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敏 熊 婵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湖北武汉，430070)

有唐一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推崇的繁盛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被广为称道。这种强大得益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唐代建立伊始施行的思想文化举措绝对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初唐时期，立国未稳，迫切需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建设和渗透，经学传承与史学贻鉴正是两个重要的维度，它们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初唐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在国君和重臣的共同倡导下，在诸多大儒的努力促成下，八史的修撰和五经的官方解读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制作”，既体现了对过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经义精神的传承，又融入了对未来治理蓝图的展望和经义精神的发展；既是对“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秉承，又代表了初唐时期“文化整合”的特色。

初唐君臣对经史“制作”的认同

事实上，治经修史以整合思想、经世致用并非初唐时期的独创，但是在初唐时期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这种重视首先来自于君臣的主观认同。面对着立足未稳的新王朝，初唐君臣处于高度的警惕之中，他们都意识到修史以为借鉴之资的重要性。单以高祖和太宗为例：唐高祖欣然接受了令狐德棻的谏言“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