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宏勇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人—符号—文化”：论空间导向设计的符号逻辑*

廖宏勇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导向符号的构建既不是简单粗暴的符号“打劫”，也不是盲目的符号“堆砌”，而是一个严谨的符号表意过程，其间每个符号节点都应是让空间特性便于识别的个体表征，符号形体针对符号对象(“人”和“文化”)提出相应的符号解释，并传达信息以简化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导向符号所营造的“场”其实是一种实践体系，它不仅提供功能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和情感的“容器”。客观上由“造型”到“服务”的转向是由符号特性和符号活动的规律所决定，同时也是空间导向设计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导向符号；符号解释；场效应；方向感

空间导向设计可以理解为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其中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进行着密集的符号建构和解构，所形成的符号链是一个体现主体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体系。一般说来，空间导向系统总倾向于借助一系列的符号逻辑以再现一定空间的线索，它一方面力求“意指”的准确达意，满足人们“寻路”的功能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期望借助“意义”来塑造“形象”，并获得文化层面的传播效力。我们可以将空间导向设计理解成一种叙述主体(设计师)受控于接受主体(寻路者)的表意行为，这种表意行为成败与否，关键在于“人”与“文化”之间符号逻辑的有效性，一旦有效的符号逻辑确立，则可实现意义的增值与符号的自我繁衍。

一 导向符号作为“人”与“文化”的功能中介

导向符号的构建既不是简单粗暴的符号“打劫”，也不是盲目的符号“堆砌”，而是严谨的符号表意过程。客观上导向符号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结构，而是人们依据“寻路”的功能原则创造的一种知觉和思维方式。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将人描述为“符号的动物”[1](P34)，即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并以此为基点强调人的符号活动就是对文化的创造，所以符号活动的本身既成了“人”的本质，又成了“文化”的本质，是流动在“人”和“文化”体内共同的“血液”。在某种层面上，卡西尔认为“人”不但是符号活动的主体，而且还是符号的本体，而“文化”则是符号活动的结果，是符号的形式。客观上符号是“人”创造出来的，而符号创造的目的就在于“文化”。当然，创造“文化”也非最终目的，实现由“劳作人”向“文化人”的转变才是符号创造的终极目标。如此看来，符号的创造带有鲜明的功能趋向性，是人的自我完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说，导向符号的作用即从本质意义上拓展了人认识空间的能力，而这种拓展不单是认识实体空间，还应是包含体验实体空间背后的文化意义。如果把空间导向设计视为一种符号的创造活动，那么这一活动的起点是关于“人”的观念，即功能意识，体现于“高效寻路”，而目的则是借助一组逻辑符号序列去构筑相应的“文化形象”，这基本符合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一个基本公式，即：人—运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确切地说，导向符号的职能应是“人”与“文化”互动的功能中介，它通过约定或通过类似性或共同性的公认来表征一个实体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导向符号都应加入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那么导向符号的重要性即不在于符号形体本身了，而在于那些“不在场”的“隐喻”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义”关联系统。空间所传递出来的“文化形象”就是由导向符号所表征的这些“意义”交织罗列而成。需要强调的是，导向符号通过“隐喻”来表达意义，在这里“隐喻”并非是修辞，而是有实际功能价值的表意途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空间信息，从而简化空间意识的建构过程。

二 导向符号的阐释观

空间导向系统是一个符号的集合体，其间每一个符号都应是让空间特性便于识别的个体表征，在此意义上，符号形体针对符号对象(“人”和“文化”)提出相应的符号解释，并传达信息以简化人们认识空间的过程。与此同时，导向符号也针对某个人，也就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对等的符号，并形成一个对空间的解释项，如此才能形成对空间方位的判断。所以正是因为符号解释的存在，才使得导向符号能够发挥其功能作用。导向符号的解释，可以面对具体的人群，也可以是具体的事件，但无论是人还是具体的事件，导向符号的解释总倾向于唤起人们的某种空间认知并形成文化意味的“印象”。

