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良， 杨基瑜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苏词编年百年回顾与反思

彭文良， 杨基瑜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苏词为词家重镇，近百年来为之编年者代不乏人，著述颇丰，先后诞生了六部专著，二十余篇论文。然现有成果并不理想，只有一半的苏词编年取得共识，另有一半的编年还有待继续研究。过去的研究中存在迷信前人、罔顾今人，重内证、轻旁证等问题，今后应当综参所有著述，不迷信已有结论，也不回避现有成果，内证与旁证兼重，继续为苏词编年努力。

苏词；编年；回顾；反思

苏词向为词家重镇，自宋以来从事编年等基础性研究者代不乏人，著述甚多，宋人的几部年谱，如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1]，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2]等著作中，皆涉及苏词编年。而全面、专门性的苏词编年则始于上世纪初，至今系统的编年工作已经开展了近百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为历代之最。面对前贤的丰硕成果，有必要全面总结和反思，以期促进苏词研究向更深入方向推进。

一、苏词编年回顾

百年来苏词编年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专著，此类著述除了编年外，几乎无一例外都进行笺释工作；二是单篇论文，此类著述则相反，只进行编年，无一进行笺释工作。下面按时间顺序，分别述之。

（一）专著方面的情况

1.朱本。最早全面为苏词编年的著作是朱祖谋校辑的《东坡乐府》[3]。冯煦为该书作序所署时间为“宣统二年庚戌夏五月”，即1910年，而曹元忠为朱祖谋的大型词学总集《彊村丛书》作序，所署时间为“宣统丁巳”，乃1917年，可知编年本《东坡乐府》先于1910年前后完成，后于1917年刻入《彊村丛书》。《东坡乐府》共分三卷，收词340首。前二卷为编年部分，收词204首；第三卷不编年，收词136首。编年部分主要吸收了施宿《年谱》、王宗稷《年谱》、傅藻《纪年录》、查慎行《东坡先生年表》[4]、王文诰《总案》中的成果，少数为自己考证而得。其意义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专门为苏词编年。草创之功自不可没，然问题亦不必讳言，正如薛瑞生所言，朱氏编年“仅依宋人傅藻《东坡纪年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与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间及方志与宋人笔记。且对三家著录信而不疑，至三家歧异者始有取舍。”[5]

2.龙本。龙榆生1936年出版的《东坡乐府笺》[6]，收词数量、编年情况基本袭用朱祖谋的《东坡乐府》，另外参考傅幹的《注坡词》[7]，于编年部分增加二首，未编年部分增补二首，故收词凡344首。编年方面新成果不多，故薛瑞生对龙本的评价很不高：“类于钞手，前人错者龙氏悉错，即其纠误之笔亦复间有错处。所谓‘宋词三大笺’者，实乃虚誉。”[5]

龙本分“校”“注”“笺”三部分，前两部分采用朱本成果较多，“笺”为龙氏自己所得，亦是全书精华所在。总体而论，该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可算是东坡词“编年与笺注之集成”、“编年与注疏之合流”（曹树铭），引证赅洽，比较翔实，诚如夏承焘序中所言：“繁征博稽，十倍旧编，东坡功臣，无俟乎扬赞。”[6]

3.曹本。1968年出版的曹树铭《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8]，斩获颇丰。曹本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苏轼词研究，即该著前三章。第一章“东坡词之特征”，侧重分析东坡词的内容，一共分为十个方面，划分精细；第二章“东坡词之风格”，相当于东坡词艺术渊源论，主要分析东坡词与柳永词之关系，结论虽可商量，但其论证过程能给人以启发；第三章“东坡词之写作艺术”，实为一部东坡词艺术史，共分三十节，条分缕析，极为详细。从创作、艺术的角度分析东坡词，当以此著为最。后出的《东坡词研究》[9]从内容到体例都有仿效和学习曹本此部分之痕迹，实际亦未超越此书。曹著第二部分乃苏词之编年、校注。此一部分，体例上与朱本、龙本同，共分三卷，前两卷为编年词（第一卷116首，第二卷134首），共250首，较龙本多44首，其中改动龙本编年词6首。第三卷为不编年词，凡60首，这部分比龙本少78首。曹本考校细致，去取尤其精严，认为可以确定为苏轼所作者仅上述310首，另外40首（互见4首，误入29首，可疑7首）只作附录，所以曹本实际收录词比朱本少30首，比龙本少34首。曹本编年，除考据等传统方法外，尤重意境、艺术把握，为此著一大特色。此著中“东坡词籍著录”一节，详述从宋代至民国时期的二十九种东坡词著录情况，是一部详细的东坡词版本演变史，为后来学者研究东坡词提供很大的方便。

