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轰动当时的学术界，不过两个月，该书就被再版加印。虽然，这部书在当下评价不如其弟子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领路人式的创举，一如胡适对白话文的推广。陈衡哲就是力挺胡适推动白话文的人之一。他们是学术挚友，也许，两人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心动。

不能说的秘密

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他先从北平飞往南京，接着又从南京乘车来到上海。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两人当时就住在上海。当时，陈衡哲与杨绛、钱锺书夫妇来往密切。据杨绛回忆：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

紧接着，杨绛评价道：

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陈衡哲）的心情，我能领会。我不说她“其实乃深喜之”，要是这么说，就太简单了。

问的人似乎知道胡适来上海必先去见陈衡哲，唐突问之。陈衡哲“三分恼火”的反应与“其实深喜之”的矛盾颇耐人寻味。

见到胡适之后，陈衡哲还给他推荐了杨绛的剧本，胡适看过之后，觉得杨绛写得不错，很想见见杨绛，于是，在陈衡哲的安排下，胡适就在她家中见到了杨绛与钱锺书。据杨绛回忆，他们“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

他们谈话的背后，则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而在亲密老友家的这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胡适说的话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