从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理论看，符号解释其实就是寻路者对导向符号进行感觉、认知、解释并评判的过程与结果，如此就需要为导向符号的形体提供意指潜力(potentiality),并且将这种潜力转化为意指现实，这样一来符号解释就成了一个向寻路者传达信息必不可少的过程。在空间导向系统中，有关符号的解释可以将其解构为直接解释、动态解释和终极解释三种类型。一般直接解释是指寻路者见到导向符号所产生的直接而模糊的“印象”，当这一模糊“印象”与目的地“印象”发生潜在关联时，会产生某种吸附力，以促成人们对导向符号的形体特征(色彩、造型、材质)进行连锁性关注。有时候一些由直接解释所产生的审美感受，如：喜好、厌烦，也是属于此范畴。相比主观色彩浓厚的直接解释而言，导向符号的动态解释就显得客观得多了，它通常是导向符号对寻路者产生的实际效果，同时也是寻路者在具体的场合、语境或文化视野中对符号产生的诠释，这种诠释的结果会因人或因境遇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例如，当人们分别以放松和紧张的心情去解读同一组导向符号时，产生的反应和结果会截然不同。所以，不同功能的空间就需要以不同性质的导向符号去诠释，忌一概而论或张冠李戴。终极解释是符号阐释的理想目标，是寻路者对导向符号系统所产生的完整“印象”，是经过充分认知和考虑后对导向符号意指进行辨别、决定的最终解释。终极解释通常是当所有导向符号的逻辑关系清晰明确，且能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或文化意指时才能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导向符号的直接解释、动态解释和终极解释对应的是符号三特性，即：第一性——感觉，是不加分析、比较和言说的一种状态，甚至带有直觉的成分和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会强化寻路者的空间实践意识；第二性——时空存在，即一组具体的寻路动作或事件，是寻路者从被动接受方向指引到主动参与选择，并认识空间的过程；第三性——惯例和约定，是由风格和文化深层次作用的结果，也只有当符号解释成为一种惯例或约定时才具文化效力。其实任何一个空间导向符号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诠释的可能，而无数具体诠释的整合，从理论上讲都会趋向于一个终极的、理性的解释极限，即：“文化”或“风格印象”。

三 导向符号链的人文“场效应”

1.“场效应”与“文化”生成

导向符号链的构筑可以说是一种符号的过程或活动，而这一过程或活动需要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三者间的通力合作。具体来说，导向符号链其实是一组依存关系——导向符号的对象(“人”和“文化”)决定符号形体，符号形体决定符号解释，而符号解释又成为下一轮导向符号指示过程的对象，如此延续，不断追求意义贴切和辐射面，便由此形成了一定范围中的“场效应”。“场效应”是“文化”生成的基石，也就说在“人—导向符号—文化”这一组逻辑关系中，导向符号并非是简单地构建意义，而是需要践履相应的实践行为，因地制宜地实现一定界域中的“场效应”，传递相应的风格印象。图1所示是德国莱茵兰-法尔次州城堡的导向标识设计，为了保护名胜古迹，导向标识没有采用密闭的承载物，而是让历史和自然的肌理从导向标识的图形间隙中潺潺流出，鲜艳的线框颜色和岩石的粗犷形成鲜明的对比，厚重的历史也被赋予了清新的时尚气息。在导向符号形态上虽然没有采用典型的“文化符号”，但理性的图形语汇，让德国文化的意蕴溢于言表，崇尚自然和尊重历史的设计态度也由此彰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文化意味的风格印象并无“捷径”可循，“打劫式”的符号“借用”往往难有纵深效应，而创造性的阐述与特定文化的关联，才能真正做到切题和达意，以此形成的“印象”才具文化感召力。客观上“文化”的生成总是以某种价值观为主线，并遵循一定的设计脉络。“场效应”是否能深入人心，就在于其能否获得价值观层面的共鸣，所以矫揉造作的模仿往往会有“效颦”之嫌，而贻笑大方。由此可见，“文化”的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对“场效应”进行悉心地经营，在价值判断中甄选符号表意的恰当素材，形成意义的传播。客观上“场效应”和“文化”(印象)，其实是一组位于不同界域中的对应概念——“场效应”存在于实体空间中，而风格形式的“文化”印象则存在于人们的心理空间中。所以“文化”的生成总是以差异性为前提的，而差异就来自于对现实因素，如：自然、历史、社会、风俗等系列因素的独特解读，并致力于形成问题指向性的解决方案。

图1 德国莱茵兰-法尔次州城堡的导向标识设计

2.人文“场效应”的实质内容

“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又可体现为某一个物理量在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取值情况。具体来说，导向符号链所呈现的“场效应”一般是由符号策略性地催动心理活动而产生，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位置，导向符号给予寻路者不同的心理体验，而这些心理体验的传达总遵循一定的主旨和路径，并带有鲜明的文化印记，所以说导向符号链的人文“场效应”不仅是一种“心理场”，而且还是一种策略所营造的“体验场”。

