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转移的研究进展评述与展望——基于传统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比较<br/>

我国产业转移的研究进展评述与展望——基于传统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比较

2014-08-15毛琦梁董锁成王菲李俊

区域经济评论 2014年2期

毛琦梁董锁成王菲李俊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我国区域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但是东部地区长期快速发展正逐步遭遇“成长的烦恼”，已经面临着产业高度集聚的负面效应，体会到了成本攀升、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等“成长的代价”。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渴望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来改变落后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虽然国际发展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产业转移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特别的关注。

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归根结底在于探索产业区位的影响机制。艾萨德（1956）指出，区位和贸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决定一面的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另一面［1］。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产业区位与地域分工：一种是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Traditional trade theory）（或新古典贸易理论Neoclassic trade theory），另一种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Davis and Weinstein，1998）［2］①。实证研究也基本从这两个理论出发，或以单一理论为指导或结合两者进行分析。前者有助于解释产业间分工，但是对于要素禀赋类似的地区产业分布差异缺乏解释能力，后者也不能回避地区的初始禀赋或者说第一自然（first nature）对于产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对于产业区位的全面认识，需要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产业分布现象和规律。

因此，本文也将基于这两种理论框架下，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目的在于指出合理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为进一步分析产业转移提供一种有益视角。

二、产业转移相关理论解释

（一）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地区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对于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认为产业区位选择是由地区要素禀赋、地理位置与技术水平等外生变量决定的，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取决于外生变量在地区间的分布情况，即产业分布是由第一性（first nature）决定的，产业布局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比较优势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专业化方向。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产业转移解释为，随着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在产业结构上形成相应的重新配置。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劳动力众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应当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应当生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会发生相对变化，这种变化引起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导致国际产业的转移。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相对而言资本、知识密集，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优势，国际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另外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产业转移理论还有区域生命周期理论（Thompson，1966）［4］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5］等。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区就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着年轻、成熟和老年的过程。从成熟期开始，区际竞争逐渐剧烈，现有产业的区位比较成本优势将逐渐削弱直至丧失，为了应付其他区域的竞争，区域企业将多区域化布局，呈现出分厂的转移。国际生产折中论被认为是从企业跨区域投资的角度考察产业转移问题，是产业转移的微观解释。该理论并不是纯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其强调了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优势是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新”体现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内生的（Krugman and Venables，1996；Fujita et al.，1999）［6，7］，即产业区位及其变化是一个内生过程。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假定生产要素是不可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把产业区位与要素（资本、劳动力与其他资源）的流动性整合起来，产业区位不再如传统贸易理论所言的为外生决定，不同于原先的比较优势假设，优势内生于企业与消费者的区位决策中（Combes and Lafourcade，2011）［8］。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根植于规模经济的生产集中的力量和运输成本引起的生产分散的力量的关系决定了产业区位（Krugman，1991）［9］。其强调生产的收益递增、集聚经济和累积循环过程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商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使企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增，集聚于投入品供给和需求市场大的地区，而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进一步促使企业集聚，如此累积循环，形成产业分布的中心与边缘。同时，大市场的优势是内生的，专业化模式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结果。

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产业转移的核心在于对产业集聚演变的探讨，研究产业集聚演进过程中所伴随的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变化以及集聚区位的转移。产业区位演变是空间经济系统的内生变化的表现之一。Fujita et al.（1999）建立了中间投入品模型分析了产业区位演变的内生机制［7］。产业区位是地区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产业空间分布的变化。模型中，产业前后向联系作用下，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制造业形成地理集中，导致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但是随着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不均等状况会发生变化，原因在于随着工业品需求的长期增长，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工资差距会持续增大，实际上，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集聚区内非贸易品价格居高不下、地租上升、环境污染等拥挤成本，造成离心力增强。离心力的作用促使某些相关产业脱离该产业集聚区，转移到新的区位。在这个机制作用下，产业转移的路径和模式是对工资比价敏感、关联度较弱以及其他对聚集体的依赖程度较弱的产业最先扩散出去。在以上机制作用下，Fujita et al.（1999）发现，中心和边缘地区产业结构变化显现出一个一般规律：先进地区先发展某些产业，然后把这些产业让渡给紧随其后的地区，而自身向“高级产业”转移［7］。