朱本、龙本分别在苏词编年、笺释方面有开创之功，但总体看，还是在传统的年谱、校勘学范围内；曹本除了在编年、笺注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外，实际促成苏词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之路，可以说曹著在苏词研究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4.石唐本。1990大陆出版了石声淮、唐玲玲于1988年完成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0]，作者在前言说，此书“是在朱祖谋《东坡乐府》及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仿效了朱本和龙本的编年、注释、校对和附录的作法”，仍分三卷，前两卷编年。另外，所做的工作有：“在可编年的词后，都说明每首的写作时间及为什么编于某年的根据”，“龙本《笺》引书不标明卷数、篇名，本书则加上卷数、篇名，使读者查验方便”，“纠正龙本中的一些错误”，“于罕见字作出解释之前，加注读音”。石、唐本共收词348首，其中编年词241首（卷一122首，卷二119首），编年绝对数量比龙本多35首，其中包括石、唐二人“认为龙本编年不确定而加以调整的有十多首”，所以石、唐本在朱本、龙本基础上作出新的编年，实际不过20首。

石、唐本成书前，似乎没有看到曹本，对曹本所取得的成果不曾吸收。比较而论，无论是编年数量，还是考校成就，皆不及曹本。与朱本、龙本相比，新内容有三：第一，标明龙本笺释部分所引著作之卷数、篇名，融入现代学术规范。第二，编年部分，“说明每首的写作时间及为什么编于某年的根据”，此部分，限于体例和篇幅，为朱本、龙本所无。但这一部分之推断、考证，与曹本比较，过于简单，与后来薛瑞生、邹同庆、王宗堂的注本比较，还是相形见绌。第三，部分词作后之“附录”，或援引与该词相关之本事，或辑录相关评论，此举为后来的薛本、邹、王本继承，并发展为“集评”（薛本）、“参考资料”（邹、王本）。简言之，石、唐本的主要功夫及价值体现在“笺注”部分，有助于苏词之理解和普及。石、唐本比朱本、龙本丰富，但创新不多，与曹本相比，则略逊一筹。

5.薛本。1998年出版的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收词、编年数量皆为各本之最。他在该书凡例中说：“从各种苏词版本、苏集以及宋人笔记、元明清人杂编、今人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等籍中共收东坡词三百六十首，确证为前人误收者则剔而不取，又从《全宋词》中收东坡残句十二则，为目前收东坡词最多者。”“计正原编年误者数十首，原不编年今予以编年者百十三首，共编年三百十七首（按：第一卷121首，第二卷111首，第三卷85首；第四卷为不编年部分，收词 43首），几为苏词十之九。”

薛本对朱本、龙本驳正较多，对曹本尊从不少，唯对石、唐本只字未提，或许成书之前未见此本。薛本在体例上兼采朱本、龙本和曹本，每首词后主要分“校记”“笺注”“考证”三部分，其中“考证”，即编年根据；少数词后还有“集评”和“附录”两部分。薛本的重点及其精华在“笺注”“考证”两部分。笺注部分，比朱、龙本更加丰富、具体，比他未提到的石、唐本更有深度，更见功力。考证即编年部分是薛本最为自鸣得意的，薛氏自称“余撰是书，于编年用力最多，搜罗最广，费时最长”。比如页9，为了坐实“乱山深处过清明”一句，考查苏轼一生九次二三月间的客中行程，其爬疏之深细、考证之缜密为他本所不及。薛氏编年，完全按照传统的以史证文方法，重材料，力求言之有据，自言“本厘丝治狱之旨，紊者顺之，冤者辩之，务以有资料可据而后止。故于先哲今贤之结论亦不弃不泥，察其可信者而从之，其不可信者而正之。从之、正之均秉笔直书，不没其功，不饰其过，唯以信对读者”。足见，其功夫之深，态度之诚。

