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洪彬

彭凯平作为国内少有的海归心理学家，身兼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首任系主任、教授、博导，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终身教授等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活跃在国际高等学府之间。他的学术修养与执着精神，使得我国在积极心理学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并缩短了与世界间的差距。

日前，笔者采访了彭教授，他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对“幸福”二字加以诠释，让我们对幸福科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梦理念有了全新的解读。

以责任赢得世界话语权

记者：前不久，您代表中国参加澳大利亚第四届积极心理学大会，尽管我没有在大会现场，却时时通过微信享受着这场幸福盛宴，感谢您第一时间接受本刊专访，我们不妨先从您这次参会的感受谈起。

彭凯平：我最大的感受只有两个字——责任。我是第一位受到澳大利亚心理学界慎重邀请的中国嘉宾，在此之前，他们邀请的基本上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心理学家。我代表中国心理学家做专题发言，而且主题是关于中国的心理学，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澳大利亚邀请我来做发言，其实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对中国心理学界的关注，对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期望，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记者：多年来，欧美心理学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无可撼动，其研究成果是他们最大的资本。如今，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逐渐受到业界瞩目，这的确令人振奋。不过，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仍任重道远，请您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学科。

彭凯平：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界一个新兴的、年

轻的领域，是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证据，回答人类积极心理的根本问题。它是一个接地气、通人心、近民意、鼓舞人类社会正能量的新理论。积极心理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关心的是人类的积极心理现象，是人的心理健康、心理建设，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和原理。我很希望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能取得更直接的、建设性的成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推广、普及和应用积极心理学。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已经成功举办两届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我国很多城市和学校也开展积极教育活动的实践和探索，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不久前还被批准设立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学位，足已证明积极心理学在中国迎来发展机遇。

记者：近些年来，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彭凯平：总的来看，积极心理学在科学研究、社会应用、个人帮助三个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和发展。

首先是对它的本质认识有了进一步提升。比如“幸福”作为哲学概念，以前人们无法从科学方面实证地、量化地、有意义地去加以证明，积极心理学家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幸福的神经定位、神经激素、神经通道，也发现了幸福的生理反应，可以说，积极心理学已经找到“幸福”哲学的身心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个发展是社会应用价值的体现。包括社会管理、政策制定、国家战略目标的设计，这些都已经体现在幸福方面。也就是说，在应用以及社会影响方面，积极心理学已经逐渐地走向政府的议事日程。

第三个发展体现在对民生的帮助上。中国很多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以GDP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有了问题，转而开始关注人民的幸福建设。现在幸福城市、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建设，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开启人类的“幸福革命”之门

记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幸福”绝对是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今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幸福感却日渐下降，原因在哪里？

彭凯平：我们研究发现，在人均GDP达到2万元人民币以后，人的幸福指数就与人均GDP高低毫无关联，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幸福拐点在GDP将近3000美金左右。这也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相吻合。

因此，对于人均GDP小于2万元人民币的地区，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是很有必要的；而当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超过幸福拐点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理建设、社会权利、环境、艺术等人类更高级的心理需求。

记者：只有幸福，人类的一切努力才更加有意义。现在，经济是发展了，可幸福去哪儿了？

彭凯平：人们缺少幸福感跟以往忽视人的心理建设有关。人类历史上的200年里，在生活意义和心理幸福两个维度上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这种滑坡与城镇化和工业化有很大关系。二者虽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同时对人们的心理也产生了很多挑战，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道德失控以及急躁、忧郁等问题逐渐显现，心理健康成为人类健康生活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据网络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可见，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记者：据我了解，不丹是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在不丹，国王最早提出以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指数。您认为不丹的做法是否值得我国借鉴？

彭凯平：不丹的做法有很好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但我个人认为，不丹有其特殊国情，其在幸福研究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并非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不丹是一个小国，不丹的幸福指数是小样本的数据，具有很多主观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不丹的实践还缺乏系统、科学的指导，连起码的幸福水平测量都没有，这就很难让人相信其经验是科学的结果。

再次，不丹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迄今为止，不丹的幸福工程只针对不丹族人，其他如尼泊尔族人等并没有享受到不丹政府的幸福政策，因此，它不是全面的幸福工程。

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的是，在幸福工程建设中一定要有系统、扎实、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不要简单的人云亦云，更不要做心灵鸡汤。

