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宏

（天水市政协，甘肃 天水 741000）

和谐社会是古今人类一直期盼的美好社会，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时代。由于“和”的非现成性，意味着它只能作为高悬而有待遥契的存在境界，只能通过现世社会秩序的不断调适，才能达到一种终极的理想境界。《周易》在“卦爻象”的基础上构筑了感性的时空系统，而它的包容性则获得“弥纶天地之道”的强大生命力。后世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体系。[1]关于《周易》的起源，古往今来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伏羲画八卦，我认为并非空穴来风，乃是上古史影的源源、孑遗和折射。因为符号（包括伏羲八卦）是在书写语言，甚至有声语言之前就出现了的，或者说符号是原始人凭想象构思成的意象或观念载体，是不藉语言文字的实体。[2]伏羲“观物取象”、“俯仰”、“上下察也”画八卦的“象思维”方式，[1]是“合天人、通物我”的“生生”之象，是“生殖崇拜”、“阴阳观念”和“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的动态整体直观，也是“天人相应”，天人（德）相一致，不违天意的天人和谐生态观和人生观。“俯仰”立足于“人于天地相参”，以效法天地变化规律为准绳，推天道明人事，奉天人同构为最高追求，它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源头。

一、伏羲所创立的先天八卦（符号）是中国和谐文化的源头

伏羲所创立的先天八卦方位图（符号），是其凭借“俯仰”，加上想象构思成的意象或观念载体，反映了宇宙自然正反手螺旋（正反相）运行规律，描述了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宇宙系统和融于一炉的宇宙时空模式。先民认为“天地万物，皆为一体”，《易经·系辞》中有“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八卦系统既可以表示一天中的“晨”、“日中”、“夜半”（天水三阳川有早阳寺、正阳寺和晚阳寺，为古代测日遗址）的日周期变化节律，又可以表示“晦”、“朔”、“弦”、“望”的月周期变化节律，还可以表示“春”、“夏”、“秋”、“冬”的年周期变化节律，也可以表示任何超年周期变化节律等等。可以说伏羲所创立的先天八卦是包罗万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动态的整体直观”思维方式；是把人自身融于天地之中，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自己密切联系在一起，有意识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联想和体验实现对宇宙人生的感悟的思维过程，其核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昔者圣人（伏羲）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3]“俯仰”是兼顾天地人三才，“四时”是兼顾自然的春夏秋冬，“四正”是兼顾四方的东南西北，六爻是兼顾以人体为坐标和参照系的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位，“八卦”是兼顾四面八方，“爻卦象”是包含阴阳平衡的时空系统。河图是以和谐对称而表现的数学结构模式。十个奇偶数按五方排列，由一至十，五奇五偶，生成有序，和谐协调。如太阳居一而连九，太阴居四而连六，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其和皆为十。阳极一、三、七、九之和为二十。阴极二、四、八、十之和也为二十。这十个数无论如何加减，皆对称而和谐。

阴（––）、阳（—）两爻的抽象，是效法自然界雌雄（公母），追求平衡、和谐的过程，而非对抗（立）。占卜、算卦是在忧患意识支配下，由不安以求安、趋吉避凶、追求吉祥和美好生活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的渊源很久远，在天水新石器时代（伏羲时代）的考古中已被证明。例如天水傅家门原始祭祀遗址中发掘出的卜骨和陶器上的符号“－”、“—”、“＝”、“s”和“∧”等五种符号，就是我国上古占卜、算卦的记录和保存。[4]

方位是以人的身体为坐标的感知。身体坐标为“六”个方位，自然界也相应为“天（上）、土（下）、东、南、西、北”六方，原始八卦的三爻代表天地人，重卦的六爻表示六个方位。“方”的观念发生在原始狩猎或原始农耕所需的方位识别和“观象授时”。狩猎和农耕与时令（四季、四时）、方位和天象等密不可分，先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领悟与时间一体的空间宇宙，促成先民对方位、天文知识的积累和掌握。[1]易经上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四，即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四时（春夏秋冬），又指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即“四正”。先民在四个方位的基础上，更细地标出了“四隅”，即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即“四维”。古人又将“四维”又与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四个节气联系起来，这样由四到六再到八定方位的过程，不仅更加精确了人类活动的空间方位，而且促成了伏羲原始八卦的产生。

