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慎独”是儒家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慎独”精神对中国历代的廉政建设又起过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深入探讨“慎独”精神的产生及其文化蕴涵，对于现代人的完美人格养成及其廉政建设，应是不无意义的。

一

“慎独”一词首见于《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大学》云：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又云：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中庸》云：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大学》之言“慎独”是从“诚其意”出发的，意谓自修者欲“诚其意”，“勿自欺”，知为善以去恶，从而得到自我满足，并成为君子，就必须“慎其独”。而小人则与之相反，他们闲居独处时无所不为，而一旦见到君子便将不好的一面掩藏起来，仅将好的方面示人。但这种掩盖是无益的，人们一眼便可以看到他的内心。所以，要做一个“诚于中，形于外”的君子就必须“慎其独”。《大学》从正反两个角度所反复强调的“慎其独”，其所谓“独”，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1]《大学章句》二是“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1]《大学章句》什么意思呢？前者是指一个人处于独居的境地，后者是指一个人的内心有不为他人所知的思想；前者所强调的是独自的空间，后者所强调的是独自的意念。而君子对此两者都要“慎”。既要在独处的时候从行动上自觉地严于律己，又要将内心深处所出现的一些有悖于君子人格的思想苗头及时拨正。合而言之，即是“诚于中，形于外”。而这个“外”即外在的表现，既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人与人相处，又有不为人所见的独处，当然后者是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这就是《大学》要反复强调“慎其独”的原因。

《中庸》则是从“性”、“道”、“教”的角度来谈“慎独”，而所着重者又是“道”。“道”，路也。引申以为人们必须遵循的人生准则。作为君子，即使在人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也要保持戒慎，在隐蔽之处和细小的事情上也不可有离道的表现，这就要求君子必须“慎其独也”。用朱熹的话来说便是，“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1]《中庸章句》

《大学》和《中庸》言“慎独”，虽一本之“诚中”，一本之“遵道”，然都是教人在独处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既不做有违道义的事情，也不让有违道德和人类良心的邪念产生。这种“慎独”的精神经后儒的播扬，其内涵又不断丰富，不但成为一种修身的方法，更升华为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人生美好的精神境界，其影响一直延续于后世。

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之一的“慎独”精神，其对中国人的完美人格养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说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不良行为的抵制。这主要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如权、钱、色时，能够不为所动，从而避免不良行为的发生。一个人外表行为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其内心的意念；只要内心坚定了，确实做到“诚于中”，遵乎道，而不是自欺欺人，那么，他的外表行为一定是合乎君子人格的。当然这种对不良行为的抵制在大庭广众之下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关键是自己独处之时的表现。这就需要具有“慎独”精神了，因为“慎独”所凸显的正是人的自我约束能力。

举例来说吧。东汉时有位杨震，是个明经博览的儒学大师，曾被诸儒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据《后汉书》本传记载，一次，杨震在赴任途中道经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其原来的学生王密时为昌邑令，“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且云“暮夜无知者”。杨震峻却之，并厉声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学生惭愧而出。可以说，杨震的“四知”正是对儒家“慎独”精神的最好诠释。由此也可以看出，“慎独”并非静态的意念自守，而是与外在的各种诱惑所进行的正义的较量和意志的考验。而一旦具备“慎独”精神了，不良行为便会远离自身，自己的完美人格也就得以养成。

二是对道德原则的自律。如果说对不良行为的抵制还仅限于个人的明哲保身的话，那么对道德原则的自律则已推及到社会，即将社会的正义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道德则是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是复杂的，既有美，也有丑；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正义，也有邪恶。“慎独”精神从道德自律的层面而言，便是要求人们发扬美的，揭露丑的；维护正义，鞭挞邪恶；从而让人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而不惧怕黑暗。在这里，发扬美的往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揭露和批判丑恶，则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但对于一个诚心“慎独”、敢于坚持道德自律的人来说，则是义不容辞的。