记者：您刚从澳大利亚回来，那么澳大利亚在积极心理学方面的应用情况是怎样的？

彭凯平：澳大利亚是国际上首个积极教育和积极政府的倡导者，而南澳大利亚省又是世界上首个提出幸福政策的地区。多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把积极心理学原则应用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用积极心态来提升人们的进取精神和积极态度。

澳大利亚前首相陆克文一直推广积极心理学，前段时间我们曾一起探讨成立世界幸福联盟（world consortium of well-being），他争取到了一些国外的基金，他认为，在幸福科学的推进和研究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还有哪些国家在积极心理学应用方面做得比较好？

彭凯平：从实践来看，英国、美国和北欧等国家在积极心理学方面做得比较系统科学，可以说是扎实成功的。因为这些国家都借助于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因而发挥了积极作用。

英国首相卡梅伦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品德和幸福教育作为英国教育改革的国家战略目标，他曾邀请国际积极心理学家参与英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工作，我也很荣幸地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顾问团。

美国积极心理学一直在引领世界，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教授是美国总统的国咨顾问，也是美国军队积极心理建设的首席科学家。美国政府决策已经越来越多地听从积极心理学、社会科学家的建议。美国的心理学家开始使用大数据研究，探索人们的幸福变化。目前美国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幸福的畅销杂志，幸福科学对其影响越来越大。

对我国而言，尽管有先天不足，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将积极心理学原理应用好，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梦想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需求

记者：积极心理学在全球的研究、应用已呈现出勃勃生机。习主席上任不久就提出了“中国梦”这一理念，其核心就是“人民的幸福梦”。请您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解读一下。

彭凯平：“中国梦”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相通之处。美国于1931年提出“美国梦”理念，是当时社会型态的需求。上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化达到50%，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2013年，中国城市化达到52%，正好处于与“美国梦”提出时社会历史发展相同的阶段。

“中国梦”的理念与积极心理学的原则是相通的，这也是积极心理学对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社会贡献和社会影响。

梦想是人类心理发展的一种最高需求。从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种能够团结和鼓舞人民、激发社会正能量的精神理念。

记者：您认为，“中国梦”的理念与积极心理学原则是相通的，那么，它的理论支撑点在哪？

彭凯平：人类是憧憬未来的动物，想象、创造、计划、目标都是人类心理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无时无刻不把未来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即使我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未来的计划也经常出现。

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现实状况的改变，比如说买新房子、新车，或者换一个新工作，它的积极心理作用往往是暂时的，人们会很快适应这些外在物质条件的改变。但是，实现目标之后的生活改变和心理改变，它的影响是长期的。我们刻苦学习考上大

学，或者努力完成自己确定的战略目标，它的影响是终身的，而且对人们的心理提升也是巨大的。这就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实现目标的过程和实现目标之后的心理体验永远是积极、长久和有效的。

可以说，小康生活本身带不来幸福，理想可能带来幸福。中国梦的提出，对人民的心理进步和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记者：对个人而言，有目标的人是否会更幸福？

彭凯平：是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确定人生战略目标还有很多其他的积极心理效果：

第一，确定目标可以增强自尊、自信，使人们更加自强。在某种意义上，人需要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有特定的目标能让人们超越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厌倦，产生新的强大的动力。

第二，人类是理想的动物，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目标就是强大的理由。

第三，目标帮助我们发现生活的意义。我们需要克服困难，应对危机，当面临困难和危机时，有目标的人懂得解释这些困难和危机对自身的影响，从而超越这些影响。

第四，人都是往前看、向上追求的，确立目标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规划自己的时间、精力、职业发展。

第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很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帮助我们改善社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网络。因此，设立远大目标，对国家、企业、个人都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大数据更能准确测量幸福指数

记者：我们对中央电视台那句“你幸福吗？”的追问记忆犹新。事实上，这样的现场调查多少让人感觉无从回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国内有很多针对不同人群的幸福调查活动，您对此怎么看？

彭凯平：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体会幸福、追求幸福却不知道如何定义幸福，这与过去很多错误的认识或自以为是的观点以及媒体不正确的宣传有关。在幸福观上其实我们还是不甚清楚，也缺乏科学指导。而缺乏科学指导进行的幸福调查活动一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

第一，在幸福定义还不清楚的时候进行幸福调查或测量，只能是流于形式和简单的概念反映。

第二，我国现有的幸福指数调查工作大多由公共管理人员和媒体承担，缺乏行为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指导和训练。

