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波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一般认为，国内拉美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才出现了大批从事拉美问题研究的专职人员，而涉及拉美妇女研究的主题也正是在1990年代后才陆续展开。综观取得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根据问题的导向性原则，学者们拟通过拉美地区妇女问题存在的历史现状、特点、对策等研究对我国在理论以及实践中解决存在的妇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仅就相关论文和报刊网络资料(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参见表1)，对1990年代以来国内对拉美妇女问题的三个主题包括政治参与、家庭与婚姻、就业等做相关概述。

表1 三个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得出。

一、拉美妇女与政治参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研究拉美妇女政治参与方面，国内许多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

(一)拉美妇女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拉美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较大程度提高。长期以来，拉美地区女性的政治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立，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成为现代拉美国家推进民主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袁东振认为，经过长期斗争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拉美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到1960年代中期，拉美所有国家的妇女均获得该项权利(见表2)，妇女还进入政府或立法、司法机关之中[1]。拉美妇女在被动接受政治平等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自发地组织社会团体争取政治地位的提高。闫玉贞指出，拉美妇女为取得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应有的社会地位进行了长期的多种形式的斗争，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利用国内和国际组织来宣传她们的利益和需要，从而使妇女在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方面的参与得到加强[2]。从上世纪90年代起，拉美各国开始重视女性参政问题，出台了相关支持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法律，而且很多国家还在宪法层面规定了女性候选人或女性议员的最低人数限制，极大地推动了拉美地区妇女参政、议政人数和比例的提升。例如，阿根廷规定女性议员候选人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玻利维亚内阁成员中女性甚至占据“半壁江山”，位居全球首位。目前，拉美国家的女性议员所占比例平均已达22%[3]。

表2 部分拉美国家妇女获得选举权年份[1]

(二)拉美妇女运动历史悠久

从历史角度看，拉美的妇女运动有悠久的发展史，这也是该地区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妇女运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时间跨度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历经几百年，内容也逐渐丰富。殖民地期间是妇女运动雏显的时期，到近代运动则扩展到了争取选举权、教育条件与和平、反独裁等方面。比如时春荣指出，占全国人口50%的妇女在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各国妇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5]。徐世澄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妇女运动的内容出现新的特点，三类妇女组织——一类如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危地马拉的寡妇联合会等是争取人权的妇女组织；一类是民众妇女组织；第三类是女权主义组织，这些妇女运动组织几乎都高喊“国家民主与家庭民主”的口号，并带动了拉美国家印第安人妇女运动的兴起[4]。

当然，妇女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妇女的号召力在生活中有时候比男性更强烈。例如当偏僻的洪都拉斯北海岸遭受米琪飓风袭击之后，加里富纳人紧急事件委员会的妇女们在重建家园方面起了带头作用[4]。

(三)当代拉美妇女政治参与不断深化的背景以及存在的片面性

拉美妇女运动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尤其是当代，它与国际形势以及拉美地区的实际分不开。经过198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之后，拉美国家认识到民主化进程必须提上日程，多元化体制必须建立或恢复，这为拉美广大妇女更为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提供了空间，使“妇女参与意识和参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意识的觉醒为拉美妇女的政治参与融入了崭新的内容”[7]。拉美妇女参与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地区性妇女组织的推动，何缬认为，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有力地推动了拉美妇女政治意识的发展，拉美知识界人士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6]。

也有学者认识到拉美妇女政治参与存在片面性。1970年代末以来，拉美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依旧存在，但“妇女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生力军角色的认识仍不充分，各阶层妇女对社会政治运动的参与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政治参与”[6]。

(四)拉美妇女政治参与化程度提高的原因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各国民主化浪潮的推动是拉美妇女政治参与化程度提高的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包括：女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政治热情的高涨；各国陆续出台了反歧视政策和措施，推动女性参与各类政治活动，扩大她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为女性参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8]。

关于1990年代以来拉美妇女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原因，有学者认为其特点开始呈现层次高、程度广、领域宽的特点，其原因在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巩固和发展，政治生态日趋多元化；地区政党政治格局不断调整和演变，中左翼力量上升并在多国执政；女性自身能力不断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等[9]。

此外，拉美地区在21世纪以后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妇女参政也成为左翼思潮的重要特点之一。杨建民认为，拉美妇女作为拉美弱势群体的代表正逐渐成为拉美各国尤其是拉美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10]。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在整个拉美地区，女总统的人数增加到了10人,进一步延续了拉美政坛女人“当家”的独特风格和特点[11]。同时拉美国家出现了很多女总统，这些女总统同属左翼，她们本人及其所属政党之所以赢得人心，部分是因为倾向平民，张扬“民粹”[12]。