也来举一个例。明朝嘉靖间有一位杨继盛，考中进士后曾累官至兵部员外郎，然因谏开马市及劾大将军仇鸾而被贬为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县）典史。后仇鸾奸情败露而死，嘉靖皇帝思继盛之言，曾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岁之中，四迁其官，最后任职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而令继盛“骤贵”者，除嘉靖皇帝外，当时执政的大学士严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因杨继盛素谙奸相严嵩之为人，所以就任之后非但不表谢意，反而写出了著名的《请诛贼臣疏》，对严嵩提出弹劾。[2]《杨继盛传》这在一般人来说似乎不好理解，但却是符合儒家“慎独”精神的，因为对奸邪的揭露和批判，正是道德自律者的责任，亦即孔子所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3]《为政》而杨继盛所留下的那副“铁肩担道义，疏（一作辣）手著文章”的著名联语，正是他道德自律的生动写照。

三是对精神境界的升华。如果说对不良行为的抵制是“慎独”的外表显现，对道德原则的自律是“慎独”的理性自觉的话，那么，作为“慎独”的最高境界则是人的精神升华。

精神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人格的高下。一个人出身有差异，能力有大小，际遇有穷达，但只要能本之“慎独”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尽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滕文公下》其精神境界便是高尚的，而这样的人也就是君子了。反之，不能坚守“慎独”的人，得志猖狂，失志妄为，即使官再高，业再大，也仍是小人。孔子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卫灵公》正是在精神境界的高低上对君子和小人所作的区分。

古今由“慎独”而使精神境界升华者也不乏其人，唐代的杜甫便是其中的一个。杜甫虽未至高官，且其一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作为一个“奉儒守官”并深谙儒家“慎独”精神的诗人，其精神境界却是十分高尚的。再进一步说，他的精神境界还要高过一般的儒者。例如，杜甫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他不但在意气风发时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就是到了穷困潦倒时也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赴奉先咏怀》他即使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5]《赴奉先咏怀》仍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5]《赴奉先咏怀》儒家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3]《雍也》杜甫虽然未“立”，更未能“达”，甚至连自己所居住的茅屋也被秋风所破，但他所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5]《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已不单是对不良行为的抵制和对道德原则的自律，而是一种更自觉、更高尚的精神境界了。而这种精神境界的形成，虽与其出身及经历有关，但也反映出他对儒家“慎独”精神的坚守。

质言之，“慎独”精神可以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人的完美人格。而这种完美人格也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君子。显然，儒家的“慎独”既不同于道家的“坐忘”，也不同于佛家的“坐禅”。作为一种修身方法，“慎独”精神是积极的，入世的，利他的，是将自己的身心与客观世界紧密相联的，因而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三

现在来谈谈“慎独”精神对廉政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高尚人格是为官之前提。换言之，一个人应该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去做官，这样的官才是好官，反之则是贪官或酷吏。而“慎独”精神恰恰是要教人做一个“诚于中，形于外”的君子，即好人。一个人如果做官前能“慎独”，做官后仍能坚持“慎独”，那么这样的官便是清官，这样的从政也便是廉政了。

所谓“廉政”，一般多指勤政爱民与清正廉洁，而其最高境界则是高风亮节。以下便分别谈谈“慎独”精神与这三者的关系。

先说勤政爱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众人便是民。因此，勤政与爱民实际上是一回事，即要求为官者应为民众谋福祉，而且还要勤勤恳恳。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的，为民的宗旨确定之后，为官者也就是决定的因素了。各级官员，无论方面大员还是下层胥吏，他们或独处一方，或各司其事，爱民宗旨的落实，实际全靠他们的主观努力。而官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与“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慎独”精神既要求官员们无忘为民的宗旨，又要求官员们昼夜匪懈，勇于承担起为民的责任，以不负国家的委托和自己的良心。历代许多为民众所爱戴的官员就是这样做的。

