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尔明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江西是我国传统农业大省，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已成为影响江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10年，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67，而1993年这一比值才2.28，这表明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考虑到城乡之间公共产品分配的严重不均，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远少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很可能被低估。有关数据显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仍快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将越来越严重。金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合理的金融布局有助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领域的核心，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受到学者们关注。早期国外学者主要从户籍制度、重工业化战略等视角探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Greenwood等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三部门动态模型，得出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的结论。Galor等通过分析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对富人和穷人在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的不同影响，发现资本市场的完善有助于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Jalilian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深化能够有效地降低贫困比例，从而缩小收入差距。Clark等对全球91个国家的跨期收入差距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和消除贫困，这与倒“U”假说结论不一致。贝克等人也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而Honohan[1]最近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扩大收入差距，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并非简单的“倒U”关系。总之，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运用各国经验数据和各种数理模型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并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始运用统计及计量模型方法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章奇等[2]利用改革开放后20年的数据，分析了各省金融机构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机构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姚耀军[3]利用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VAR模型，得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的结论。温涛等[4]利用建国后50多年的数据研究了金融深化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得出金融发展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结论，这与我国发展事实不相符。叶志强等利用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不影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但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负相关。曹广喜等采用江苏省今年来的数据涉及模型，认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这与近些年来国家层面上研究不相符。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涉及，但他们基本是以整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很少探讨单个省市这方面的问题[5]。为此，本文以江西为例，利用其1993—2010年的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 数据与模型

1.1 模型构建

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广泛运用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本文利用VAR模型对江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6]，模型如下：

Yt=A1Yt-1+A2Yt-2+…+ApYt-p

+BXt+μt

(1)

其中，Yt为k维内生变量向量；Xt为d维外生变量向量；μt是k维误差向量，A1，A2，…，Ap，B是待估系数矩阵。

1.2 变量说明

早期一些学者对金融发展的度量只强调其规模，而在本文采用近年来的主流做法，用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度量金融发展[7]，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URD)。对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指标的测定，国内学者少有分歧，即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本文也采用此法，将江西省的相关数据带入处理。

(2)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FD)。对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衡量，一般采用称为“戈式指标”的金融相关比例指标，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农村存贷款总额与农村GDP的比值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其中，农村贷款包含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农村存款包含农户储蓄和农业存款；农村GDP则包含农业(农林牧副渔业)产值和乡镇企业产值。

(3)农村金融效率(RFE)。本文借鉴王志刚等人的做法，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储蓄之比来反映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效率。

(4)城市化水平指标(UL)。城市化水平主要是指人口城市化水平，而对于人口城市化的衡量，有两种方法，分别是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采用第一种做法。

1.3 数据说明

选用的江西省相关数据跨度为1993—2010年，并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

URD：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RFD：(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户储蓄+农业存款)/农村GDP

RFE：(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户储蓄+农业存款)

UL：非农人口/总人口

文中涉及的数据来源于1993—2010的《中国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对于1996年前《江西统计年鉴》中缺少的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得出，为避免变量出现剧烈波动，对涉及的变量数据均以1992年为基准，以价格指数进行平滑处理。

2 实证结果

2.1 单位根检验

变量为同阶单位根是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建立VAR模型的前提。ADF检验法为目前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法。一些变量本身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或二阶差分一般是平稳的，为了进行后面的协整检验过程，必须找出各变量的同阶差分平稳过程，因而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为4个变量以及其差分值的检验结果。

表1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URD、RFD、RFE、UL、D(URD)、D(UL)都是非平稳的，而D(URD,2)、D(RFD)、D(RFE)、D(UL,2)都是平稳的，说明这4个时间序列变量都可作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2 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 1988年提出的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P阶VAR模型：

Yt=A1Yt-1+A2Yt-2+…+ApYt-p

+BXt+μt

(2)

其中，Yt是m维非平稳I(2)序列，At是信息向量。

表2给出了协整检验的结果，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和迹统计量分别与其临界值对比后发现URD、RFD、RFE和UL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

URD=1.48RFD-5.31RFE+0.027UL

(3)

由协整方程(3)可知：(1)江西省农村金融规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这与姚耀军研究的结果一致。(2)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这表明近些年来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有关。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检验了URD、RFD、RFE、U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 因果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在2%的显著水平上，江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在7%的显著性水平下，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效率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会影响农村金融效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江西省城市化水平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3 结论和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和城市化水平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本文认为造成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持拉大的深层次原因是：江西省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村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未能提供农村发展必要的支持。因此，需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构建多样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加大农村金融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经济的支持，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3.1 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

政府应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通过减免营业税等支持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和发展；实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对于农村地区设立的商业银行，可以给予相对于城区行更加便利的准入条件；对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

3.2 构建多样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内建立政策性农村金融再担保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和农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再担保与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机构的安全性与信贷投放积极性提供确实保障；以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对不良资产的及时有效管理和市场化处置。以金融控股公司参股形式构建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全国性商业银行柜台销售试验区内开发的农业投资基金产品。

3.3 加大农村金融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经济的支持

参考国内外经验，政府可立法要求相关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鼓励现有的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商业活动的支持，定期为乡镇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为农民提供相关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开发适应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需求的贷款产品[8]。

3.4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金融发挥作用的程度提高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表明，金融总是在经济初始发展水平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经济基础好，金融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需要改善农村经济，使农村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好地发挥。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城乡统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将农村公共事业列入政府公共财政范围；推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使农村经济与我国市场经济接轨，实行市场化运作，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参考文献：

[1] 乔海曙，陈力.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再检验——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7)：70-78，87.

[2] 章齐，刘明兴，陶然，等. 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金融学，2003(1)：71-99.

[3] 姚耀军.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2005(2)：49-59.

[4]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05(9):30-43.

[5] 胡宗义，刘亦文. 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2010，27(5)：25-31.

[6] 张立军，湛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5)：34-39.

[7] 王修华，邱兆祥.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8] 黎翠梅. 中国农村资金供给的区域差异[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