卦是配了空间方位和四时运行的图识。《易经》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卦对空间宇宙的模拟规范有序，天与地相对，天与地都是由对称和谐的中央和四方构成。《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所谓“往来不穷”既指春夏秋冬、昼夜变化无穷性。《系辞·上·传》“变通配四时”。又称“变通莫大乎四时”。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古人认为伏羲是“和八风以画八卦”，八风指“八方之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以八方之物标示出了八方的方位，可见卦与空间方位和四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八个方位配以“八节”，它不仅兼顾了方方面面，而且与时令俱进，动态整体的“生生”之象跃然纸上。所以，“八卦”合以“阴阳”别开了天地万物，开启了元隐喻思维。“八卦”并不是八种现象，而是“四面八方”的现象。

伏羲八卦与天文密不可分。《管子·轻重戊》云：“虑戏（伏羲）造六法，以迎阴阳；做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周髀算经》云：“伏羲作历度。”《太平御览》卷七八引《春秋内事》云：“（伏羲）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至吉凶。”这些后世先哲根据口传史整理研究的成果，说明伏羲已通过“造六法”、“作九九之数”、“制历度”、“建分八节”，在有意识地求得“元亨利贞”与“四时”,“六爻”与六个“方位”、“八卦”与“四方”“四维”的对应以及与天、人之间的和谐。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象系统具备了一种天然的优势，历代易学家对“周易与时间”做出各自的阐释，很自然地促成了人们对“象思维”的吸纳和体验。如后世对《乾》卦的解释是“终日乾乾，夕惕若”，《谦》卦则进一步概括为“君子有终”，更显“屈尊下求”的谦卑是永恒的和谐治国之道。《周易·乾·彖》表述更直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太）和”。在先秦礼乐之教的理论总结中，乐的作用是“和”,《礼记·乐记》“乐者敦和”、“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的核心是和谐，天地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乐的教化作用就是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怎样配合。《易传》的宇宙论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等等，这些“和”的思想与伏羲和谐理念一脉相承。

伏羲以“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感知人类进化与包罗万象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出“人与天地相应”，“山与天空大地相连相通”的思想。《易传》里多次提及“通”的思想，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又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等。通是类的超越，在这里，万物、天地、神人、身心之间没有隔膜，达到了“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的境界。伏羲的这种思想，是对天、地、人的唯物表达，它是我国最早的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河姆渡五叶块陶纹，[5]以树叶代替树木，其用意在表现万物生长的茂盛和自然的和谐，类似的纹饰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朱封龙山文化的玉冠饰上都广泛地存在着，这决非偶然。它一方面表现了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朦胧意识。殷商时，商人作邑、建城都要占卜以定吉凶，祈求自然给予庇佑。卜辞曰：“丙辰卜，壳贞：帝佳其冬兹邑。贞：帝弗冬兹邑？贞：帝佳其冬兹邑？贞：帝弗冬兹邑”。[6]由卜辞可知商王为兴建城邑而进行占卜，希求“冬兹邑”，说明殷人对自然环境的倚重。特别是后世道家、儒家等继承和丰富了和谐思想，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倡导人和自然和睦相处，善待鸟、兽、草、木。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顺从，贵柔守雌，自然无为。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宣扬“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又说“万物皆一，万物一齐”，《国语·郑语》则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还有常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善待自然万物的一脉相承性。先秦时，记录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反对不破坏性的经济活动的文献不少，《孟子·告子上》、《管子·国准》、《吕氏春秋·义赏》、《文子·上礼》、《国语·周语下》和《诗》等均有大量记载。而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

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总是以一个内化的、整体化而又极富有超越性的视角看待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人眼中的时空总是内化在生命的存在过程中，无论我们从生命的哪一“时位”出发，都能直接体悟到那“原发创生之象”。易经将“天地人”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不同质和不同形态的事物之间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用这种规律以达到天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之间的和谐。它是人类积极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源头。

二、伏羲的阴阳八卦源于原始社会生殖崇拜

伏羲的阴阳八卦源于原始社会生殖崇拜，[7]综合了时代流行的“生殖崇拜”现象，以“阴阳太极图”、“八卦”的具体、形象而极富哲理的符号形式表示出来。以伏羲为代表的先哲将男女意识具体形象地类比抽象概括为“阴阳”，用“—”和“––”两个符号直观形象地表示出来。“—”和“––”的思维符号，在天水发掘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卜骨符号中有充分的反映。[8]