三、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有关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东中西三大区域格局逐渐形成以来的产业区位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产业转移现象并不在此研究范畴之内，而改革开放初期产业区位变迁由于是对计划经济影响的纠正，也未纳入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转移。对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研究在中国国内起步较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特殊体制，产业布局受计划经济左右，市场化机制缺失，产业转移无从谈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与深入，地区间发展出现巨大的差异，同时也受到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通过对国际上有关产业转移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国内有关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研究也逐渐起步，并且日益丰富，目前，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分析产业区位变化的空间与行业特征、驱动因素等方面，其中产业区位变化特征的研究主要从产业集聚与地区专业化两方面展开，研究范围也涉及全国、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内部）以及省区多个维度，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一）产业转移的趋势与行业特征

第一，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成为共识。国内产业转移提出与认知的背景是我国沿海-内地（或东西）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格局。众多研究认为沿海内地的经济分布不平衡是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结果（Fujita and Hu，2001；He et al.，2008）［10，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区域分权，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企业成了自主决策的主体，在市场力量、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产业的地理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贺灿飞和潘峰华，2011）［12］。在改革开放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沿海与内地间形成的极化发展，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范剑勇，2008）［13］。文玫（2004）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制造业在地域上变得更为集中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14］。罗勇和曹丽莉（2005）研究发现2003前国内制造业格局以东西部地区间极化发展为主，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15］。张同升等（2005）研究发现1980-2000年，我国26个制造业工业行业总体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16］。陈秀山和徐瑛（2008）指出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出聚集特征，而从过程来看，各类子行业还在强化着这种聚集，此期间只有少数子行业开始出现了扩散过程，扩散效应尚未占据主流［17］。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显示，中心—边缘格局有极化加剧趋势。Lu and Tao（2009）［18］、杨洪焦等（2008）［19］的研究也证实了从1998-2005年，中国制造业以空间集聚为主。

不过，伴随着区域间长期的不平衡发展，东西分异的中心-边缘地区之间极化发展的态势已经逐渐得到改变，产业转移趋势显现，工业部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由中心向边缘地区的产业转移或中心-边缘地区间产业空间分布演变成为既定事实。众多研究表明，21世纪初期，工业发展向中西部扩散与转移的趋势日渐明显。贺曲夫和刘友金（2012）分析，虽然产业转移的规模尚且不大，不过自2005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20］。吴三芒和李善同（2010）研究发现1997-2003年，我国制造业整体重心向东南移动，2003年后，重心移动呈现出制造业重心呈现向西北方向移动新趋势［21］。贺灿飞和潘峰华（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变化开始进入拐点，大多数产业在2004 年左右集聚程度进入高位，维持稳定或者开始下降［12］。

第二，产业转移的行业类型不明确。但是关于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的行业特征，现有研究的观点并不一致。很多研究通过规范分析认为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升高，失去了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类产业理应成为转移的对象，不少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个结论。He and Wang（2012）［22］发现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现象比较明显。曲玥等（2013）还发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表现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飞雁”模式［23］。王业强和魏后凯（2007）发现1995-2003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中度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传统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抑制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主要因素［24］；张公嵬和梁琦（2010）研究发现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中程度在1995-2007年间呈现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势，以纺织服装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2004年以后加快了转移步伐，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扩散特征；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不显著［25］。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产业区位发生较大变化的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冯根福等（2010）通过研究却发现发生地域转移的主要为资源倚赖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并未发生转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自然资源的不可移动性特点和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劣势［26］。

