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勇志

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低迷衰退阶段，欧盟一些国家甚至引发欧债危机，为了保增长、促就业，发达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去工业化”转为“再工业化”，纷纷出台各项政策，打出了组合拳，重塑制造业优势，同时实施制造业回归工程，鼓励跨国公司把海外的生产基地迁回母国。通过贸易保护、汇率干预等措施提高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削弱中国产品出口优势。这些政策将给对外开放前沿的福建省造成影响，尤其在招商引资、产品出口、产业升级这三大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为此，福建省要转变发展观念，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以创新驱动、品牌提升为重点，重塑竞争新优势，实现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

一、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重塑产业竞争力的重大调整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1957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其GDP的27%。当时美国制造的收音机、汽车、黑白电视、农业机械等畅销全球。五六十年代，美国接连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减少运输距离，同时为了构建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国阵营，美国大力扶持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将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单交给东亚各国(地区)生产。由此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恢复了工业基础，并接受美国的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在“技术立国”的背景下，开始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雁形形态理论”。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各国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出现了著名的亚洲“四小虎”，产生了“东亚奇迹”。

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对美国产品造成挑战。日本产品以“质优价廉”的优势打败了“美国制造”，后者的产品价格较高且产品粗糙、笨重。以汽车为例，日式汽车小巧精致、极具个性化、省油；而美国汽车块头大、全部是一个款式且全是黑色、耗油。面对日本产品的冲击，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如果继续搞制造业，美国不具有太大优势，当时它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此，美国选择“错位竞争”，提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在核心战略理论的引导下，大力外包制造环节，在国内仅保留研发设计、营销物流等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环节，同时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物流、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开始走上“去工业化”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华尔街的一夜暴富，美国更坚信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因此，美国把大量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向现代服务业。从2000年开始，全球化加速了美国制造业外包的进程，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1960万人下降到1998年的1760万人（19年间减少200万人），2010年再降到仅1150万人（12年间又减少610万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与房地产的联动，有力地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高峰时期，金融、房地产的利润约占美国企业利润的40%，标准普尔500强中25%—35%的企业利润也来源于这两大产业。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制造业规模日益萎缩，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趋势。

由于金融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缺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撑，最终导致了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这场危机的后果非常严重，它给美国人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教训课，使其看清了经济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由此，美国开始反思其产业政策，重新思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主次关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对失业严重、债务高企、经济疲软的严峻局面，果断地将振兴制造业、促使实体经济回归作为缓解危机的主要出路。

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以此吸引跨国公司回归本国、扩大美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促进产品出口翻番等。2009年2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就推出总值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同年11月，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2010年3月，提出《出口倍增计划》，成立“促进出口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同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9月通过《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产业外移法案》。可以说美国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减税、补贴、加大科技投入等，力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新打造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工业化，也不是恢复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Re-Industrialization（再工业化）中的“Re”不是“Repeat（重复）”，而是“Renew”，是新型的工业化。美国的这一轮“再工业化”主要是瞄准“高、精、尖”的产业，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利用自身在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科技等新兴产业，从而拉开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重塑美国国家竞争优势。无论是之前的“去工业化”还是现在的“再工业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事实上，通过这4年多的“再工业化”，美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走了出来，无论是制造业就业人数还是制造业占GDP比重，抑或是出口总额，都有显著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效果初见成效。“再工业化”政策作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度重视，它必将对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吸引外资、产品出口、产业升级等各方面造成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研究、提出有效的应对思路。

二、 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对福建产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福建以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优惠政策等吸引外商投资，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事加工贸易，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做OEM贴牌生产，逐渐融入全球化经济，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资金、技术、经验等积累的基础上，福建省进行了产业调整与升级，在原先发展服装、鞋业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过渡到发展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正向高技术产业迈进。而今，发达国家推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必将对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大省的福建产生重要影响。

1.欧美“再工业化”政策使福建省的招商引资陷入困境

2012年福建GDP总值为19701.78亿元，人均GDP为8358美元，显示福建省已进入工业化后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将出现激烈变化，尤其是初级生产要素成本迅速上涨，导致以传统生产要素为主、低附加值的产业将逐渐被“关、停、并、转”，或迁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近些年来，福建各地普遍缺乏工人，晋江市的服装企业因为当地工人工资较高且招不到工人，而在三明沙县金沙园设立一个纺织服装园，把原来在晋江的生产线迁移到那里，建成后一看，还是招不到工人，一些“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宁愿到大城市拿着与沙县一样的工资，也不愿意在县城打工。企业不仅面对“缺工”的问题，还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由于工人难招，所以这些年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年年上调工资，一些城市也频频上调最低工资，加之《劳动法》的实施以及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政府运行更加规范，企业的利润不得不急剧压缩。目前在福建的外资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承担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环节，这一环节的特点是技术含量低、缺乏粘滞性，一旦成本上涨较多，企业自然会进行产业转移。事实上，过去10年，福建已出现了一些产业从福建转到中西部省份或转往东南亚各国。如今欧美各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纷纷发起“制造业回归工程”，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产业回迁，这种产业的国际“逆迁移”给福建吸引外资带来一定的挑战。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下滑、熟练工人的高效率、能源价格的下降、土地成本的比较优势和政府的优惠招商政策，部分跨国公司会把生产线迁回母国，并减少在闽投资。事实上，“再工业化”浪潮已经对福建省吸引外资产生影响，2012年福建省实际利用外资63.38亿美元，仅增长2.2%。可以预见，今后福建省吸引外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一些现已在闽投资的外资企业也可能减少投资规模，或以回迁生产线为筹码而要求地方政府在放宽投资门槛、降低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更多优惠政策。