阴阳是人类男女、动物公母和雌雄的高度提炼概括，这种原始文化是生殖崇拜现象在人脑中长期作用的结果。它完整地保存在黄河上游遍布的生殖崇拜岩画里，甘肃景泰、祁连山，宁夏贺兰山、内蒙古、新疆等地有大量生殖崇拜岩画。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彩陶陶罐上面绘制着两组对称图案，一组圆圈内有“卍”字符的鸟形，另一组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符号。“卍”字符身上绘有浓密的羽毛，居于圆形正中，恰如一只硕大的“太阳鸟”。将两组图案结合起来分析，太阳鸟符号代表“阳”，女性生殖器崇拜符号代表“阴”，它充分证明上古先民阴阳知识的丰富，也表明人类早期对生殖的崇拜。民间至今有以鸟暗喻男性生殖器的风俗，我认为它是上古民俗的孑遗。大量生殖崇拜岩画以及马家窑彩陶陶罐生殖器崇拜符号和现存民俗，不仅是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写照和保存，同时也证明生殖崇拜在原始社会的普遍性，正是普遍的生殖崇拜时尚，孕育出伏羲的“原始阴阳思想”，从而奠定了伏羲创立易学的思想基础。

《春秋内事》载：“伏羲氏定天地，分阴阳。”《管子·轻重戊》：“虑戏（伏羲）造六法，以迎阴阳；做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可见，后世学人一般认为以伏羲为代表的先哲，最先提出了“原始阴阳观”，形成了“阴阳思维”，产生了“阴阳相克相生”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后人进而总结出“阴阳规律”。“阳阴规律”就是相互联系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伏羲用它解释万事万物。“阴阳思想”和“象思维”，构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并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征提供了先决条件。自伏羲而后，阴阳便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观念，并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概念，而非西方（身心）二元论；阴阳不是人和自然界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阴阳不是把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看成两个实体，而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的结构，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是完全统一的。即阴阳互根：阳在阴不息，阴在阳不离，也就就是人们常说的“阴阳和平，万物蕃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天地配之以阴阳。只有阴阳调和方能万物而生。春夏秋冬四季往复循环，任何时候都不会单独存在，寒极暖之机，暖极寒之兆也，所谓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此乃天地自然之理也。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是孤立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解决就不会有事物的发展变化，这一矛盾对立统一的理论是中国唯物辨证法——“阴阳相克相生”的内涵。

三、太极图是伏羲测量日影长度，依据其轨迹绘制的

太极图的形成与天文密不可分。大地湾人用多色的石子排出方阵与图案，来记录和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对天人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对天的敬畏与崇拜活动的规矩与范式，以及对四时节气感知和气候变化规律的认知与农耕中的应用等等。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礼记·祭义》记载：“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国语·周语上》云：“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韦昭注：“阴阳分布，日夜同也。滞，蛰虫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发声。’”汉扬雄《太玄·攡》云：“一昼一夜，阴阳分索。夜道极阴，昼道极阳。”《楚辞·九辩》云：“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王逸注：“寒往暑来，难追逐也。”唐柳宗元《天说》云：“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由此可知，阴阳、太极图、《周易》是从古天文观测中发现的。《后汉书·律历志》云：“夫五音生于阴阳，……天效以景（注：指日影），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注：指冬至、夏至），律气应则灰除。”可见立竿测影之法与律历、太极图和易学的关系。

传说人文始祖伏羲凭着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敏锐感觉及自己的深思睿智，为了更直观地表达他深邃的易思想，在天水邽山（今凤凰山）和三阳川的卦台山、早阳寺、正阳寺和晚阳寺（依据太阳在地球上的照射点，早、中、晚不间断地轮流观测、记录），不计晨昏，通过长年累月测量记录日影长度，依据其轨迹绘制出“阴阳太极图”，[1]画出先天八卦；依据环境，参照山川、河流、方位和“四时”画出后天八卦，二者互为表里，描绘了整个宇宙组成的形式。不同的是先天八卦反映的是太阳及天时运转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为人类揭示了宇宙运动的奥秘。而后天八卦方位代表的则是地球的地域环境和“四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天、地、山、水、人“五位一体”，调适协调，和谐发展。这些理念对中国生态环境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等都起着至大的关键作用。