(五)制约拉美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

拉美妇女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存在很多制约妇女参政的因素。从政治层面看，以林华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4个方面制约妇女参政：一是妇女参政的意愿是否得到政党内部的支持；二是“配给制”是否能够保证妇女参政的名额；三是选举制度是否能给予妇女以保障参与的机会；四是国家补贴影响着妇女参政的“钱途”[8]。从社会层面看，拉美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制约着妇女的政治地位。袁东振认为，拉美妇女同男子一起争得了民族独立，并积极参与了独立后的现代化建设，但她们参与政治的历程仍充满了艰难险阻[6]。总之，妇女成为拉美民主脆弱性中重要的一个环节[13]。

(六)关于少数族裔妇女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妇女和黑人妇女政治地位的问题[14]

比如，刘承军介绍1994年墨西哥印第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领导者并不是创始人马科斯，而是印第安妇女、副司令埃斯特尔[15]。再如，徐英和张国英分别介绍了1992年7月在多米尼加举行的黑人妇女会议和2010年9月7日召开的安第斯土著妇女问题区域论坛，前者专门探讨黑人妇女的问题，后者讨论了目前安第斯地区国家土著妇女权益保障的现状和提升土著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等问题[16]。这些个案虽有涉及，但存在明显不足，大部分只是一笔带过，或者是以描述性、介绍性为主，更深入的研究难得一见。

二、拉美妇女的就业问题

拉美妇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拉美妇女就业问题的解决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妇女就业问题也成为拉美国家衡量贫困指数的重要参照标准。国内关于拉美妇女就业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拉美妇女失业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失业率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妇女失业问题严重，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拉美大国妇女失业率都在10%以上(见表3)[17]。刘纪新认为，尽管拉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高于男性，但她们却更容易失业，1990～1999年间女性与男性相比失业率高、工资水平低[18]。还有一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问题，2002年对17个拉美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主导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是男性主导家庭的94%。城市中有90%的女性主导家庭为赤贫家庭，而男性主导的家庭中只有13%为赤贫家庭[19]。拉美女性失业问题所导致的后果是产生了“贫困的女性化”，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2年的统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在20～59岁的人口中，拉美18个国家贫困的女性化指数都超过了100，在2个国家甚至高于120[20]。

表3 20世纪末主要拉美国家女性失业率统计

失业率是体现一个国家就业是否充分的重要依据，尽管各国就业主管部门的数据统计有差别，但是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女性失业率相对男性总体上是偏高的，表明女性的工作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企业随意解雇女性工作者的情况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

(二)拉美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明显提高

拉美妇女失业率虽偏高，但这不能说明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事实上，拉美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劳动力市场呈现周期性的变化，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例，女性参与率50年代降至19.4%，60 年代重新上升，70 年代达到19.6%[21]。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妇女就业人数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来源，城市妇女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也在不断攀升。

拉美城市化程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处于较高水平，就业机会持续增加，为妇女就业人员的激增创造了条件，导致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空前扩大，妇女就业比率稳定上升，特别是在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幅度尤为显著[22]。相关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数据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拉美农村妇女劳动力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50%～80%，在城市中也达到38%～55%[2]。其次，以国家为例，除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外，所有国家在1990～1997年间，青年女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重明显高于青年男子[21]。而在巴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1990～1993年明显提高后，稳定在大约50%的水平上，从整个地区来讲，1991 ～1997 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处于停滞状态,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40%[22]。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二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三是“典型女性”[20]从事的贸易和服务业、传统意义上某些“典型男性”活动中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客户加工流水作业和出口型农业等为妇女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然而，拉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收入以及地位不平等的问题。赵焱指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并不平等，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只有31.6%的15岁以上女性有工作收入，虽然妇女在经济上的参与率从1990年的42%上升到2008年的52%，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是受歧视的群体，工资较低，失业可能性高[23]。

(三)拉美妇女主要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

简单来说，非正规经济部门就是正式经济部门以外的其他经济单位，指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住户企业、小时工、手工业、保姆等行业，是对正规经济的一种补充。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首先，迫使大批家庭主妇进入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影响因素首当其冲是经济危机[24]；其次，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先决条件，但由于经济不景气而裁员，正规部门优先雇佣男性，及妇女尤其是农村进城的女性受制于知识水平低等因素，只能进入知识要求相对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24]；第三，妇女因对家庭事务承担较大责任，而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既可获得收入，又可以灵活掌握时间”[24]。

