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文

摘 要：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结合，要合理平衡两种制度变迁力量在推进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协作。在推进农村新型社区构建过程中，需要建设以交互性文化认同、服务化基础建设、制度化扩权赋能为基准的内部支撑体系。但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内部完善系统，它会受到其所处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内外互通的制度流、资金流、人才流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性支持的作用，为农村新型社区的构建提供保障与支持，推进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

关键词：制度变迁；地震灾后重建；农村新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4-0051-06

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最早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主要指“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生命体”[1]。作为一种相对原始或天然的人类社群状态，F·滕尼斯认为在以后发展中是难以被再造或重建的。英国社会学家R·麦基弗（Robert M. Maclver）与F·滕尼斯意见相左，认为社区可以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社区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2]。农村新型社区构建作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迁的重要制度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在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伴随着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与基础设施破坏，面对地震灾区物质损失与心灵创伤的双重考验，不断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完善和新型农村社区建构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