太极图是天体运动和自然四时变化的自然规律的形象表现形式，它客观地反映了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和运转的宇宙规律。伏羲用“太极图”和简单明确的示意符号描绘出阳和阴的和谐状态，将神秘的万事万物以智慧的思维表现出来，达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上究天纪，下极地理”之目的。太极的“太”有至的意思；“极”有极限之义，就是至于极限，无有相匹之意。太极既包括了至极之理，也包含了至大至小的时空极限，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

“太极图”反映了静态和谐的最美好的时刻。事实上，随着时空和天体的运行变化，事物中阴阳成分各不相同，后人用阳阴符号示意并归属分类成“四象”，[1]将复杂的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起来。伏羲就这样总结出了天人合一、宇宙万物和谐一体互相联系的思维模式。因此，伏羲有“人文之元”、“和谐之源”的美誉。

四、“阴阳太极图”的雏型在伏羲故里天水考古和民俗上有大量证明

太极图在天水考古上很普及，大地湾作为伏羲文明诞生的人文背景，出土的陶器盆上多件绘有两组螺旋形线条互抱互缠，类似阴阳合抱的图案。天水永清出土的一件六千五百年前双龙古太极图的彩陶壶（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壶上绘画两组螺旋形线条上下互抱，中间绘有两个相对的鱼眼与现代流传的太极图案极其相似，距今6500年左右。另外，全国各地发现的女娲手持月亮，伏羲手持太阳的交尾图，西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和卓古墓群，东到中原广大地区、山东半岛，北到东北地区，南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大量的遗存。商代及西周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据天水文史工作者窦建孝先生文物普查得到的资料表明，在长江上游西汉水流域的天水镇一带，发现战国陶鼎上绘有太极图案，它是我国发现较早的成型的太极图。汉代太极图在天水较为普遍，东汉隗嚣割据天水时，在城北建的宫殿（隗嚣宫），所有的瓦当上都绘有太极图案，其目的是祈求平安、和谐和长久；北宋“秦州窑”烧制的“蛋青釉荷叶型蓝宝石矿料青花八卦太极云洗（碗）”等等。可见，双龙缠绕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的雏形。此外有人认为太极图来源于符号(青海民和县和乐都柳湾、辽宁翁牛特旗石棚山、广东曲江石峡中层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都刻有符号)、双鱼纹样图形(大地湾、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双凤纹样图形(新石器时代骨刻与陶绘、河姆渡文化中有这种纹饰)，也有人声称太极图来源于卦台山下渭河（姬水）与葫芦河（陇水）相汇后形成的“涡漩”。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形成都是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具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地理根源”，[9]这也恰恰说明了太极图的文化形式与天水客观的自然环境、先秦及其以前文化发展状况起伏多变的历史发展都有着复杂的联系；太极图作为伏羲文明的重要符合，是天水地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再次说明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当地社会心理的表现形式，直接影响历史各个阶段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例如：天水历史上留传至今的夹板舞，其中两块板也叫“阴阳板”，敲打的鼓也分为阴阳；山脉也分山之阴和山之阳；钱币分阳面和阴面；厨师做的菜肴也有许多表现八卦、阴阳体裁的内容；近代工业兴起后，天水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包装盒也饰以八卦、太极图图案；城乡建筑布局、阳宅、阴宅、石墓门、门环、寺庙树木栽植、雕刻绘画、音乐舞蹈、雕漆、刺绣、剪纸，景点、寺庙、路边、桥头卦摊等等无不体现出伏羲文化的因子。可见，太极图不仅在天水历史悠久，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物化和精神化后保留至今。