（二）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与产业转移的行业特征相对应的是，对于驱动产业区位变化主要因素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也颇有争议。沿海内地间经济极化发展导致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高企促进产业转移是众多观点认可的一致性显性条件，但是生产要素成本高企是导致产业的转移的充分条件抑或是必要条件存在很大争议。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是推动产业转移的原因所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与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产业区域转移成为可能。蔡昉等（2009）提出了大国雁阵模式，认为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情况下，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然处在原来的发展阶段，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会发生产业转移和承接［27］。在地域梯级分工规律的作用下，高梯度区域将区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至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梯度区域，随着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这些产业又转移到其他更落后的区域，由此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上升的产业转移浪潮。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东中西部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蔡昉等（2009）计算并各区域2000-2007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对全国各省区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效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已经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西部地区具备潜在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27］。张公嵬和梁琦（2010）［25］通过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运用平均劳动成本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各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发现沿海地区自2004年开始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便失去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中部地区在2004年开始便成为边际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而且其平均劳动成本却一直是全国最低，西部地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速度最快，很有潜力成为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区域。

但是很多学者指出比较优势的变化不足以成为产业转移的充分条件。罗浩（2003）［28］、刘秉镰和杜传忠（2010）［29］、郭丽和张美云（2009）［30］等认为劳动力在地域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以及中西部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供给弹性小是阻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主要原因。冯根福等（2010）在其研究中也印证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并未发生转移，同时也指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是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区域间的转移与国际转移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26］。而这一点也印证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区位上的空间尺度适用性——一国内产业区位的决定机制难以用比较优势来很好解释。在一国内部劳动力区域流动壁垒及其成本要小于资本的区域流动，因而更容易形成劳动力迁就资本的单向流动，使发达地区的资本不必通过跨区投资就可以实现与欠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劳动力跨区流动改变区域间的要素结构，中西部地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将受到抑制，使劳动力要素的丰缺程度对国内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影响度大为下降，这种逆产业转移方向的劳动力流动无疑在客观上对区域产业转移起到了某种替代作用，从而阻碍了产业转移的演化进程（刘秉镰和杜传忠，2010；郭丽和张美云，2009）［29，30］。白彦和吴言林（2010）发现技能型劳动力受经济利益的引导，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从而产生正外部效应促使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引致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劳动力流动的双重外部效应，使得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高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共存，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黏滞［31］。李君华和彭玉兰（2010）指出由于资本流动的局限性、劳动力的跨省区迁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资本充裕的地区反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版的“里昂惕夫之谜”［32］。

那么，既然在生产要素成本上，东部地区已然失去优势，为何东西部地区间产业分布不适应这种变化呢？新经济地理学观点来看，东部地区具有的区位优势、市场、集聚经济等是吸引产业布局的重要向心力。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来讨论产业（主要是工业）集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等（金煜等，2006）［33］，从产业集聚角度出发探讨产业转移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全球化无疑是造成中国目前的产业空间格局的关键推动力量。参与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经济转型与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产业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黄玖立（2011）指出对外贸易推动了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这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差异的重要来源［34］，形成了具有天然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的产业不平衡分布（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35］。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He and Pan，2010）［36］。Ge（2009）全面分析了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集聚间的紧密联系，对出口或者外资依赖较强的产业倾向于集中在容易进入国外市场的地区，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比重较高的产业的集聚程度高于其他产业［37］。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市场潜力对产业布局的重要性。由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制造商倾向于选择在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以更好的进入消费市场与便捷地利用中间产品投入。黄玖立和黄俊立（2008）对1990-1997年中国省区细分产业增长的分析发现，较大的本地和地区市场促进了国内市场依赖型产业的增长，而且与本地市场相比，来自其他省区的需求的作用并不显著［38］。刘钜强和赵永亮（2010）利用1995—2007期间样本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从不同层面构成了企业区位差异选择的动因［39］。李君华和彭玉兰（2010）的研究证明了中间投入比重较高、产业链条较长的产业倾向于选择工业基础雄厚、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生产，而且这些产业向某一地区集聚，还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多种产业同时向该地区集聚［32］。市场潜力体现为产业间的前后先联系，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可以归结为本地市场效应，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经验上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40］。