以上三个原因使拉美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显现出独特的状态。据联合国统计，在拉美非正规部门非农业劳动人口中妇女所占比重为50%左右[24],而且女性比重高于男性, 尤其是在家庭服务部门女性占比甚高[25]。此外，具体到就业领域，其中客户工业成为拉美妇女就业领域中的主要选择，拉美客户工业中90%的劳动力是妇女；37%～60%的自由职业者是妇女，多数从事教师和护士行业；家庭佣人方面绝大部分是妇女[7]。

(四)教育水平对拉美妇女的就业具有制约作用，完善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对于拉美妇女的就业具有直接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 针对妇女的教育指导和职业培训在许多拉美国家展开。其范围涉及正规教育或非正规教育计划,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能力, 激发她们的兴趣, 向她们提供咨询[26]。拉美女性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的数量增多，对拉美中产阶级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提高竞争能力产生了影响。目前在拉美100个父母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子女中，58个男性和47个女性能够完成高等教育[27]。

(五)拉美各国的妇女就业政策

妇女就业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劳动法方面，主要是反对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从法律层面保障妇女公平就业。典型代表如墨西哥的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改革计划是对妇女劳动权益保护工作的巨大调整[28]。此外，拉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和《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29]。各国的劳工立法都保障了妇女的就业权利[30]。在社会保障层面上，比如哥伦比亚为妇女户主提供一揽子补助项目；为农村低收入妇女制订培训计划；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妇女和残障者提供贷款、福利和培训服务等[31]。

从以上5个方面可以看出，随着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就业，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但也要看到尽管“拉美城市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妇女就业人员日益增加，但在城市家庭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男性”[4]。所以，对于拉美广大妇女来说, 她们除了需要法律保障外, 更多的是需要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获取地位和待遇上的公平和公正，但要做到这一点, 道路还相当漫长。

三、拉美妇女与家庭

学者们针对拉美妇女在家庭所具有的地位、承担的责任以及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也提出了一些见解。

(一)妇女生育率逐渐下降，生育质量提高，生殖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拉美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的逐步推广使拉美妇女的生活质量有了提高，平均生育率降低[7]。其次，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增长成反比，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在巴西，女性文盲平均生育6.5个孩子，而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妇女平均只生育2.5个孩子。第三，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注重对子女的科学培养，容易接受发达国家对子女抚养和教育的经验。巴西的一个调查表明, 在最贫困的北部地区,有文化的母亲同样鼓励女儿取得高等教育学历[26]。第四，拉美政府层面开始重视女性的健康问题，这是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数据表明，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82%的产妇能享受到专业的生育护理，这一比重在半数以上的国家超过了90%。虽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远远高于非洲和亚洲等不发达地区[32]。

此外，女性生育权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在巴西、古巴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法律明确了女性的生育权利。其他的比如规范了避孕、堕胎等标准，并且新的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展开合作解决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8]。但是在印第安人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严重，许多人还抵制现代医学，只相信巫医、巫术，不少民族的妇女仍采用如蹲式生育等传统接生法[32]。

(二)拉美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妇女的独立性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

妇女家庭独立性增强的原因在于，一是生育率降低，家庭儿童数量的减少使得妇女有大量的非家务劳动时间，这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其他劳动提供了条件；二是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等的完善有利于妇女减少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第三，如徐世澄的文章指出的，妇女参加工作是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表现，因此，她们越来越要求在夫妻权利和家庭义务方面与男人保持平等地位, 要求打破传统的妻子服从丈夫的模式[33]。第四，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恶化和恢复的时期，仅仅依靠家庭成员中的男性尤其是丈夫挣钱养家已经不能维系基本的生活开支，“‘父亲出外挣钱，母亲操持家务’的家庭模式逐渐解体，贫困家庭的生活条件恶化，不少妇女被迫出门打工，挣钱养家糊口”[7]。

以上这4点原因使拉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和夫妻双方地位发生了变化。妻子对丈夫的依赖程度降低，独立性增强，夫妻关系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即妻子服从丈夫、丈夫外出挣钱、妻子包揽家务的模式)[33]，家庭中妇女的独立性和地位明显提高。

(三)拉美女性婚姻问题

婚姻是家庭组成的重要纽带，在拉美现实社会中，传统的男尊女卑的陋习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在私人生活领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家庭关系的紧张[29]。上世纪90年代拉美贫困化给拉美家庭的组成和功能带来消极影响，家庭观念淡薄，合法的婚姻和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男性因贫穷等原因不成家和不愿承担家庭责任，导致以年轻妇女为主体的单亲家庭和未婚同居家庭增加。据统计，在15～24岁的青年中，以1990年部分国家统计数据(见表4)可以看出，在城市，拉美未婚同居组成家庭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同龄受教育不到5年的青年中，同居者组成家庭所占比重则更高[33]。