2.欧美“再工业化”政策限制了福建省产品的出口

近年来人民币在美国连续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美国政府施压下，汇率接连走高，从原先的1∶8升值到现在的1∶6.1，这也对福建省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2012年福建省出口978.36亿美元，增长5.4%，按贸易方式分，加工贸易出口255.35亿美元，同比增长1.3%，拖了出口增速的后腿。从出口的国别来看，在发达国家购买“国货”和消费需求萎缩的影响下，2012年福建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呈现负增长的势头。对美国、欧盟、日本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1%、-8.4%、-4.6%，相反对东盟的出口则增长了22.3%。受出口放缓的影响，福建先进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也呈放缓的迹象，2012年彩色电视机产量953.11万台，比上年增长-13.7%；汽车产量18.65万辆，增速为-1.6%；作为高新技术的集成电路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的产量的增速分别为1.9%、3.4%，这种增速下滑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不无关系。全球运动鞋巨头耐克和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其在华的工厂，而他们与福建晋江、莆田涵江的鞋业产业集群有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今后，跨国公司可能会减少在闽的采购量，发达国家亦会以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福建省产品的出口。

3.欧美“再工业化”政策阻碍福建省新兴产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主要瞄准“高、精、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市场，掌握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对福建而言，近年来推动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新能源、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有了一定进步，但是福建正在发展的这些产业与发达国家存在产业同构的现象。在国际市场上必将狭路相逢，欧美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势必通过各种贸易救济政策来限制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福建作为外贸大省，不管是传统的鞋业、服装，还是现在的光伏产品、汽车零部件等产品，都频繁遭到发达国家的“双反”调查。比如厦新电子就遭遇欧盟的液晶面板“双反”调查，2012年美国对华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双反”调查对福建省厦门光伏基地、云霄光电集群等都产生较大影响。福建省的光伏产能过剩，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对福建省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则将有一批企业不得不倒闭。受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和市场萎缩等影响，2012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40.11亿美元，仅增长2.1%，增长速度再创新低，影响了福建省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 欧美“再工业化”背景下福建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尽管短期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以恢复经济而采取的政策，但中、长期是为了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重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此我们不容小觑。作为东南沿海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福建而言，“再工业化”浪潮已经对福建省产生初步影响，今后其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应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做好产业调整优化升级，提升福建省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1.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做优传统产业

欧美“去工业化”导致的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重要教训，过度发展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引发的泡沫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离开制造业谈服务业无异于无源之水。制造业仍是立国之本，我们仍具有发展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要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传统产业。当前福建省的一些地方，比如福安、晋江、福清等传统制造业集群的县域，已经出现一些企业不把制造业当主业，转向把钱投到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上，追求“短、平、快”的来钱效应。在外省的周宁商帮，问题尤为突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卖地收入也大兴房地产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部分城市“到处点火”，频频放出市政府、行政中心一会搬迁到这边、一会搬迁到那边的信息，制造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并借用小城镇的名义，打造所谓的“卫星城市”，结果是造成了“鬼城”，很多新建小区都是用来养蚊子。浪费建材、土地、金钱不说，其虚假繁荣的后果是一些企业不务实业，转向发展高利贷、投资房地产、炒作一些稀缺产品等，“游资”、“热钱”到处乱串，所到之处，物价一片上涨，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和全民浮躁的社会心态，从长期来看，对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我们要按照新一届中央领导所提的“实干兴邦”的理念，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地把制造业做好、做精、做优。发达国家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我们却缺乏知名品牌和百年老店，主要还是企业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因此，福建省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要有一批坚守实业、务实能干的企业家。政府要控制金融、地产泡沫的产生，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落实金融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功能，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2.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做强新兴产业

