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林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 100062）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效果及问题简析

戴长林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 100062）

编者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健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4年10月23-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西省景德镇市召开"中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讨会"，围绕侦查、检察、审判等各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重点、难点和对策进行专题研讨。本刊特编选会议论文与广大读者共飨，以期进一步完善和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与英国等国家相比，在对象方面、排除阶段方面和目标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随着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侦查取证法治化水平得到提高；刑事诉讼各项职能得到优化；诉讼程序改革不断推进；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非法取证难以遏制，非法证据范围不明，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不完善，法院审理不规范，公正观念未全面树立等问题，需要在法制发展的轨道中不断完善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