(1) “怀疑”作为“场”的能量源

导向符号的阐释是一种对意义的“探寻之旅”，起点是“怀疑”，而终点是“确信”。“怀疑”作为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体验和行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人们探求未知世界的开端。皮尔斯认为：“真正的探究始于真正怀疑的开始，并且终于真正怀疑的终止。”[2](P14)在寻路过程中，这种怀疑的状态，是已符号化的空间特征与尚未被符号化部分的融合，当后者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时，未被符号化的空间特征会被推向我们的感官，以产生模糊不清的方向感，此时我们会借助与之相联系的、已被符号化的事物，再结合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力图得出一个有关空间方位的结论。在寻路过程中对于空间方位的“怀疑”会导致我们紧随符号的指引，并不断“怀疑”我们由导向符号所做出判断的正确性，在一次又一次消除“怀疑”的“确信”中，获取关于空间的“真知”并到达目的地。图2所示是一组楼层的导向符号，首先以手势作为导向符号链的基本构型，让人感觉直观而亲切，其次在走廊尽头人们将面对多个方向选择时，适时适地地设置了一个“确认”手势以打消疑虑，让这段“寻路之旅”的铺陈干净利落，情境中似乎能听到一位无形的向导贴心的话语指引，没有过多的“造型”粉饰，但让人感觉舒心愉悦。客观上当导向符号链中符号的表意含混不清时，累积的“怀疑”就会妨碍甚至是阻止寻路的行为，但值得肯定的是“怀疑”始终是在推动我们在具体空间中的思索与认知，我们可以把“怀疑”理解为一种“认知摩擦力”，当这种“认知摩擦力”保持在一定度的范畴中时，就能发挥其正能量作用，以推动我们去把握空间形态，寻找正确方向，而当这种摩擦力超过我们的认知承受力时，正、负能量此消彼长，则会打消我们的寻路热情。因此，在构筑空间导向符号链时有必要包含若干个“预知疑虑——确信方向”的符号形体，以抵消“怀疑”累积所造成的负面作用。

(2)“心理场”：方向感

说到“心理场”，这其实是勒温心理学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勒温的“心理场”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过去、现在的生活经验以及未来愿望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场”其实是行为主体和环境双方面作用的结果。寻路作为一种主动的空间认知活动，总不可避免地依托于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有“内”、“外”之分。“内”环境是阅历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外”环境则可以理解为符号化的空间特征。寻路行为主要受制于这两种环境，而这两种环境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则可用“方向感”来诠释。在现实中用于空间导向的符号形体、解释和对象基本的作用均在于“方向感”的营造。在心理学中“方向感”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涉及感觉、知觉、注意、学习记忆和思想决策。客观上“方向感”是一种定位当前位置并选择前往目的地路线与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于一系列的认知领域有关符号的释读过程，如图3所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外界导向符号表征的输入，其次是由符号表征的记忆与整合形成的空间结构关系的认知，三是形成寻路策略并引导朝向和跟随心理和现实路线。

图2 寻路过程中的“怀疑”与“确信”

在第一阶段有三种符号的表征——最基本的是路标信息，即对最显著、最具关联性的路标进行感知觉处理，进行空间线索的录入与辨别。第二种是自我参照表征，即以自我位置为参照标准来认识环境，自我位置是相对观察者自己而言的，表述一种以寻路者为主体的认知。第三种是环境参照表征，即寻路者相对于环境中其他事物(如标志性建筑、主要道路)来表征。

图3 “方向感”的心理机制

第二阶段会针对空间线索进行自我方位和空间关系的心理表征，这需要借助两个系统——自我参照系统和环境参照系统。在自我参照系统中，寻路者即以观察者的身份随位置的变化而关注空间表征的变化，由此产生动态的空间印象。而在环境参照系统中，寻路者的位置是相对环境中其他物体来表征的，而这个“其他物体”，通常是相对恒常而稳定的，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空间印象”常常是带方位且静止的。在寻路过程中，两种系统的选择会受寻路者对路线的熟悉程度、所用经验策略的影响，各有侧重。当导向符号得到正确的释读，并且空间线索得到有效辨别和筛选后，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在高级脑区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把各种一次处理或二次处理的符号表征进行提炼和精简，结合寻路者的自身客观因素形成一个策略并付诸于行动，由此形成“方向感”。所以“方向感”是导向符号“场效应”的直接结果，也是最具功能意义的结果。当然，寻路个体不同，在方向感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成年人与老人、小孩；男人与女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存在这些差异并不是说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分别去构建导向符号的“场”，而是需要我们对不同人群的寻路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分级别研究，并以“向下兼容”的方式确定设计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较大的理性适用面。

(3)文化体验：用策略营造的“场”

导向符号所营造的“场”其实是一种实践体系，它不仅提供功能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和情感的“容器”。图4是日本一处海边度假胜地的导向标识设计，在设计构思上用救生圈和充气枕头的作为符号暗示,营造了一种心理感受的“场”，独树一帜的度假文化也油然而生。看到这些具有符号指向性的材质，在移情的心理作用下，我们似乎能呼吸到淳淳的休闲气息，此时符号所构建的“场”已成为一种体验型的“文化”，让人们留恋其中。文化体验的过程其实是感受特定时空范畴中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途径。空间导向系统需具有文化张力，不仅要考虑自然环境、历史人文和时代特征三个层面的基础性问题，还需要洞彻当地的风俗、宗教、艺术、经济，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准则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特质的空间导向系统能够使人们获得额外的精神感受，这是由于在寻路过程中叠加了一些特色的符号意象，并唤起情感共鸣的原因。在影响文化体验的三个因素中，自然环境是历史人文和时代特征孕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培养基”，而历史人文和时代特征则又是自然环境的升华与显现，如此三个因素有着径源关系，相互制约并相互影响，在经过符号形体层面恰如其分的编码展现后，直达人们的认知深层。