五、太极图是我国最早用直观图象表现和谐的最完美形式

中国人的“和谐观”是与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关联的“生态观”相一致的，说到底也主要是指阴阳两个方面的平衡、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太极图”是和谐最完美的呈现形式。太极是指阴阳相合而成统一的形态，也就是近世所说的宇宙。“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宇宙观的一种表述。我们大一统的概念就是“天人合一”在国家统治上的应用，中华文化一向反对“天人对立”，倡导“奉天承运”，反对无止境地用功利主义态度片面地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的需要，而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伏羲始创“先天易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朴素辩证思维。而《易传》的太和思想则倡导刚柔相济、阴阳协调互补，阳刚与阴柔紧密连结，追求中和之美。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离合）、阴阳互根（依存）、阴阳消长（升降）和阴阳转化（化生）四个方面。阴阳首先表现为同一的。因为不论是阴还是阳，都是从太极转化而来——即太极生两仪，所以其“本”是相同的，都来源于太极，之所以阴阳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是因为其“用”不同而已；阴阳相互依存，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如果没有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产生，阴是阳存在的肯定，阳是对阴存在的肯定。阴阳之间缺一不可，亦不可偏废，二者相对相合而存在。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类经图翼》云：“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所以说阴阳是同一的。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是相反的，又是相辅相成的；既是冲突的，又是互补的。阴阳是和谐的。《易经》“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则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庄子曰“阴阳聚则生，散则死”。《易传》：“男女媾精，万物化醇”。《礼记》：“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祭义》：“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国语·周语上》：“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楚辞·九辩》：“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楚辞·九章·涉江》：“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宋高承《事物纪原·天地生植·阴阳》：“《春秋内事》曰：‘伏羲氏定天地，分阴阳。’”明归有光《贞女论》：“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等等，都强调了人、自然是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即“和，故万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

纵观历代学人对阴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阴阳理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几千年的易学传统中，薪火相传，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一切学科，如中医是形象地通过哲学的思辨去把握实体的，实践上依赖纯粹经验，通过临床观察、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因此中医理论具有很强的直观性、思辨性。中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提供重要保障，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民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而外，中国的宗教、哲学、历法、建筑、堪舆、书法、绘画和美学等，无不是以阴阳和象思维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易文化秉持的核心是“万物皆负阴抱阳”。大量的生殖器崇拜岩画，“石祖”、“月窟”和“陶祖”以及马家窑彩陶陶罐上面绘制“太阳鸟”、女性生殖器崇拜符号（两个符号对称摆放，预示着平衡、和谐）等，是中国原始宇宙观阴阳论的物化表现形式，更反映了原始先民们对阴阳认识的原始哲学观念。例如:“二生三”是指天地相交，阴阳交合而产生生命（新事物）和事物发展的过程（也是二进位的孕育过程）。生殖崇拜文化是人类及其它物种繁衍生息的原始文化，也是原始哲学在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滥觞。因此，伏羲被誉为春神。文字出现后，先哲将口传了几千年的人类童年史补记到了经典里，流传下来。老子《道德经》中说：“道者万物之奥”。孔子《易·系辞》中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庄子·天下篇》所谓“易者道阴阳”，“万物皆负阴抱阳”。帛书《周易》言“易者，合天人之道”等。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伏羲太极图阴阳二鱼互抱形态已经普遍地反映在当时人的著述中和能够保存下来的绘画实物中。

易文化后世广泛地运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人和”理念，追求“大同”社会。在人格修养上提倡宽厚处世、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礼记·礼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这些都是人们追求人际和谐，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和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和谐思想表现在身心关系上，老子也主张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是说，具有和谐的人格，就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物。孔子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又强调“欲而不贪”，人们在追求欲望时，要掌握“中和”的原则，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和谐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时代，中华文化认为天地自然皆能为人所欣赏、运用，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明显的界限。中华和谐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历史上一脉相承，川流不息。中华文化不仅主张同类事物之间和谐，更难能可贵的是异中求同，主动追求和谐的精神。例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它是指不同事物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夫五音生于阴阳，……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同一个味道，便不成曲调和佳肴。倡导和谐太极文化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太极图是我国最早用直观的图象表现和谐的最完美的形式，阳和阴和谐共处，内涵丰富，奇妙无比，意义非同一般。面对当前矛盾凸显的世界局面，我们提出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寻求的并非中华文化的一枝独秀，而是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共生”理念。“天人合一”、“包容和谐”和“多元共生”等思维模式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更是今天提倡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新话题。生态理性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从这种意义上讲，伏羲“太极图”的和谐理念无论从历史、科学、艺术和审美角度，或从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都体现了“中华和谐第一图”的美学效果和现实社会价值。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出现，与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息息相关，更与当时人文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它是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产生社会条件。伏羲通过长年测量日影依据其轨迹绘制出“阴阳太极图”，“仰则观象于天”，画出先天八卦；“俯则观法于地”画出后天八卦。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二者互为表里，描绘了整个宇宙组成的形式。不同的是先天八卦反映的是太阳及天时运转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为人类揭示了宇宙运动的奥秘。而后天八卦方位代表的则是地球的地域环境和“四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可见，“和谐”思想从生活实践中来，“阴阳太极图”揭示的是宇宙科学奥秘，反映的是太阳及天时运转对地球和人类及动物界等的影响。所以伏羲“八卦”、“阴阳太极图”有“通神明之德”和“类万物之情”的美誉。

