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笛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视角主要落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上。这类题材惯用的做法是反映伟人的丰功伟绩，着眼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开始从官方走向民间；导演的创作基础从政治性、文献性强烈的历史陈述，转化成大众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

在新的媒体语态下，文献纪录片逐渐失语，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历史人物、历史层次、故事细节和表现风格的新型历史题材纪录片。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批评，也不同于形式主义批评，是一种阐释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特定的批评方法，又称为“文化诗学”。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范围内，历史话语也具有“语言的特性”，即虚构性。

新历史主义思潮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新历史主义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history）；从而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 stories）。这样的叙述，将原先大写的、单数的“历史”拆分为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历史由一个完整的故事变为不断更新的多种叙述方式。

新历史主义者，从理论的角度把言说历史的话语权交给了普通的生命个体，从文学领域和文艺批评领域兴起的民间历史热，给电视影像带来了深远的话语变革。

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出发，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催生出一些带有“影像诗学”色彩的叙事策略。

口述历史

在新时期的历史纪录片中，被传统“宏大叙事”掩盖了许久的民众之声，开始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为历史正名。口述历史的应用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来了从“历史”到“记忆”、从官方到民间的话语权开放，突显了“群言”的力量，并以“面孔阅读”无以伦比的优越性，为历史赋予生动的人文情感。

英国传播学者约翰伯格认为：在这个时代，个体心理学将代替哲学，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在电视影像中，这种倾向表现为口述历史的广泛运用，口述体带来了“历史话语”向“记忆言说”的过渡，历史的表达权利从官方向民间下放。

虽然记忆相对于脉络清晰的历史叙述而言，具有破碎化、零散化、断裂化的叙事表征，然而，记忆却形成了另一种关于过去、有别于“大叙述”的“小叙述”。尽管记忆幽微而纤细，但记忆的标签里蕴藏着主流话语中缺失的、无人认领的小瞬间和小事件、小命运，这些柔软可感、带有温度的细节叙述，共同构建了属于普通大众的集体回忆。

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说：“口述史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

在创作《共产党人》系列片抗战时期的《血泪山河》一集中，我选择了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抗战老兵——王永生，作为叙事的据点。历经周折来到四川，年过九旬的老人军容严整，等待着我们的采访。尽管家中环境简陋，尽管采访时设备遭遇种种故障，当老人抑制不住慷慨激昂地唱起《太行山上》，讲到一个个战友在火线上的牺牲，已经无法伸直的手在镜头前挥舞着当年拿枪与鬼子拼杀的姿态，面对衰老却满含激情的历史面孔，时空的震颤扑面而来。我们用镜头和话筒记录下的，正是一份行将消逝的、庄重肃穆而富有血肉的历史档案。从影像中，观众触摸到比文字历史更加丰富、鲜活的，坚不可摧的情态。

角度创新

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视角从官方走向民间，复数的小写历史逐渐替代了传统宏大叙事中单数、大写的历史。观众更倾向在历史中看见自己的影子，追求历史与个人、历史与当下的密切关系。

大人物小写——

为了使历史人物更为亲切可感，而不仅仅是教科书上标着生卒年月的一纸照片，笔者在创作《共产党人》系列党史片《开天辟地》时，有意识地还原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平民身份和生命细节，力求对“伟人”重新定位，真实、平凡、亲切、朴素，成为比伟大、不凡、隽永更具诚意的认知角度。

正如《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所说：“一个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在创作者的视域里，这些现在的历史伟人，在当时不过是平凡无奇的小人物，正是这些上个世纪初的“80后”、“90后”，怀着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共同信仰，为了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世界，冒着生命危险，点燃了救亡国家民族的革命火种。所以，在片中才有了拉“红铁”的邓小平、写诗的瞿秋白、偷偷教孩子唱歌的李大钊：

仲夏的傍晚，一首异乡的曲子在李大钊的家里响起。这是他教孩子们唱的第一支歌。他低声对孩子们说：“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了，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是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两个月后，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

以情写人、以人带史的历史“跳笔”，可将自如的历史时空融入有限的节目时长，而每位人物的出场，都以三言两语概括出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这种语言和节奏控制，使短片展现出较为丰沛的人物情感和历史质感。从情感的角度触摸历史，是散文化的叙事之“绳”。所以，“向蔡同盟”的浪漫，以及所有大时代大离乱下的革命爱情，成为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笔：

和他们一样，在那个激情救国的年代，无数青年男女以这样的信仰，为他们烽火幸存、天涯飘零的婚姻与人生，郑重盟誓。

爱情，为厚重森严的历史基调增添了一抹人性的亮色。在客观、隐忍、平淡至极的历史叙述中，伟人从神坛缓缓而下，从光环背后闪烁出平凡人的清辉。个人命运深不可测，历史命运气象万千。在人与时代的交融中，大写的历史浸透了感性的人文情怀，小写的历史沉淀出雄浑的时代底蕴。

小人物大写——

正如抗战题材纪录片《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中所说：“来之不易的胜利中，有领袖的智慧和将军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的血肉与灵魂。”新历史主义更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以仰角去观察和放大人物的偶然事件、生命质感、个体命运和背后的时代意义。

在《共产党人》系列片的叙述语态中，这样的历史跳笔打开了时空的局限：

一个刚刚经受了十几种酷刑的女人，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绝笔。这天，赵一曼被处决在太阳旗下。向烽烟弥漫的故乡望去，一封封带着体温的遗书、泪书、血书，散落在纷纷沦陷的国土之上。

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催生出带有“影像诗学”色彩的叙事策略。这些以见证口述、细节表现、情景再现等方式细化历史的叙事策略，交融着人与时代的关系。大写的历史获得了感性的人文情怀，小写的历史凝聚了沉雄的时代底色。

宗白华先生说得好，“文艺应站在道德和哲学旁边能并立而无愧。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它要有土腥气，要有时代的血肉，纵然它的头须伸进精神的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谛，宇宙的奥境。”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催生出带有“影像诗学”色彩的叙事策略。这些以见证口述、细节表现、情景再现等方式细化历史的叙事策略，将历史的根基深深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之上，在散发着时代“土腥气”的故事血肉中，以个体的命运追问着历史奥境之中“生命的真谛”。

在绵长横亘的历史巨流中，生存于夹缝与断层中的人类，永远可以植根于时代的泥土，仰望精神的虚空，为历史不断复写和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