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00871)

引论：“中和”观念的现代境遇

“中和”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符号，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极高的礼遇与严峻的挑战。赞誉者，如梁漱溟认为“调和、持中”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1]；冯友兰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2]；自20世纪末期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提出构建当代和谐世界的理念，在政治生活中积极引入传统文化智慧，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影响深远。但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研究现代性的展开进程中，对“中和”观念也始终伴随着深刻反思与激烈论争，如哲学家杜国庠批判冯友兰的观点时认为“实事求是”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3]；鲁迅对“中和”观念的批判尤多，他说“持中”的真相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4]。1925年3月29日鲁迅在给徐旭生的信中说：“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5]他又举了一有趣的事例：“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撤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6]更权威的理论批判是毛泽东对中庸的两重性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中和”虽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总体上认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这两种思想，因此又是反辩证法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