薛本的价值，主要在梳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资料、线索。该著问题有二：第一，收词最多，但片面求全，在诸本中也是收录最滥的，比如页 305-307“霜叶萧萧鸣屋角”“垂柳阴阴日初永”“新愁旧恨眉生绿”“春云阴阴雪欲落”四首，见于诗集中，明显属于诗作，薛氏却以《玉楼春》为调，收录为词，似乏显证。又如页498、503《导引歌辞》，龙本、曹本、石、唐本都不收，后出的邹王本列为误入词，能否算词实在值得推敲。第二，求新立异之心过于急切，有的编年部分明显比较牵强，有的地方，因为他自己理解上的偏颇，求证虽然谨慎，甚至过于繁琐，然结论却不能令人信服。薛本编年数量为诸本之最，其中单独编年数量最多，达22首，然与诸本出入亦最大，后出的邹王本，对其多有补正。

6.邹王本。邹同庆、王宗堂合作的《苏轼词编年校注》[11]最为晚出，兼采朱、龙、曹、石、唐、薛本，以及同时代的最新成果，相比较而言，最为完备。邹、王本分正副两编，而不分卷，上编为编年词，292首；下编为不编年词39首，附录部分虽收互见词8首，存疑词11首，误入词53首，凡附录部分词作皆不被邹、王本认为是苏轼所作。所以邹、王本实际收录词只有331首，只比曹本（310）多；而编年部分只比薛本（317）少，单独编年达8首，亦仅次于薛本（单独编年：薛本22首，曹本1首，石、唐本0首，朱本、龙本为诸本编年基础，无所谓单独编年）足见该本去取之严，考辨之深。

邹、王本体例上与薛本最近，每首词后主要分为“校勘”“编年”“笺注”三部分，少部分词后另附“考辨”“参考资料”，其中“参考资料”相当于薛本“集评”“附录”。邹、王本价值主要在“编年”和“参考资料”两部分。“编年”部分虽不如薛本详细，但因为能博采众长，视野开阔，取舍公允，求证缜密，往往有新的收获。问题在，对薛本的取舍上，依从太多。通过比对，我们知道朱本、龙本、曹本、石唐本不编年，而薛本为之编年，或者诸本编年，而薛本为之改编者，数量较大。薛本的单独编年或者改编部分，如前文所言，由于过于求异，很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而邹、王本对薛本此一部分取多于舍。薛本与他本皆异，而邹王本独与之同者，达29首。这29首中，很多首有继续推敲的余地。“参考资料”部分，对各首词的评论及相关本事之搜罗比较全面，与石、唐本、薛本相比，有踵事增华之处。总体上说，邹、王本后出转精，在目前的苏词编年专著中最具说服力[12]。

除了上述六部专著外，孔凡礼的《苏轼年谱》[13]、《三苏年谱》[14]，虽并没有专门针对苏词进行全面编年，但其中的作品系年，也极富参考价值。

（二）论文方面的情况

针对苏词进行编年的单篇专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在邹同庆、王宗堂的专著完成以前，主要论文有：张志烈的《苏轼三首词系年辨》[15]，刘崇德的《苏词编年考》[16]和《苏轼〈江城子·猎词〉编年考辨》[17]，吴雪涛《苏词四首系年商兑》[18]、《苏词五首杂考》[19]、《苏词三首考证》[20]、《苏词编年考辨两则》[21]，刘孔伏的《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系年考辨》[22]，王文龙的《苏词五首作年考》[23]，王宗堂、邹同庆的《苏词编年考辨》[24]，以及孙民的《关于十三首东坡乐府的编年》[25]和台湾刘昭明教授的《苏轼〈虞美人〉词考索》[26]，日本学者保苅佳昭的《几首苏东坡词编年考》[27]，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成果被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或吸收，或参考。邹、王的专著出版以后，相关的论文则明显减少，至目前只有张志烈的《苏词二首系年略考》[28]，李小龙的《东坡词补考》[29]，李世忠的《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30]，胡建升的《苏轼〈浪淘沙·探春〉编年补正》[31]，以及笔者的三篇论文[32]。上述论文先后对61首苏词进行编年，其广度不及前述六部专著，但由于是专论，有的文章通篇只考论一首词的情况，所以在深细程度上则过之。

