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刚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戏剧既属文学艺术，更是舞台表演艺术。这是对戏剧的双重界定。就像俄国戏剧家乌哈里泽夫说的那样:“戏剧有两个生命，它的一个生命存在于文学中，它的另一个生命存在于舞台上。”［1］66但这一说法并不能平息关于戏剧的种种争端。戏剧史即演出史，戏剧与剧场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剧中一直是热点，明代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与沈璟执牛耳的吴江派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临川以情为核心，注重戏曲的意趣神色，而对舞台性重视不够;吴江则恪守曲律唱腔和舞台性，而忽略戏曲的文学性。清初戏曲家李渔的《闲情偶寄》也关注过这一话题。不仅如此，戏剧文学与剧场演出还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世界性话题。从世界戏剧史来看，戏剧文学与舞台表演孰轻孰重，谁主谁次，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并集中体现于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作者中心论，强调文学而轻视剧场;另一种则以导表演为中心，强调剧场而放逐文学。迄今为止，戏剧的最核心、最焦点的话题仍聚焦于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林林总总的戏剧理论与形形色色的戏剧表演层出不穷，既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也泛滥着非理性的戏剧泡沫。

“演出经典，需经典的演出。”［2］戏剧文本的经典与舞台经典如何在剧院剧场合之双美?质言之，戏剧的经典化是如何实现的?文学与剧场是一个宏观的题目，如果没有抓手或切入口，会陷入无边的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