空间导向系统所营造的文化体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符号的文化内涵。一些文化图式会成为符号形体的构形方式，而这些文化图式往往带有深厚的意蕴并引发人们的释读兴趣；2)寻路者介入这一符号文化内涵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这可以直接用来衡量导向符号呈现方式的有效性，其中的“活动”主要指心理范畴，包括记忆、思考或寻求答案的兴趣以及过程；3)文化体验的预期或实现的结果，文化体验的预期结果在设计之初就作为一个功能之外的重要目标贯穿于空间导向设计的始终，而现实的结果也是一个评估设计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无论是文化体验的预期还是现实结果，均指向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才是沟通的起始点；4)文化关联与沟通，实现主动的文化关联与沟通是体现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体验转变的标志。由此看来，营造导向系统的文化体验并非是由符号“堆砌”就能“万事大吉”的事情，其中蕴藏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寻路过程中文化体验的潜在愿望是人们在满足寻路需求之外，对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的，是满足文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从动机看，是对异质或异地文化潜在的心理渴求与认知；从过程看，是个体在差异性和非常态文化情境中的参与、感悟及体验；从类型看它包含了生理、心理和情感的体验，所以空间导向符号的文化体验并非只是由符号的视觉化呈现效果构成，而是需要一组策略性、逻辑性的程序，并着手于落实才能真正达成。

图4 日本一处海边度假胜地的导向标识设计

文化体验以符号的实用主义观来看，可以视为一种符号的实践过程，由于体验具有独一性和不可复制性，那么一个舒适的寻路过程在寻路者的记忆中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体验的性质无疑将会使其成为继商品、服务之后一种新价值的来源。空间导向系统的文化体验策略，首先是需借助导向符号与符号活动制造文化认同，这里的文化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对一定区域地脉和文脉的尊重，对潜藏于人们无意识中的文化身份与记忆进行的确认、激活与建构，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定文化中叙事资源与叙事元素的提炼，以构成空间导向符号的文化表意规则，并使之成为文化形象对外传播的共识性身份标识。其次是为文化赋值。这是一种对于导向符号文化意蕴的发掘、加工和移植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空间形象赋予图腾想象和精神境界，同时也为产业开发提供不可复制的内容资源和叙事素材，使“形象”从无形资产的积累向有形产业经营的转变。经过文化的赋值后，导向符号链即成为了体验经济(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文化资源才能真正转化为文化资本。

四 转向：由“造型”到“服务”

导向设计的符号逻辑实质上是包含符号与符号实践的创造性过程，其间有推导，有规则，也有逻辑脉络，强加与臆造的符号其意义往往流于肤表而显浅薄。长久以来，空间导向设计所瞄准的关键词首要是“造型”，不但导向符号的媒介物是“造型”，而且导向设计的本身也“被”要求体现空间结构的“造型”，为“造型”而“造型”的思想使得空间导向设计偏安于“形象工程”的一隅，许多看似优美的“造型”，却让寻路者匪夷所思其意义，一些涵义隽永的文化符号在如此“造型”观念中，被沦为“自我标榜”的“标签”，种种现象溯其根源其实都是始于对符号逻辑的漠视和对符号表意的简单化理解。我们知道符号形体受制于符号对象，空间导向符号的对象亦“人”亦“文”，其形体观念最终也是服务于此二者，所以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与“创新”。终究“服务意识”而非“表现意识”，由“造型”到“服务”的转向，是由符号特性和符号活动的规律所决定，也是导向设计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5.

[2] Peirce C S.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M].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Humanbeing-Symbol-Culture”:TheSymbolicLogicofSpace-orientedDesign*

LIAO Hong-yo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Oriented symbol is neither a simple and crude “robbery”, nor blindly symbol “stuffing”, but a strict sign ideographic process, during which each symbol should b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o facilit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zation, symbols body against symbolic objects (“people” and “culture”), th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s and convey information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people's cognitive space. Oriented symbols created by “field” in fact, is a practical system, it not only provides a functional role, but also the cultural and emotional “container”.

Oriented symbol;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field-effect; sense of direction

2013-03-1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资助课题(GD10YYS01)；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1009023)

廖宏勇(1976—)，男，福建南平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视觉传播与设计.

J06

A

1008—1763(2014)01—01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