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代国，夏常源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 言

自Berle和Means于1932年首次提出代理问题以来，如何有效解决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持久争论的话题。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非对称信息环境下，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所有者可以更加了解管理层信息，从而加强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监督。公司所有者通过选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用和解雇管理层，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提升代理效率。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明文规定，董事会职权包括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等。董事会作为制定管理层薪酬政策、考核薪酬激励有效性的最终机制，能否对管理层薪酬及其激励有效性发挥治理效应?如果能，又应当如何衡量不同公司董事会之间治理效应存在的差异?

董事治理效应的现有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采用“变量分析法”对董事会的属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个体属性特征刻画不同董事之间治理效应的差异，然而，由于理论依据、董事会特征以及变量选择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目前关于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的研究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陈运森和谢德仁对独立董事的研究指出，个体属性特征并不能很好地捕捉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