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

1980年9月我入大学，读当月期《历史教学》所刊史学史样版辞条，始知“杨翼骧”大名。1984年，入中国古代史学史专业之行，决意专攻明代史学，更为关注，仿杨先生史学编年之法，作《明代史学年表》。1986年10月，首到天津，得谒见杨先生。1994年，《明人史著编年考录》刊于《浙江学刊》第6期。此前，我给杨先生写了信，预告此事。杨先生十分在意，特意托弟子来信询问。刊后，我及时寄上了《浙江学刊》第6期。1995年12月，我曾想报考杨先生的博士生，与先生又有过一次直接的往来通讯。1999年，杨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出版。2000年底，我续作《明代史学编年考》。此后，学界同仁一直盼望杨先生第4册的早日出版。但杨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从事编纂了，2001年正式将任务交给弟子乔治忠。大家盼了十多年，2013年终于见到了由乔治忠及其再传弟子朱洪斌增订、续补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大册，这自然是史学界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杨先生是史学史界前辈，是我导师仓修良先生最为尊敬的先生，自然也是我最尊敬的先生。乔治忠先生是杨先生的嫡系传人，也是我尊重的先生。朱洪斌博士则是近年认识的新朋友。从1987年出版第1册，至2013年出版包括第4册在内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此项工程前后长达26年之久。2005年，我曾写过《史学的时间定位法》，对中国史学编年的产生、结构、影响及不足、前瞻有一个初步的思考。又考虑到关于杨先生的编年之书，已经有多篇书评。所以，这次重新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想用问题意识写一篇书评，而不是传统的优缺点归纳式书评。

替中国史学作编年，始于杨翼骧先生。此前中国，只有“历史编年”，没有“史学编年”。在几位史学史研究“大家”中，也只有杨翼骧先生一人敢用编年之法，从头到尾梳理中国史学史。这样的定位，想来不会有人怀疑。杨先生为什么要作中国史学编年，他何时想到作编年的，这些问题，《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没有点明。此书只有一个凡例，没有详细交待编纂过程及心得。直到后来的回忆录中，才明确说是1942年当北京大学姚从吾教授中国史学史课助教时。姚从吾要求杨翼骧帮助他抄录中国史学史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翼骧萌发了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念头。40年代，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初期。史学资料编年这个选题，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前沿性课题。杨先生真正付诸实践，是50-60年代之事。70年代，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若存若亡，专书的编纂自然不可能。到了80年代初，中国史学史编纂大盛。作为中国史学史一大家，杨翼骧自然也想留下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但从影印的《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2013）来看，这项著述工作远未完成，他的兴趣重点在于中国史学史编年。1982年编纂完《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之后，杨先生即开始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

杨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三国两晋史学编年》（1957）、《南北朝史学编年》（1964），此中称“史学编年”，但到成书时，却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多了“资料”两字。何以如此？杨先生曾口头解释说，他推崇李焘的《续通鉴长编》，注重于资料的考辨，而非一般的编年记事，故加上“资料”二字。

杨先生的史学编年，是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史学开始的。何以如此？这与受梁启超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有“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一语。梁氏先知先觉式的这一判断，就成了杨氏实证研究的直接动因。1939年9月，杨翼骧到西南联大历史系复学，开始大量阅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书籍资料，写出了《晋代的史学》。此后他教授中国通史，也以治中古史前期为主。1956年，出版《秦汉史纲要》。由于对六朝史及其史学有深入的研究，所以1987年出版的第一册，学术研究分量特别重。且先秦至五代时期，中国文献尚处手抄本时代，史学作品多失传，后人于失传作品的研究不足，故其考订与梳理工作尤有价值。

两宋时期，中国进入文献刊刻时代，流传下来的史学作品比较丰富，即使失传的作品，也多有书目、序跋资料存世，所以，两宋史学资料编年的工作难度不算太大。惟此时杨先生大病数年，故第2册直至1994年才出版。这一年也出版了林平的《宋代史学编年》。这是一部大事记式的编年，学术价值自然难与杨先生之书相比，杨先生的第二册，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更高。

一个人要想做遍整个中国史学史，是相当困难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可能样样通，必然会有相当多的知识盲点。唐以前，是杨先生的长处，越到后来，盲点会越多。其二，年轻时可以做这种工作，轻车熟路；年老时一人做通代编年，则会力不从心。其三，唐宋以前中国史学与唐宋以后中国史学情况也不同，前期作品数量少，传世更少，故只需借助目录、正史就可以做全了。后期则相反，作品多，传世多，文集多，必须阅读原著，仅目录、正史这种第二手资料，显然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到第3册时，杨先生的身体状况、知识结构、编纂模式，均面临了挑战。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的出版虽晚了些，但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它的出版，圆了史学史界一个多年的中国梦。2013年10月底参加南开大学以“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与学科前沿探索”为主题的纪念杨先生的学术会议，读到此书，大家倍感高兴。乔先生师生的精心编纂，豪华的大开精装本，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位置，这些大大提升了其书的学术品位。

至于此书内容选择上的得失，须由各断代史学的专家来评判。区分官修与私修，尤其侧重官修，这是《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一大特色。自从学术史学兴起，学界往往侧重私修独断作品，而忽视官修集体作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于前三册有较多的增加、调整、订正，尤其是明代部分，确实增加了许多新知识、新材料。为先师续书、改书、出书，极易招致非议，乔先生师生目前的做法算是成功的。清代部分，是乔先生研究的强项，相关的成果也有一些，自然不在话下。至于晚清部分，据相关专家的初步翻阅，认为仍有一些遗漏。这样的意见是难免的，因为每人的知识结构、选择旨趣不同，选择永远会受人批评。不过，在中国史学各断代专题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今天，如何借鉴前人的成果，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史学编年工作，如果从50年代算起，已经有了近60历史。如何进一步提升其编纂水平，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思考的话题。我以为，可以考虑加上更多的图像资料。虽然有图以后，篇幅会增大。但这样的工作有意义的。可以有检索，补上人名与书名索引。这是西方学界的惯例，作为学术性工具书，这样的工作不可少。大陆的图书出版，最大的问题是节约纸张，不想扩大篇幅。图一时的节省，麻烦了几辈子的读者。这显然是缺乏服务意识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现象。按照市场经济，图书的编纂，应该遵循麻烦作者一人，增加出版成本，方便读者众人。出版是短时的，使用是长期的，是几辈子的事。不能图一时的省力，做影响读者几辈子的事。要注明版本出处。一部书，不同时期的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卷帙及不同的序跋资料。新进的研究生读编年之书会遇到一些困惑，不知道这些作品是否还存世。在内容的排版上，也应有所讲究，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让读者更加醒目。当然，这样的想法见仁见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考虑。暂且提出来，供学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