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川

几十年努力、三代人心血的结晶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已故史学史研究专家杨翼骧先生的代表作，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声誉。杨先生早在1942年前后即已意识到有编纂此书的必要，此后60年间，编著和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内容从先秦至明代，按年代顺序，将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甄择、校订，予以编排，详细展示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流程。每册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被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中“首创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杨先生去世十周年后，余下的第4册清代卷，由其高足乔治忠教授和朱洪斌博士补纂完成，因同时又对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统一出版，遂定名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下简称“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0月一并推出。至此，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系统资料编纂终于得成完璧，《资料编年》终于成为一套首尾完具的专业资料体系，对中国史学史学科来说，学术意义重大，关乎学科发展之长远未来。

资料宏富，加强了对中国史学史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

作为一部首尾完整、系统的资料编纂，此增订本对前三册予以订补，资料更为宏富，考订愈加准确，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对前三册的订补工作，除校改原书的文字讹误外，更增补了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调整和修改了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其中一些资料来自日本所藏的珍稀版本。据不完全统计，前两册补订事项各在40条以上，第3册因近年各种大型古籍资料出版较多而补订事项在百条以上，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在开卷第1条即有明显体现：原书第1册起始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编年体史籍从此年起始，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严谨性，相信杨先生当初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中国史学史必须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至关重要，资料编纂被这种探源宗旨所引导，需要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故本册增订为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关涉中国史学起源的十分关键的促进因素。这比原书起于公元前841年不仅时间上延，而且显示出对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的新认识。随后，书中又增列西周营洛问题，因为这项举措导致《尚书》一些重要篇章的形成，在先秦史学史上不可缺载。第2册1072年于“欧阳修卒”条目之后，新设条目，节录了欧阳修《正统论》的文字；第3册1402年增补方孝孺被杀条，除录其生平事迹资料外，全文录其《释统》之文。欧阳修和方以智两人的正统论长文，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中影响颇大，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明代卷内调整不少史学事项的系年，得益于近年史籍的大量出版，是学术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

新编第4册清代卷，最大特色是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首次做了系统的疏理。中国古代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如果不能充分重视官方史学，任何中国史学史的撰述都是不完整的。本册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做了系统梳理，择要取精，逐年融入其中，这使清代官方史学的线索相当明晰，特别是对清初官方修史活动的梳理比较周全，如1655年内5个条目资料都是官方史学活动。为了揭示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具体情节及运作机制，编者不仅从多种官私典籍搜讨资料，还特别利用了档案资料，例如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六年的档案资料表明，国史馆机构在进一步扩大并且得到巩固，其他如国史馆编写臣工列传需先纂辑资料“长编”，稿积若干年后“必须复行检辑，斟酌画一”机制等，也都只能从档案资料中才可窥知。这些资料的辑录，使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清朝官方史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特色。

大量“今案”，凸显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资料汇编，自然要以选录原始资料为主，但因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传世的各种资料往往真伪杂陈、意义难明，如果仅是原文照录而不予以适当疏通辨明，难保读者不为所惑。为此，杨先生在引录资料原文之时，除加简要标题予以概括提示外，更在资料之后间或加有“案”语，考订史学活动和史籍成书的时间、旧说的真伪以及其他相关史实，有时提示深入研讨可资参阅的文献。增订本又根据学术的发展，新加许多“今案”，在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的同时，为使资料采录产生较好的学术效果，酌情加入了一些学术信息的提示和判断，列出多人的研究论著，以供读者进一步探讨时参考。如增订本第1册第1条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在引录金文和《逸周书》资料后，加有“今案”，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这使开篇第1条就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研究状态。公元490年北魏定起居注制条，以“今案”点明此次定制的史学意义。1593年增补侯继高编纂《全浙兵制考》条目，有“今案”考订其人其书，指出中日各存版本，内容有别。在新编清代卷中，诸如此类的“今案”更多。如1657年谈迁卒条，所加“今案”对谈迁卒年、《国榷》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等问题，清理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明确判定。1665年清廷征集明天启、崇祯两朝史料条，有“今案”提示此举与庄氏史狱之间的联系，很富学术启发性。1795年谢启昆幕府著成《西魏书》条，所加“今案”评述古代幕府修书的一般规则，点明不必否定谢启昆的署名著作权，而标题写有“幕府”二字，已有深意。1797年毕沅卒条，“今案”说明毕沅实际进行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而且不埋没幕僚的贡献，但这段“今案”中出现错字，“毕沅编纂此书非晚清假手他人”之中“晚清”应为“完全”，盖词语拼音输入时致误且失校。1821年茆泮林辑录《世本》成书条，加“今案”说明清代所辑录的多种《世本》，常常主观地揽入资料、随意编排，淆乱了《世本》的本来面目。凡此种种，大大有助于学术研究之参考。

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

专业、专门或专题性质的史料汇集，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在忙于“五朵金花”之时，对史料汇编事业也予以高度重视，投入很大资源进行建设，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陆续出版，其学术价值至今依然享誉海内外，对历史研究起着巨大促进作用。可见好的系统性的资料汇编，往往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由于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历史资料工作渐渐被视为末端琐务，甚至不被计入学术研究成果。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杨先生与乔教授等仍以几十年、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编纂这部首尾完整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堪称做出了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正如作者在该书《感言》之末的律诗中咏怀曰：“借问书成何企盼？后来才彦更莘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