为了吸引本国的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国生产，美国将投资10亿美元用于建立制造业集群，2013年将有3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进入执行阶段。欧美正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通讯、无线物网等领域的投入，确保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产业的话语权。对于全球正在兴起的3D打印、页岩油气、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等，我国与发达国家差不多起步，我国在2009年提出发展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福建省也在2010年结合省情提出7个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作为先导产业，目前技术和市场都未成熟，处于导入期和发展期的过渡。各国在这一轮的产业革命面前，起点差不多，因此，我们必须迎头而上，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新兴产业的前期投入较大，技术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市场处于培育期，企业在考虑到各种风险，不太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因此，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也是政府投入巨大资金，出台很多政策来扶持的。美国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仍增加对国家科技部门和重点实验室的预算，并建设公私合营的研发公共平台，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并加速产品投向市场的速度。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福建省很早就提出建设“创新型省份”，但科研经费投入仍较低，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预计25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3%，远低于5%的国际标准。全省专利申请受理42773件，专利授权30461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8492件，发明专利授权2977件，分别占总数的19.8%和占9.7%。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仍较低，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两项所占比重太高，这与发达国家刚好形成巨大反差。发明专利的比重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福建省应强化中小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增加在闽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鼓励企业多发明、多创造，提高“闽货”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福建制造向福建“智”造的转变。

3.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当前全球价值链理论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可，2013年厦门“9·8投洽会”的主题是《全球价值链重塑与创新》，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就此发表了演讲并提出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四点建议。作为外资重要投资地的福建，福建省的加工贸易量很大，2012年加工贸易商品出口255.32亿美元，进口155.61亿美元，但仔细分析价值链，福建省主要还是从事加工组装的环节，付出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代价，获取较低的贸易增值。而跨国公司则凭借技术、品牌、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等赚取了大部分的利润。福建省的很多企业仍是为跨国公司提供OEM的厂商，尤其是晋江鞋业、石狮服装、厦门光伏产品、机电产品等，长期被纳入全球价值链并形成了路径依赖，企业一直没有机会转型。在当前国际竞争中，我们面临更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竞争，迫使福建省企业转型，打造自有品牌、依靠自主创新的产品赢得市场。晋江部分鞋业企业的成功转型值得借鉴，从起初为跨国公司提供OEM（贴牌生产），到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ODM（设计生产），到现在打造品牌和营销渠道的OBM（品牌生产），走出了一条从加工制造到品牌营销的产业升级之路。福建省的企业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但营销能力和研发能力欠缺，一些企业只懂得生产、只懂得如何把成本做到最低，但却忽视了销售，造成产能过剩。因此，要引导省内企业延伸产业链，向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营销服务拓展，提高产品的设计艺术和附加价值，善于整合供应链上的企业，打造龙头企业引领的模块化企业分工网络，实现福建制造向福建创造的转变。同时要善于营销，在对欧美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企业除了进行出口转内销、拓展“闽货”市场占有率外，还应该转换目标市场，“西边不亮南边亮”，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尤其是与福建有密切渊源的东盟市场。2012年福建出口东盟142.11亿美元，增长22.3%；进口73.31亿美元，增长9.5%，这两个增速都超过对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增速。因此，在当前中国加强与东盟经贸联系的大背景下，福建企业要敢拼会赢、勇闯“南洋”。

4.培育高级要素，增加对外资的磁吸效应

福建省吸引外资走过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再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阶段，并进入吸引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的新阶段，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对要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到90年代中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外资更关注的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初级生产要素，而到了现在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时代，外资更关注的是包括物流、信息、人才、发达的交通网络、商务中心、城市生活舒适度、空气等高级生产要素。福建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时仍沿用过去的做法，一味宣传初级生产要素的廉价和所谓的优惠政策，事实上这些根本不是优势，与中西部省份相比，福建省缺乏劳动力、工资也较高、土地成本也高，所以我们要强化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宣传我们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的独特优势。根据我们对台资企业的调研，在闽台资企业从福建搬迁到长三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产业链配套相当完善，而且长三角的信息、人才汇聚，物流速度快，可以辐射全国市场。长三角的劳动力、土地成本都比福建高，但包括晋江的一些龙头企业和龙岩工程机械集团宁愿到上海开设总部或分工厂，就是因为在长三角可以把企业做得更大。企业在福建做得再大也只是地方企业，搬到长三角成了全国性的企业，搬到香港则成了国际性企业。所以要反思福建省的不足，做好高端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完善立体交通网络和通讯设施，切实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提高服务企业的意义和能力，增强本土企业与外资的供应链协作关系，加强会展、会计、咨询、物流、金融、电子商务、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强化福建市场与其他省份市场的互动，以新的制度优势增强福建市场对外资的磁吸效应。

［1］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李正信.“再工业化”：美国的战略选择［N］.经济日报，2013-04-17.

［3］吴智钢.美国“再工业化”的理性和幻想［N］.证券时报，2012-12-31.

［4］杨建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能走多远［J］.社会观察，2012，（6）.

［5］罗文，李燕.如何看待“美国制造回归”？［J］.海外望，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