就拿苏轼来说吧，他自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六岁开始做官以来，虽基本上没有交过什么好运，然其为民的宗旨却是一贯坚守的，而且永不懈怠。他在密州积极组织灭蝗并抚养弃孩数千人，在徐州亲率民众抗洪救灾，在杭州组织疏浚西湖，在颍州谏开丈八沟以阻止害民工程，在扬州提出六项减免积欠和缓交积欠的建议，在惠州用陶管引蒲涧山滴水岩之水以供广州居民饮用，即使在登州仅居官五天也要上书朝廷乞罢登莱榷盐。他的这种“视民如视其身”的作法，[6]《既醉备五福论》纯属发自内心的“至诚”，[6]《既醉备五福论》亦即“诚于中，形于外”的“慎独”精神的体现。

再说清正廉洁。所谓“清正”，是指心意清而作风正；所谓“廉洁”，是指洁身自好，拒腐不沾。这就要求为官者既要在行动上抵制不良行为的诱惑，不谋一己之私；同时其内心深处又须明如镜，清如水，不生任何杂念。这对官员来说，是要经历严峻考验的。因为各级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他们的工作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一来，他们的任何杂念，任何不良行为，不但会招致工作上的失误，也将使他们的人格蒙受耻辱。即使一时能“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内小人而外君子而已，而且终究还是会败露的。只有始终坚守“慎独”精神者，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从而不辱自己的人格和使命。

清代乾隆朝的名相刘统勋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刘统勋曾被乾隆皇帝称为“真宰相”，[7]《刘统勋传》他的为官，除了帮助皇帝决疑定计、治水安民以及按事明断、严惩贪官外，很主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清正廉洁。据昭槤《啸亭杂录》（卷二）记，有位任巡抚的“世家子”年底派人致送千金，刘统勋正色对来人说：“汝主以世谊通问侯，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寠者可也。”[8]又有赀郎昏夜叩门，欲有所馈，刘统勋索性拒而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廪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吓得其人“嗫嚅而退”。[8]他虽贵为“阁老”，然平日生活也极其简朴。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记，刘统勋“官愈尊而贫如故，第宅不修，车马不饰。贵后，老仆犹呼十二叔，有教以呼大人者，公闻大怒。……尝因籍没，无家资，耕田四驴入官。后命赏还家产，四驴在县已饿毙，县令买四健驴以偿”。[9]正是基于此，所以他死后又被乾隆帝誉为“终身不失其正”，[7]《刘统勋传》并不待礼部议，直接赐其谥号曰“文正”。[9]他家的堂号也被称为“清爱堂”。

最后谈谈官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为官的最高境界。一个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只要能秉持“慎独”精神，养成完美人格，并将这种人格外现为官格，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便可以昭著于世了。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诸葛亮曾位至蜀汉丞相，刘备死后，又摄一国之政，可谓权大无比了。然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10]《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能做到“慎独”。他不但澹泊名利，拒受“九锡”，拒不“进爵称王”，而且遇事还能引咎自责，甚至自请处分，自贬官级。他对部下完全出以公心，惩罚分明，“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10]《蜀书·诸葛亮传》陈寿《评》以致连受处分者都毫无怨言。他对子弟严格要求，其嗣子诸葛乔自东吴入蜀后，即令其督兵传运粮草于谷中，并最终以身殉职（死时年仅25岁）。[10]《蜀书·诸葛亮传》他对自己的财产也完全透明，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10]《蜀书·诸葛亮传》即除官方的供给外，再未经营任何产业，也没用其他的经济来源。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主动公布了自己的家产，即“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10]《蜀书·诸葛亮传》这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蜀国，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份中人之产。但就是对这样一份家产，他临终之前还提出了处置的原则：“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10]《蜀书·诸葛亮传》即除了子弟衣食之外，其“余饶”部分全部上交国家。这种由官员主动申报财产的做法，直到今天仍难以实行，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诸葛亮就已经这样做了。仅此一点，便足以成就诸葛亮的高风亮节。

总之，“慎独”精神作为修身方法，它与作为思维方式的中庸之道一样，同为儒家的看家本领，也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今天，面对越来越纷繁的客观世界和无处不在的诱惑，“慎独”精神更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应该继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让它在人格修养和廉政建设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杜甫.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 苏轼.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1.

[7]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昭梿,著.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49-50.

[9] 王培荀,著.蒲泽,校点.乡园忆旧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3:90,106,108.

[1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