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苏词编年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就，先后诞生了六部专著，二十余篇论文，无论系年数量，还是具体的论证，都有突破，有必要对现有成果进行总结，归纳出苏词的编年概况，并对存在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苏词编年现状

至目前尚无人对苏词编年概况进行总结。我们综参所有著述，初步发现不可编年者尚有几十首，编年部分，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同一首词存在不同编年者亦不少。关于上述两部分的准确数据，由于各编年本和论文收词标准和数量上的差异，颇难统计，出于方便，我们以唐圭璋的《全宋词》[33]为底本，并按其顺序，综参所有著述重新统计，结果是：

《全宋词》收录苏轼完整的词作348首，诸论者编年皆同者（所谓皆同，不是指同一首词在年、月、日及地点上绝对相同；只要认为该词作于苏轼活动的同一时期，时地吻合，即认为相同。比如《满江红》（忧喜相寻）一首，龙本、曹本、石、唐本、邹、王本、李小龙论文编于元丰五年三月，而薛本编于元丰四年八月，诸本在具体时间点上有差异，但都认为该词作于黄州时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能取得一致结论，即视为相同）187首（如果精确到具体年份，则只有153首）；皆不编年者，33首；单独编年者（即只有一部专著或单篇论文为之编年，其他的著述皆认为不可编年者。如《南乡子》（冰雪透香肌）一首，龙、曹、石唐、邹王本及其他论文皆不编年，唯薛本编于元祐六年一月五日）31首（其中，曹本 1首，薛本 22首，邹、王本 8首）；诸本各异（即同一首词存在几种完全不同的编年者，如《如梦令》（城上层楼叠巘）一首，龙本不编年，曹本编于元丰二年（1079），认为是该年三月间“奉命移知湖州，四月间过泗州，渡淮”所作；石、唐本则认为，是熙宁七年（1074）“九月接到调令，知密州事，离杭赴密”，“十月到（泗州）淮山楼”所作，具体时间为“熙宁七年甲寅10月13日暮时”；薛本在认为是“熙宁四年（1071）辛亥倅杭，九月出京，约十月中旬首次过泗”所作；邹、王本则认为是元丰七年（1084）甲子离开黄州，赴汝州，十二月经泗州所作。四家虽都认为是路过泗州时所作，但时间上相差较远）97首。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苏词一共编年达315首，其中取得共识者187首，编年而互有出入者97首，只有一家为之编年者31首，尚无法编年者33首，也就说只有一半的编年是确定无疑的，还有接近一半的苏词，在编年方面值得继续研究。

三、苏词编年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现有的苏词编年著述存在问题有：

第一，疏于寻绎，迷信前人编年。宋人傅藻的《东坡纪年录》，清代查慎行的《东坡先生年表》中偶尔涉及到苏词的编年，至少其中的一些判断为苏词编年提供了线索，成为后来编年的重要依据；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关于苏轼的，堪称详赡的年谱，其中对苏轼的很多作品都进行了系年，很多学者对上述材料依赖太深，尤其是对《总案》深信不疑，但凡王文诰提出的编年，悉皆采用。虽然《总案》凝聚了王文诰的毕生心血，考索精细，但由于资料限制，更兼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错误也是常有的。比如《少年游·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紫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余往观之。神请余作〈少年游〉，乃以此戏之》（玉肌铅粉傲秋霜）一词就是如此，由于《总案》将此词赖以编年的散文《子姑神记》错编于元丰四年[34]，后来学者不加考辨，沿用王氏结论，以至此词编年一错再错，如龙本（页124）、曹本（页60）、石唐本（页168）、邹、王本（页310）、孔凡礼《三苏年谱》（页1246）等仍编年于元丰四年正月，而此词实际作于次年正月[35]。类似的情况普遍存在于编年著述中，只要是王文诰提出的明确编年，几乎都被朱本、龙本采信，而后出的曹本、石、唐本、薛本、邹、王本等也基本不会质疑，于是层层相因，一旦首次编年者出错，后来者鲜有不错的。

