德观一直是许多仁人志士自觉遵守的道德信念。

北宋许多官员、儒士提出了自己对义利观的见解，北宋前期著名思想家李覯认为礼、义是人道标准。他说:“尝闻之，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传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于礼，无乃不可乎?”［14］李覯重视道德礼义，主张兴廉倡义，反对苛取财利，指出:“兴廉让，则财不得苛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谏诤，则不得讳其恶矣。设选举，则贤者不遗矣。正刑法，则有罪者必诛矣。此断决而从宜者也，义之道也。”［15］理学家张载在其《横渠易说·上经》中说:“义，公天下之利”，指出天下公利是义之所在，只有心怀天下公利才可择善而为。在其《正蒙·有司》中他又指出:“小人私己，利于不治;君子公物，利于治。”认为私利与仁义是对立的，没有善的动机，是达不到义的。王安石虽然力主变法为国家谋利，但他竭力反对私利，倡导仁义。他提出:“君子居必仁，行必义，反仁义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义而祸，君子不屑也。”［167］王安石坚决鄙弃那种“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17］行为，主张以义理财。程颐、程颢等人全面继承了孔孟义利观。他们主张维护公利，重视道义，反对个人私利，明确指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18］并提出“欲利己者必损人，欲利财者必敛怨”［19］观点。北宋理学家对义利关系的观点与见解，以及世人对这种重利轻义观点的大力宣传，对于鼓励人们追求崇高道德理想，减少贪图利欲的私心，抑制贪官污吏进行唯利是图之举具有潜移默化影响。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杨国宜.包拯集校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9.

［6］孔丘.论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李覯.李覯集·安民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张载.张横渠集·西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卷之八治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司马光.训俭示康.古代散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11］李覯.李覯集卷二礼论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包拯.孝肃包公奏议卷第四去刻薄·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