产业集聚会形成多种积极效应，给企业的转移产生了巨大的黏性，使得我国东部企业很难做出向中西部转移的决定。东部先发展地区已经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通过各种关联形式（产业链的前后向联系以及通过本地社会网络等正式和非正式的交通沟通形成的合作组织或战略联盟）建立起了大量的产业集群，形成了高效的生产协作网络，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这些使企业获得了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获得，使集群内企业成本降低，从而提高了集群企业的竞争力，通过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促进了产业在当地的延续与发展。刘修岩和张学良（2010）发现地区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等变量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41］。路江涌和陶志刚（2007）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中稳健地支持了知识外溢、信息外溢、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投入要素共享等集聚外部性对行业集聚的影响［42］。贺灿飞等（2007）劳动力市场效应可促进产业集聚，需要多元化劳动力的产业在空间上更为集中，在县级层次尤为明显［43］。韩峰和柯善咨（2012）关于城市制造业空间集聚空间外部性的研究表明，以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可得性、区际研发溢出与市场需求为表征的马歇尔外部性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44］。

实际上，不少研究已经认识到，现阶段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不能简单地认为由要素成本变化导致，而是已有经济活动集聚演变的内生结果。产业在东部集聚程度逐渐增强的同时，集聚的负面效应就会逐渐增强，一方面导致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高企等，另一方面也会因发展空间限制以及不同产业间竞争激烈导致部分产业挤出，产业转移并不是要素成本提高的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演化过程中发展优势扭转的内生性结果。

中国区域间经济布局不均衡，经济活动大量积聚与东部地区，逐渐提高的产业集聚会导致产业集聚过度，引起负面效应。唐根年等（2010）通过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趋势分析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制造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聚集度成正相关，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空间聚集过度，生产要素拥挤现象明显，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45］。He and Pan（2010）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某产业部分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损害未来的产业增长，表明拥挤效应的存在［36］。王业强等（2009）将集聚不经济表现为空间负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区位变迁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高度集中的同时，制造业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过度错配”的现象，部分高耗能的资源性产业过度集中于东部地区，使得这些产业形成了较大的空间负效应［46］。集聚不经济或者空间负效应将导致产业在空间上扩散，寻找更为有利的空间区位。王缉慈等（2010）认为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还同时伴随着劳动力、土地、能源与环境等成本的升高，产业间以及产业内的企业竞争也是拥挤效益产生的源泉，在中国的例子中，拥挤效应是很多由广东向江西、湖南与四川等地的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47］。He and Wang（2012）进一步研究指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更容易受产业集聚拥挤效应的负面影响［22］。闫逢柱和乔娟（2010）研究也发现中国的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集聚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拥挤效应”［48］。

另外，地区发展不均衡演化过程中的内生性影响之一就是原先处于边缘的地区自身经济规模的增长，增强了对于产业布局的吸引力。陈建军（2002）发现沿海发达地区浙江省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动机是实现市场扩张，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在当地进行生产已经有利可图［49］。因此，边缘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地区间市场潜力的变化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

四、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不足

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经在产业区位变化的空间与行业特征、驱动因素与限制因素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机制认识不清晰

很多研究只是单纯从比较优势来考虑区位选择，而且有时候对于比较优势的理解不完全正确。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这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的决定机制认识不是很明确。国内的学者一般都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研究产业转移，而且普遍预设性地认为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要素禀赋结构已与地区产业结构相背离。他们看到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短缺及发展空间狭小等问题，如近年来沿海城市普遍出现“电荒”、“民工荒”等现象，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达地区劳动力、能源原材料指向型产业与其资源密集度偏差越来越大。但是多数学者对于区域间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都是基于现象的描述，未通过实证研究来加以支持。很多学者没有正确理解比较优势的内涵，他们看到东部先发发展地区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以及资源等要素的短缺，就判定东西部之间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动态变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源依赖型产业在东部地区逐渐失去优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东西部之间技术、制度等差异性引致的生产率的差距，事实上，劳动力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趋势不太明朗也说明了地区间比较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变化。因此单单通过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变动就断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是不严谨的，而且上文中说明了在一国内部，因为要素流动性强，比较优势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产业区位。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的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短期内仍然是稳定的［50］，与目前很多研究认为要素成本的高企必然会也需要将某些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的观点相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系统的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考察产业转移的研究，对于产业转移内在机制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片面。很多学者根据国际经验认为，地区间比较优势改变之后，产业区位应该顺应这种变化发生转移，因此很多研究都预设性地判断，东西部地区间要素成本的差距日益增大，由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理应大规模展开，这种观点只是片面理解，没有全面地考虑产业区位的决定因素，而且在没有真正理解产业区位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就讨论产业转移的黏性是很不恰当的，由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也是大打折扣的。