第二，闭门造车，不参考已有成果，重复编年。前述问题，主要指对古人的已有成果信而不疑，盲目遵从，虽缺乏判断，但至少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众多编年著述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完全不参考他人的成果，自说自话，虽则埋头苦干，精神可嘉，实则造成同一首作品重复编年，劳而无功，甚至完全误编。此类问题在专著和论文中都存在，如前述比曹本晚出二十余年的石唐本对曹本只字未提，比石、唐本晚出近十年的薛本，则不参考石、唐本。论文方面，比如前引《东坡词补考》中关于《满江红》（忧喜相寻）一词，之前王文诰《总案》、龙本、曹本、石、唐本、薛本、邹、王本皆有考论，且结论已趋一致，再进行重复考证，意义不大。如此师心自用、闭门造车就导致同一首词的编年歧论纷出，如《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一词，最早为之系年的孙民编于元丰六年，之后薛瑞生编于元祐六年，邹同庆编于元丰四年，张志烈编于元祐八年；《减字木兰花》（春光亭下）的编年竟多达到五种，刘崇德编于熙宁八年腊月，吴雪涛、邹王本编于熙宁八年十月，曹本编于元祐七年三月，石、唐本编于元丰八年十月，薛本编于元祐六年四月，如果能综参和兼顾前人成果，当不至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编年前，先当知晓前此都有哪些成果和结论，然后对已有成果和结论进行综合判断，如已有正确结论，当择善而从，力避重复劳作，如已有结论皆不对，再进行重新编年。

第三，过于倚赖内证而忽略旁证。以苏证苏，即用苏诗、苏文，以及苏轼的交游、行踪等内证材料来佐证苏词，并为之编年，这是目前苏词编年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苏词而言，苏轼诗文的编年要准确得多，经过施元之[36]、查慎行[4]、冯应榴[37]、王文诰[38]等人的努力，苏诗编年基本全部确定；苏文，则经过吴雪涛[39]、孔凡礼[14]等人的考订，大部分也确定了。用苏轼诗文来佐证苏词，其方法本身快捷简便，大多时候也是奏效的，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诗文与词存在文体方面的差异性，诗文表意往往直观明确，而词体含蓄模糊，所以有时候以诗证诗，以文证文行之有效，而以诗文证词则未必可行。其原因就在于词体表意的模糊性，会导致我们在考论词作过程中出现阐释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苏轼《浣溪沙·荷花》词，王文诰、曹树铭、薛瑞生均是从苏诗内部寻找依据，分别编于熙宁十年正月、元祐六年八月，而笔者则从苏诗的同题之作中找到证据编于熙宁五年七月[40]。苏诗编年确定无误，以无误之诗来为词编年，差异却如此之大，问题不在诗，而在词。类似的，以苏轼出处行藏来考证苏词也存在问题。苏轼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行踪复杂，有的地方反复经行，要坐实每次的情形本身已属不易，以不能坐实之行藏来为表意模糊的词作编年，无疑难上加难。比如关于《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樽酒何人怀李白），根据词题可推知为路过扬州所作，薛瑞生编于熙宁四年十一月，刘崇德编于元丰七年十月，曹树铭、石声淮编于元丰八年八月，邹同庆、保苅佳昭编于元祐六年四月。为了确定具体时地情形，刘崇德、薛瑞生、保苅佳昭分别梳理和考察了苏轼五次、十次、十一次经过扬州的情况，不可谓不勤，但其结论仍非定论。所以，以苏证苏，倚赖内证仍非万能，在此情形下，不妨借助旁证和外来证据，吴雪涛在苏文方面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不错的范例：苏轼的《端砚铭》“铭共八句”，“铭文本身无任何线索可资系年”，吴雪涛则根据湖北《书法报》发表的文物考古消息确定该铭的时间[39]（270）。类推，当内证不足，或者内证无以让人信服的时候，不妨求助于石刻、碑铭等，而不必只就苏轼其他作品来论苏词。

