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禾

去年年底，在赴海南讲座《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之际，偶于三亚机场书店购得李安安编著的《民国红颜》（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获知本书作者十分服膺陈衡哲（1893-1976年），极口称道她是个“被遗忘而值得我们学习的女人”。

我注意到，这是李女士笔下叙写的十位女性：吕碧城（1883—1943年）、苏雪林（1897-1999年）、潘玉良（1895-1977年）、凌叔华（1900-1990年）、张爱玲（1920-1995年）、林徽因（1904-1955年）、陆小曼（1903-1965年）、王映霞（1908-2000年）、唐瑛（1910-？年）中，为数不多的虽为“红颜”而福、禄、寿兼得的女子。为作更深入的解读，我设法找来了《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和她的丈夫任鸿隽（1886-1961年）的《五十自述》、《前尘琐记》（两文附载于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卷后，上海科技教育、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原来祖籍湖南衡山的陈衡哲，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一个小康之家。童年时，她的三舅父庄思缄（1866—1932年）曾经教导她不要“安命”、不要“怨命”而应勇于“造命”，并鼓励道：“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给了少女时代的她以极大的精神“正能量”，使她能够在13岁起，远离父母，在不懈追求的个人奋斗中，成长为当时代的“新女性”。22岁时，更在其大姑妈的鼓励下，一举考取了1914年中国政府公派女生留美资助计划的第二名（她是该年十名留美女生中，惟一一个从非教会学校毕业的），先后得以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了六年的西洋文史，获得硕士学位。1917年，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发表小说《一日》，成为中国第一个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两年后，她与任鸿隽订婚。1920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首位女教授。

在1917至1926年，陈衡哲还创作了《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小说，在文坛上与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齐名。1927至1933年，她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学者出席太平洋会议的学术论坛。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史》等。1935年，她在以“陈南华”笔名出版的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中说，她祖上属于湖南衡山的一个“耕读世家”，其高祖父是陈家第一个离开农田去四川谋生的，他后来在那里做了官：

他的一个儿子，我的曾祖父，娶了一个四川女子，她在当时被认为是个才女……她开创了这样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就这样，我的祖母成了艺术家，而我的母亲仍然享有最杰出的中国画女画家之一的声誉。我的姑妈和阿姨们也无一例外：她们中的许多人在绘画、诗歌、书法领域中出人头地。这就是我家的文化背景。

母亲不仅是个富有才华的艺术家（母亲和其他还健在或去世了的女亲戚的榜样，让我很早就感觉到女人如果目不识丁或者气质庸俗，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引用者注），而且是个出色的女人。因为有了她，父亲的坏脾气才没把亲戚、朋友都赶跑……从没见过她因为金钱问题跟父亲闹纠纷，她也从不曾要父亲给她买首饰或衣服。所以，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女子向丈夫索要钱物十分庸俗，仍然相信一个女人应当克己奉人。

尽管就智育开发而言，“能拥有我那样的早期环境是非常幸运的”，但作为家中次女的陈衡哲的自我感觉，却是在亲情方面颇不满足，因为她那敏感而忧伤的内心，感受到的是“不快乐”、“幼小无助”、“没有一个长辈理解我”等种种“成长的烦恼”，而“父亲为什么那么专制？”“为什么我必须听从他不合理的命令？”“为什么我又必须背诵那些毫无意义的字句？”“为什么不准我去放风筝？”之类的疑惑，又不得彻解。以至于她深感“不公平是人类最大的痛苦”，并暗自发愿说：“我长大有权后，就是对佣人也不会不公平；我今后自己有了孩子，一定对他们一视同仁”，尤其是“别教孩子不喜欢的东西”，“别教孩子不合适的学科，或用错误的方法教合适的学科”，因为根据她自己的童年经验，这只会让孩子倍加讨厌它们。

