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花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可谓文化研究领域的先辈，他首次对文化进行了理论性的思考，并强调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诚如伊格尔顿所言，“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1]15《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是阿诺德的传世之作，他在书中以“美好”、“光明”等关键词阐释了其文化思想，既尖锐地嘲讽了平庸低俗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社会大众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该书对后来有关“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76。笔者试图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阿诺德的文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语境出发，探究其文化思想的核心和意义。

一

阿诺德生活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的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的大步跃进，英国成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英国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它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它庞大的远洋船队把数不尽的工业品运往世界各地……”[3]221。无疑，这一时代的英国公民享尽了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然而，机器生产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也泯灭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一连串重要的科学发现打乱了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僵化秩序，尤其是1833年的地质不断变动的学说诞生和1859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颠覆了万物之主以及上帝创造了人类的说法，这使人们固守的宗教信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一条教义不遭到动摇，没有一个公认的信仰不被证明为可疑，没有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面临瓦解的危险”[4]235。1860年代，国内自由派统治的倒台打破了先前的社会平衡，引起了新的政治动荡，无政府倾向逐渐显化。

然而，深受古典思想熏陶的阿诺德，他感受到的是人在这个时代的孤独、异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5]12《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以下简称《文化》)中充满了阿诺德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忧虑，它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阿诺德对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中“普及公民权”内容的回应。可以说，阿诺德是主张变革的，但他所希望看到的变革和进步却不能脱离历史的根基，他所忧心的并不是人们从来不曾有过思想意识、健全理智的天赋，而是人们“一直处在扩张开放的时代”，从而丧失了历史积累下来的可称为“文化”的东西。

阿诺德在《文化》中严肃检讨了英国的国民性、心理状态等，力图找出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他把英国社会分成三个阶级：第一种是贵族阶级，野蛮的贵族固然仪表英俊，可他们却桀骜不驯，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魅力和浅表层的美德，如相貌、举止等；第二种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富有事业心，但他们沉溺在物质财富中，唯利是图；第三种是劳工阶级，他们要么跟风追随中产阶级，要么自甘堕落，为生计所困。阿诺德指出三种阶级身上的盲动源于希伯来精神的过度作用，是阻碍社会走向完美状态的大敌，他在书中的第四章《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解释了这两个左右人类发展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阿诺德批评当时的英国社会推崇实干、实效，把工具手段置于一切之上，而忽略了“理智的光照”，失去了“完美的文化”，针对这一危险，他开出的药方是依靠文化的力量。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5]185

二

阿诺德的文化思想产生于维多利亚各种矛盾逐渐激化的时代，他把真正的文化看作是“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理解的规律，从而使我们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5]132这个看似宽泛的定义，不仅拓宽了人们以往看待文化的知识视野，还凸显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疑惑、彷徨的心理状态，为文化的人文性、多元化阐释推开了一扇窗户。需要指出的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之积淀，这种宽阔、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进而能够传承人类优秀的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价值体系。阿诺德坚持强调说，当整个社会充分地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时——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而前提是人类必须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好、光明。

美好与光明两个词与阿诺德的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它们源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书之战》，分别指蜜蜂所产生出的蜂蜜(香甜)和蜂蜡(照明)。阿诺德借此来赞扬古典主义者优秀的人文思想，贬低现代人莽然的行动姿态，他认为文化的动力并非只是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它需要天道和神的意旨。阿诺德在《文化》中指出：“文化的信仰是使神的理性与意志通行天下……，我一直尝试着去表达，文化应是一种对完美的探讨与追求。”[5]9-36笔者认为，此处的“完美”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完美是被整个人类集体共享的理想境界；其二，完美是人的一种内在状态，而不只是外在的物质和手段(如煤、铁路)；其三，完美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实现。文化包含的这种“美好”是人类的内在精神追求，它不仅反讽了当时的英国人盲目、庸俗的姿态，更道出了阿诺德审美情趣。

三

显然，阿诺德的文化思想有古希腊的人文品性，它在本质上趋向于柏拉图所说的事物之真实并且是可理解的规律。不过，有人说他是坐在书房里对现代社会的进程吹毛求疵，且没能提出切实的改良举措；也有人说他是在玩弄不着边际的美学。阿诺德则指出，“文化所要确立的是国家，这不只是为维护秩序，也同样为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变革。”[5]64也就是说，处在文化对立面上的不只是机械的、外在的物质文明，还是缺失秩序的“无政府”， 国家的使命在于推广和普及文化。阿诺德强调，文化的工作方式很不同，“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来冲击人们坚定而刻板的固有观念和习惯，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5]34在文化的指引下，人类社会便创造了一种思想的氛围，真正有效的改革规划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并成熟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教授曾说，“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保持着一股力量，是因为他以深刻的方式指出了文学和文化批评在当代社会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6]67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中指出，“文学是一个宏大的词汇，可以指任何文字表述或者书籍印刷品。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以称之为文学，所有我们通过书本获得的知识都是文学。”[7]112这里的“知识”，不仅指赫胥黎教授所说的“纯文学”或者纯粹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还指所有著述提供给我们的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它与阿诺德的文化思想一致。阿诺德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批判性和道德性，认为文学包含使我们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材料，人类行动、知识、美的力量都来源于文学。他希望通过文学与文化的互通来弘扬人文传统。最好的文学思想标准是什么呢？在阿诺德看来，诗歌具备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给予的塑造、支撑人类的能量。

不难理解，阿诺德是想通过其文化或批评的思想，寻求一种更为强大的整合力量。他认为，社会的每个阶级中都存在着一些“异己分子”，他们的职责是教育说服那些喜好议论政治和采取行动的人，让他们多进行思考。阿诺德得出的结论是，“能否提炼出最优秀的自我，能否让理想人性的内在力量占绝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周遭的环境是否适宜是否有助于引发其成长和发展。”[5]77

四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而文学则可使思想充满血和肉，它比科学和哲学更能滋养思想的力量。阿诺德所言的文化是一个简洁地表达心智的概念，是人类的历史传统中所缔造的美好之物，他的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那种坚决反对机械、功利地看问题，而执着于看到事物之间的潜在的联系的思想方法，进而指导着人们关注现代社会问题。当今的中国是一个集传统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于一身的文化大国，她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革，而消费主义的蔓延和人文精神的衰落却是我们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如何对待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全球化对其产生的冲击，我们又能否科学合理地进行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阿诺德的文化思想对此富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Terry Eagleton, Sweetness and Light for All: Matthew Arnold and the Search for a Common Moral Ground to Replace Religion, Giants Refreshed,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1 Jan,2000.

[2] Stefan Collini,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 Matthew Arnold, The Study of Poetry, Essays in Criticism，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64.

[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韩敏中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6] Stefan Collini, Matthew Arno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7] Matthew Arnold, Literature and Science, Discourses in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