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854)

自罗伯特﹒比尔在1829 年创建现代警察制度以来，世界警察与警务制度逐渐朝着专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与之伴随的是犯罪率的增长和警察与公众关系的恶化。上个世纪70 年代，为了有效地遏制犯罪和改善警民关系，社区警务——即问题导向警务——在英美两国顺势兴起，并逐渐被加拿大、瑞典、挪威、丹麦、芬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这次改革被称为第四次世界警务改革，对世界警务的进程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英国现代警务改革的旗手约翰﹒安德逊用比拟的手法清晰地描绘出了警察与社区的关系，揭示了社区警务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中国警务模式不谋而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相对较小，派出所职能清晰明确，整个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20 世纪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深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和不断飙升的经济类犯罪案件不断挑战着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人口管理方式。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被削弱，公安机关的警务运行机制急需改革。

就在此时，香港的回归为大陆的警务改革吹来了一阵春风。由于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香港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严密的法律制度和专业的警察队伍，并形成了特有的警务理念和策略措施。这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及稳定的社会”之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