仅仅讲述自己故事到1914年8月15日乘坐“中国号”远洋轮离开上海港为止的《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共10余万字，凡15章。依次为：《扬子江与大运河》《如烟往事》《父亲和母亲》《早年的教育和环境》《塑造我人生道路的影响》《再见了，我的家，再见了！》《在广东，和舅舅在一起》《孤身一人在上海》《在女子医学院》《赴川之旅》《在家危机重重的一年》《在常熟和姑母在一起》《关于中国家庭与婚姻的小知识》《1911年的革命》《从做家庭教师到出国留学》。其中饱含着作者的成长经验，从中不难读到诸如“自信”、“无畏”这种为人处世的重要精神元素：

（十三岁）那一年，我“发现了自我”，踏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以后我发现，这条路上充满了激流险峰和形形色色的其他危险。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管晴雨，无论安危，我都心甘情愿、头脑清醒地迈步向前，直到今天。

永远别在一条狂吠的狗面前示弱。保持坚决自信的态度，仿佛你是他们的“女王”，那样他们威胁的危险决不会真的实现。就这样，我学会了“无畏”，在人生道路上凭着这个武器独行多年，我还没碰到带来真正灾难的威胁。

由于《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当年是以英语文本出版发行的，加以两年后中国境内全面抗日侵略的战火遍燃，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影响不大。2006年，由冯进博士译为汉语出版后，才稍为当代读者所知，但流传仍不广。因此，李安安女士才说她是一个“被遗忘而值得我们学习的女人”。那么，当今的女子能够在她的经历中学习一些什么呢？

“生命的真谛，在火山口的烈焰中”，“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的生命才是美丽的。”除了陈衡哲早年努力“造命”的人生实践给予人的丰富启示外，当其人到中年，在个人事业的发展与家庭生活发生显著冲突时，她毅然转身持家，在相夫教子的生活中，把三个子女都培养成才的事实，更让人惊叹并敬佩于她“自我革命”的勇气。

据陈衡哲长女任以都回忆，她母亲认为女人要和男子一样，同样获得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知道个人价值何在，尽力发挥一己所长，努力做点事业”，因此，她“最不欣赏的女性，便是那种自己没什么能力，和有钱有势或很有能力的丈夫结婚以后，却仗着先生的名声、地位，自鸣得意，骄气凌人的女性。她也不满意那些有机会受教育却不求继续上进，只想待在家里烧饭、洗衣、处理家务的女性”。

李女士在《民国红颜》一书中解读说，陈衡哲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是“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而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能丢掉家庭价值，最好是二者兼顾。但如果有矛盾时，女人还是应以实现家庭价值为主”，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男人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而“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形成多赢，是最好的”。

集诗人、作家、教授、贤妻、良母于一身的陈衡哲，其人生实践及其“妇女观”，吸取了众多富贵人家不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教训，更蕴含着“旺夫兴家”的中国传统智慧，意味深长。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仅有数百字述及其与陈衡哲恋爱并结为夫妇的因缘。略云：“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一九一六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其实，对于任氏而言，他能执意追求到在当年自称“不婚女士”的陈衡哲，其中大有为人乐道的故事，不乏曲折也。

且看1961年冬，陈衡哲在丈夫去世后所写的的两阕哀词：

不信君真去！小窗前，瓶花犹在，砚书如故。謦咳无闻茵枕冷，梦断重门开处；始惊悟，果成千古。寂寞余生还怆恻。问从今，哀乐和谁语？幽明隔，永无路。/当年新陆初相晤。共游踪，清池赏月，绮城瀑布。四十年来同苦乐，况又诗朋文侣；还相约，匡庐隐羽。我自衰残君独健。道当然，病叶先离树。谁司命？颠倒误。（调寄《金缕曲》）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调寄《浪淘沙》）

1962年7月，陈衡哲曾忍着眼睛几近失明的病痛，写下一篇悼念文章，其中记述了当年任氏曾对她说的话：“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她写道：“我和他做了四年的朋友。在一九二零年，两人都回国以后，才由朋友进而为夫妇。但四十年来，我们的共同生活，是仍旧以友谊为基石的。我们两人和几位朋友的办报（《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周刊》）、写文章，以及其他在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努力，便是这友谊基石的例证之一。”而“不以名利为怀”，则是我们夫妇四十多年相契合的“中心磐石”。其实让人们艳羡的，一定还有任陈夫妇一世好合所收获的“一门三子女，皆为大教授”这种人世间的大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