第三，很多幸福城市调查的结果导向性非常明显，人们不关注调查的过程、启用的标准、实施的意义，更多地关注评判的结果，使调查工作变成以导向为主，不仅不能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和对幸福的追求，还有可能变成功利性的考量。

记者：据我所知，由清华大学组织的“中国幸福地图”绘制工作已经完成，请您介绍一下它与我国以往其他的幸福调查有哪些不同。

彭凯平：我们希望通过清华大学幸福指数的建立和“中国幸福地图”的绘制，为我国提供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正确的理念。同时，也希望利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来代替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团队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点，结合幸福科学的经典理论，构建了一套可以用以测量幸福程度的中文心理词库。这个词库中的维度除了积极情绪、意义、投入、关系和成就等传统维度外，还加入了有关事件的维度。最终形成7个维度、1250个衡量指标，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全面、最具中国特色和文化特点的幸福衡量标准。

用这样一套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分析基础上的词库，我们扫描了新浪微博2013年全年的数据，它的特点是词库大，数据广泛，积累了人们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心声，它是自发、主动、随时随地的动态的心情积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地的幸福指数分布情况。我们根据这些城市的幸福数据对其他经济社会、指标进行预测，也得出了良好的结果。同时，我们发现，幸福与GDP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幸福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但是一旦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幸福将不会得到很快提升。

传统的调查取样方法则存在很大的偏差，问题也过于抽象，甚至还存在一些政绩考核、政绩工程的动机在里面，这样的幸福调查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民生和民心。

记者：行为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们内心最真实的一面。那么我们这个测绘结果能否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

彭凯平：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行胜于言的民族，人们很少谈幸福，但是行为往往反映内心，人们常常会用一些动作来表达或掩饰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

当然，我们的测绘结果对政府管理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我反复强调，我们测绘的“中国幸福地图”不是用来政绩考核，也不是用来歌功颂德的，主要是用于准确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和幸福状况。我们的研究初衷，是希望能够为把脉幸福提供科学的测量方法，以及准确的衡量标准，目的不仅仅是比较各个地区的幸福差异程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记者：作为海归学者，您回国发展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您幸福吗？

彭凯平：2008年，我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帮助恢复建设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回国5年来，我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同时，个人的经历也变得更加厚重。

我感觉很幸福。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越来越接地气，融入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还有越来越多的同道和朋友支持和参与，让我人生有很大变化，所以有一种愉悦的心情。

记者：几年前，我曾就海外高层人才回国发展的话题专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也谈到一些海归学者因“水土不服”或其他因素，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所期望的价值。对此，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彭凯平：我也意识到，有很多海归学者回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可能是心理调整和自身定位出了问题。我个人的体会是，海归学者要具备大度、大气、大方的心理素质。

第一要大气，不应过多地看重自身的利益。比如说在研究领域不要与国内学者争夺资源和课题，应该做别人不愿做或做不到的事情。我回国推广宣传研究积极心理学，也是因为中国心理学家长期以来瞧不起、看不上、不愿意研究积极心理学，所以，我的工作正好对中国的积极心理学构成一个补充。

第二要大度。其实，在人类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不被人议论的人，也没有不被人挤对的事儿。所以，心胸要开阔一些，包容一些。人与人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第三要大方。很多海归学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往往以个人利益为行动中心。在这点上，我建议，应多从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树立大局意识，在经历和学识上影响、帮助别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的幸福和成就不是来自于比别人更有钱、更有地位、更有影响力、更有魅力，而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让别人和我们一样的幸福、进步和成长。

记者：对于中国积极心理学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规划或思考？

彭凯平：积极心理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更是心理学界的责任。

我们提出了积极心理学PERMA行动：P（Promotion）指的是传播、宣传积极心理学；E（Education）指的是开展积极心理学的教育；R（Research）指的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M（Methods）指的是研发、推广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技术和行动方案；A（Association）指的是成立中国积极心理学协会。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此外，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3月19日，美国纽约召开世界名校积极教育联盟理事大会暨世界积极教育国际联合会预备会议，我将作为中国代表与会并做大会报告，届时我们还会就积极心理学在教育、军事、政治、商业、体育各方面的应用进行全面的交流。

今年3月20日是第二个“国际幸福日”，我们将举办一些庆祝活动，主要是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进行。我们希望发表一系列幸福科学研究报告，也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全面公布清华大学幸福指数和清华大学“中国幸福地图”，让中国人民知道有科学家关心人民的幸福，并且进行着系统、全面、完整的研究，用科学把脉幸福中国。 责编/张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