（二）对于产业转移的特征总结不足

目前，有关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基本上从产业空间集聚与地区专业化两方面对产业区位变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了产业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性及其变化，但是缺乏对这种不平衡下的各地区内部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总结。不同发展梯度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特征是什么、各梯度地区间是否存在规律性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此，诸如梯度转移理论（夏禹农、冯文浚，1982；周起业等，1989）［51，52］等在理论上予以了深刻论述，但是实证上的进展还很缺乏。中国具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征，各地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松脚型”产业转移这种要素跨地区流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对各地工业化不同步的反映（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35］，产业转移是基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对其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探索地域空间演化与发展收敛的一般规律，所以非常有必要从地区经济梯度差异角度分析国内区域间产业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工的演化特征。

说到这一点，还不得不提及目前产业转移分析中对产业特征的系统考察的缺乏。总体来说，产业转移的行业特征分析过于笼统，只是泛泛地总结哪些具体产业发生了区位变化，或者只是进一步简单地定性归纳这些产业的特征，并没有定量和科学地总结区位变化产业的一般特征。现有研究分析区位变化产业的特征时，往往采用两种方法——归纳总结和案例分析。归纳总结法的典型做法如冯根福等（2010）［26］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特征的研究，通过分析每个工业两位数行业在不同区域间规模变化来定性地判断发生转移的产业的主要特征；案例分析法的典型代表是张公嵬和梁琦（2010）［25］的研究，他们利用纺织服装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来分别代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以此来定量的分析不同特征行业的转移状况。两种方法对行业特征的把握缺乏严谨性，都是定性地从产业名称来判定产业特征，就如生产要素密集度特征而言，一个大类行业可能包括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多种行业，而且位于不同地区的同类行业也有可能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简单地分析必然难以准确地把握产业空间分布变化特征。不同产业存在显著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其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也很不相同，因此，分析产业特征时要选取科学的标准进行定量的分析。

五、研究展望

（一）理论的适用性探讨

单独任何一种理论都有片面性，导致对产业转移解释的顾此失彼，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是从不同的方面相互弥补，而不是相互排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产业转移现象，充分理解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和影响。

新古典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产业区位的理解上都存在缺陷与不足。新经济地理学对于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研究，通常以“均质空间”为逻辑前提，主要探索均质空间上要素的分布规律及经济主体的空间行为问题；新古典贸易理论对此的研究，则以“空间差异”为逻辑前提，主要分析非均质空间上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分布。从这一点上来说，两种理论都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