第二，“联想、对比”思维是原始社会的主要思维形式。面对复杂的自然和无垠的宇宙，伏羲等先哲从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中，对比联想概括出规律，完成了他伟大的创举——阴阳、太极和八卦。先民以八卦定方位的作法开了元隐喻思维。从这种意义上说，伏羲的“八卦”、“太极”思想对人类的思维科学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

第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万物一体的大系统，由于整体内各局部的相互关联，使大自然表现出了极强的规律性，而不是零散和静态的。整体和动态是易学的思维特征。整体动态意识最初源于巫术时代（原始社会）先民流变无常的世界观，因此筮算要以“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卦象以拟天地人事之变。

第四，“万物皆备于我”。宇宙是和谐的，人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应协调、和谐相处。“象思维”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万物形成生命的契合，构成了一个天地人一体的整体之象。“整体直观思维”是主体性的人和与人相对峙的自然（天）之生命契合的关系（天人合一〈合德〉）。 伏羲太极、八卦文化的核心是对天、地、人系统的独立与统一的探索。它以象和数为内在特征，以符号的排列与组合形成完整的逻辑思维系统。太极、八卦系统最关注的是人类生命现象，它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在太极、八卦的整体结构中，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有序过程，人是这一过程中的生命主体。人与自然界是双向交流和互感的两个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和谐统一，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表现出主体思维的特征。太极、八卦系统中的主体思维，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更是一种主体实践思维。“象思维”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的浩大境界体现了海纳百川的思维气度。

第五，中华民族的易文化是整体超越性的思维模式，认为自然和人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分离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从宇宙观的角度看，也非西方身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精神和物质看成两个实体，而是形神合一的结构，精神和物质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因为伏羲所说的阴阳都是从太极（一体）转化而来，即太极生两仪，因为其“本”是相同的，都来源于太极。后来老子的“道”，是指天地运行规律，文王、周公和孔子的“德”，是先哲对天地及其规律的认识、利用所得。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人类只有放下独尊的心态，才能适应自然，自觉承担保护生存环境的责任，在有序中得以持续发展。天人合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天，指日月星辰和地球及其规律性的运行状态，人类只有尊重这种规律，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资源，创造人类所需的财富，达到兴旺百业之目的。

第六，“和谐思想”是伏羲时代人文生态环境下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进化的产物，它滥觞于伏羲的“阴阳”、“太极”和“八卦”思想。经过历代先贤论述补充，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和谐（和合）文化。后世的“卦气说”和“八宫说”是对天人之学的继承、发展，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有序而和合，人生有序而和谐，是以天地人三才构建之道为核心的易学的永恒主题。六十四卦、占卜是忧患意识支配下而求安、期盼吉祥达到和谐的心理活动，它使易学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价值诉求得以彰显。中华文化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文化。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的根本文化态度应是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和谐社会是古今人类憧憬的美好愿望，是和谐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人民的文化厚礼。

[1]安志宏.天水“卦台山”与伏羲易学文化——从人文地理学和民俗学视角的探讨[J].周易研究,2011,(4).

[2]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15.

[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现简报[J].考古,1995,(4).

[5]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J].文物,1980,(5).

[6]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2.

[7]安志宏.“原始生殖崇拜”与伏羲易思想形成的关系[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3).

[8]安志宏,高世华.我国卜卦起源于天水新探[J].易苑,2008,(创刊号).

[9]王恩涌.人文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