综上，百年来苏词编年代不乏人，著述颇多，研究规模数十倍于词作本身，然成果并不理想，只有一半的苏词编年取得共识，另有近一半的编年仍需继续研究。过去的著述中存在迷信前人所论、罔顾今人成果，重内证、轻旁证等问题，今后的编年工作应当综参所有前人著述，不迷信已有结论，也不回避现有成果，内证与旁证兼重。

[1]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3]朱祖谋．东坡乐府[M]//彊村丛书.扬州：广陵书社，2005．

[4]查慎行．苏诗补注[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5]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龙榆生.东坡乐府笺[M].台北：华正书局，1990．

[7]傅幹.注坡词[M].刘尚荣，校.成都：巴蜀书社，1993．

[8]曹树铭.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M].台北：华正书局，1980．

[9]王宝珍.东坡词研究[M].台北：长安出版社，1992．

[10]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M].台北：华正书局，1993．

[1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2]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重印后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9）．

[13]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孔凡礼.三苏年谱[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15]张志烈.苏轼三首词系年辨[J].中华文史论丛，1983（4）．

[16]刘崇德.苏词编年考[J].河北大学学报，1984（3）．

[17]刘崇德.苏轼《江城子·猎词》编年考辨[J].河北大学学报，1986（2）．

[18]吴雪涛.苏词四首系年商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1）．

[19]吴雪涛.苏词五首杂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3）．

[20]吴雪涛.苏词三首考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1）．

[21]吴雪涛.苏词编年考辨两则[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1）．

[22]刘孔伏.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系年考辨[J].青海社会科学，1988（5）．

[23]王文龙.苏词五首作年考[J].盐城师专学报，1989（3）．

[24]王宗堂，邹同庆.苏词编年考辨[J].河南大学学报，1993（9）．

[25]孙民.关于十三首东坡乐府的编年[J].辽宁大学学报，1994（2）．

[26]刘昭明.苏轼《虞美人》词考索[J].国立编译馆馆刊，1993（1）．

[27]保苅佳昭.几首苏东坡词编年考[J].四川大学学报，2001（4）．

[28]张志烈.苏词二首系年略考[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2（1）．

[29]李小龙.东坡词补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5）．

[30]李世忠.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5）．

[31]胡建升.苏轼《浪淘沙·探春》编年补正[J].文学遗产，2008（3）．

[32]彭文良.苏轼《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编年补证[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1）．

[33]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4]彭文良.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5]彭文良.苏轼《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编年详考[J].天中学刊，2013（1).

[36]施元之，顾禧，施宿.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M].郑骞，严一萍，校.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

[37]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M].黄任轲，朱怀春，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8]王文诰.苏轼诗集[M].孔凡礼，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39]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

[40]彭文良.苏轼《浣溪沙·荷花》词编年新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7）．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Chronicle of Su Shi's Ci Poem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PENG Wenliɑnɡ，YANG Jiyu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Su Shi’s Ci Poem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Ci field，and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who make chronicle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There are plentiful writings，including six books and more than twenty papers.However，only half chronicle of Su Shi’s Ci poems conclude common views，and another half need an intensive study.The problems in the past research are：superstitious predecessors never think about contemporary achievements，paying attentions to the internal evidences，and ignoring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s.In the future，all the existing research，conclusions and achievem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and consideration also should be given to internal evidences and circumstantial evidences.

Su Shi’s Ci Poems；Chronicle；Retrospection；Introspection

I206

A

1009-8666(2017)03-0001-07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3.001

［责任编辑、校对：方忠］

2016-06-21

国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代苏诗注本研究”（16CZW023）；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及海外藏本研究”

彭文良（1981—），男，土家族，重庆市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宋代文学；杨基瑜（1993—），女，安徽宣城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