传统的比较优势论只是解释了生产率与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现象，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在资源禀赋、技术等方面十分相似的地区会具有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而新经济地理学虽然摒弃了要素禀赋的影响解释了地区产业演进与结构变化的问题，但也不能逃离地区的初始禀赋或者说第一自然对于产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正如Landes（1998）所说：“地理学告诉我们的是很不愉快的事实，即像生命这种天性是不公平、不平衡的，而且，那些天生的不公平是不容易补救的”［53］。Bosker et al.（2010）就指出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其模型处理地理空间的方式比较简单，将空间要么是由两个区域组成或者是由具有相同距离的多个区域组成，相应的结果就是，诸如运输成本持续下降的影响等模型的主要预测结果也是基于这种简单模型而来，但是，当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或政策考量时，这些简化的假设将难以应对现实世界中多样化的地理特征。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一大问题也就是因为对地理空间的简化，因而得出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有限或失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在对产业区位的解释上因空间尺度的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Davis和Weinstein（1999）对日本国内产业空间结构的研究结果与之前Davis和Weinstein（1996）的研究比较，说明NEG与H-O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解释产业区位的差异，在一国之内的生产结构和区际分工模式中，集聚优势起主导作用，但在国际生产结构和区际分工模式中，比较优势起主导作用，即集聚经济的国内效果要强于国际效果。Debaere（2004）针对日本、英国和印度的研究也发现，一国内地区间资源禀赋不均衡（或者说H-O模型）并不能很好解释地区间专业化，资源禀赋更能解释国际专业化发展。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Davis and Weinstein（1999）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贸易障碍），一国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要远远低于国际的成本，按照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贸易成本的降低将有助于空间集聚；二是要素的流动性，一国地区间的要素流动性显然要强于国际的流动性，区域间强烈的要素流动可弱化先天比较优势的影响，而以市场、集聚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因素的影响更大［55］。即使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以要素禀赋为优势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减弱。Bernstein and Weinstein（2002）证明了以要素禀赋来分析产业空间结构，对于国内的预测效果低于国际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强的产业的预测低于流动性弱的产业的预测，对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间的预测低于交易成本高的地区间的预测。Amiti（2005）研究认为区域内运输成本降低将弱化要素禀赋的影响，运输成本降低将促进具有垂直联系的不同要素密集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聚，上下游产业间集聚所带来的利益将会大于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区域一体化深入，贸易成本降低往往使得产业空间分布不再遵循比较优势，如果将地区规模（市场规模）考虑进来，大规模的地区将不仅集聚本身生产要素丰富的产业，而且也会集聚一批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另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国内部地区间产业区位还受到外部市场的重大影响。在这一点上，传统贸易理论似乎难以处理，而新经济地理学则更具解释能力。一国的经济相对封闭时，国内产业空间结构受国内市场潜力相对应的距离-密度关系的显著影响，然而一旦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的距离或国际市场准入会变得同样重要，贸易模式的结构转变改变一国的市场潜力走势，边境或沿海地区常常得到经济活动中这一份源于地理位置的利益。Krugman and Elizondo（1996）首创了融入对外贸易的两国三地区核心-边缘模型，对外贸易自由化将瓦解封闭经济中形成的经济中心，从而促使经济活动分散。如果说，一国内地区间较强的要素流动弱化了比较优势对于产业区位的决定能力，那么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国家”甚至都变得更像是“区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又减弱了。

因此，我们在分析包含空间的经济问题时，必须明确空间尺度以及适用的理论与方法。在这方面，Martin（1999）对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相同的模型去解释经济活动在各种各样的空间规模上——从世界（World）、到区域（Region）、到城市（City）、到本地（Local）——集聚趋势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目前来看，分析一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问题，选择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依据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二）我国产业转移研究的合理分析框架设计

艾萨德（1956）指出地域演化过程发生于一个由空间上和工业上相互依赖的各种活动构成的系统中，只有以这个系统为背景，才能够深入地理解它［1］。所以，首先，建立一个区位和空间经济的一般理论对于产业转移的分析十分必要。其次，鉴于空间尺度的特殊性，分析一国内区域间的产业区位演变，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更为适合，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然否定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有用性，综合多种区位理论也非常必要。Brülhart and Torstensson（1996）强调区位决定因素因产业而异，不同的模型或多或少只能抓住某些方面，经济地理错综复杂，单独一个模型几乎不能全部抓住区位决定因素的最基本与最本质的因素，因此，不同的区位理论更多是互补而不是替代。

对于经济地理问题的分析，特别是探索经济活动区位内在机制时，空间均质或非均质的假设意义重大，应根据分析问题谨慎考虑。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区域之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导致区域发展的起点不平衡，从而影响区域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区域发展的过程不平衡。但是，区域经济问题的不能抛开对要素和地区要素禀赋的分析，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本身就呈现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同时可流动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也会体现出聚集与扩散的规律。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强调既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又要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要素的相对均质分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完整的分析经济地理问题。

注释

①也有学者认为是三种理论，新加一种为新国际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Haaland et al.，1999）［3］，但考虑到其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一致，故本文中采纳其他学者的分类，将其归纳到新经济地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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