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壮 郑 薇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杜诗在北宋景祐到嘉祐(1034—1063)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骤由冷门爆为热门。正是在这期间，杜诗文本面貌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折：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1]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嘉祐四年(1059年)，由王琪重新编定并将之镂版刊行，杜诗第一次以前人难见的整体进入文学交流系统。王琪刊布《杜工部集》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解决了当时“方贵杜集”，而又“苦无善本”的“物质前提”问题。随着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深入，杜诗忠君、爱国、恤民、省身的潜在意义愈益得到宋人的认同，在北宋邹浩的表彰之言中杜诗已经开始明确享有“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的称誉，此后类似的封号接踵而至，张戒推为“圣贤法言”，敖陶孙推为“周公制作”[2]……杜诗“经典”意义的确立是宋型文化选择与建构的结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称详备[3]，因此没有必要就其形成过程再做一次全方位的考察。在此，我们只比较简略地抽出一些相关层面，以经典化趋势下杜诗的研究路径为视角对宋代杜诗辑注的内涵作一番检讨。

洪业《杜诗引得·序》云：“窃谓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4]洪氏当年的一得之见，今日已成为杜诗学史上的常识，但何以就偏于“辑校集注”，却少有人细加追究。从宋人对杜诗汇集、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得以观察到：虽然王琪刊布王洙本《杜工部集》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