同性恋也是拉美女性婚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拉美各国逐渐在法律上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墨西哥城成为全拉丁美洲第一个立法支持同性婚姻的城市，并且给予同性伴侣更多相应的合法权利，包括允许他们领养孩子等。随后，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家的新宪法相继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34]。但天主教教会明确反对同性婚姻。新宪法承认同性婚姻，使厄瓜多尔成为拉美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对天主教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形成威胁[35]。

表4 拉美部分国家1990年两种同居家庭比例

关于印第安民族的婚姻问题，有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拉美的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许多民族还实行族内婚姻或近亲结婚，因而影响了下一代的身体素质[32]。再比如，在墨西哥一些印第安社区仍然保留着出嫁女儿收取费用的传统，甚至一些印第安居民直接用钱买卖婚姻[36]。

(四)妇女与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和生物因素共同作用的现象，自人类组成家庭以来，就伴随家庭暴力的发生。政府与社会对拉美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

从全球看，拉美是家庭暴力行为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根源要从拉美历史和文化以及习俗中寻找。一般来说，传统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个人习性以及家庭背景成为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比如焦震衡就认为巴西妇女受家庭暴力者众多，家庭暴力中个人因素占主导[37]。此外，在拉美，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及对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损害、女性就业和收入影响以及对后代的影响等方面[38]。

同时，印第安妇女因“印第安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而遭遇更多歧视，其切身利益无法得到维护。很多印第安妇女因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被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陷入“受教育程度低→生活贫困→受歧视和压迫”的恶性循环，成为社会中贫困、家庭暴力和社群暴力的牺牲品。

为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的人身权利，拉美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女性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女子警察局、设立紧急求助电话、设立受害妇女庇护所和接待中心等[40]。同时拉美各国及地区组织也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以切实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39]，有效地抑制了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拉美研究起步早、研究不完善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对拉美妇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从政治参与、就业到家庭都有所涉及。肯定成绩的同时，问题和不足也很多，包括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趋势也模糊不清，笔者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一手资料来源不丰富，绝大部分关于拉美妇女研究的文章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统计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但这些资料还是不足以全面说明研究的相关问题。以拉美妇女史的研究为例，应当重点挖掘一手档案资料，厘清拉美妇女发展史的脉络，从历史中寻找拉美妇女研究的线索，不仅仅以数据作为分析支撑，还应当将问题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想中，分析产生的原因和后果。

其二，还没有明确界定拉美妇女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畴。而且大多数关于拉美妇女问题的相关研究包含于拉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宏观性研究之中，一般属于描述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范畴，具体、深入和微观的拉美妇女问题研究极少。此外，立足人民立场暨劳动妇女立场是马克思恩格斯性别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41]，这也为国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拉美妇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的指导方法。

其三，国内拉美妇女问题研究大都侧重于政治参与、家庭以及就业等主题，研究领域偏窄，今后应当努力拓展研究领域，使主题更加多样化和深入化，研究的视野应当更加开阔。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研究主题可以与医学、宗教、生育、性以及娱乐、艾滋病、毒品等方面相结合，全方面拓展，进而深入探讨当今拉美妇女问题的现状，促使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和时代性与当今全球化的浪潮相同步，紧追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步伐。

其四，近几年国内研究拉美妇女问题的文章较少，处于低潮阶段，以国内权威杂志《拉丁美洲研究》为例，从2010～2012年的拉美研究总目录中没有找到一篇具体研究拉美妇女问题或者涉及拉美妇女问题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国内，很多高校都成立了与拉丁美洲相关的研究机构，但只有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是仅有的从事专职研究拉美问题的机构，其他高校的研究机构还处于虚体的状况。所以，为了促进国内拉美妇女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应积极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关研究机构、增加专职研究人员和资金投入。

第五，为促进拉美妇女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拉美各国学者开展广泛的互动和交流。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将拉美三国作为访问的第二站凸显了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这也为国内学界进一步推动拉美地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机遇，未来学界对拉美问题包括拉美妇女问题的研究应当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六，国内关于妇女学研究的相关学者和机构，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继续扩大研究领域，将拉美妇女研究纳入研究范畴，使国内妇女学研究在地区层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以此为契机，努力培养女性主义研究人员，为拉美妇女研究储备人才。

最后，拉美各国独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包括后殖民化的影响，使拉美各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因此，对拉美妇女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为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处理妇女问题上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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