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死亡”是沈从文《边城》和川端康成《古都》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主题之一，在这一主题之下，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亦是二者在作品中力图寻求的主旨。在历来的研究中，并未发现史料证明二者存在某些事实联系。可是，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却发现沈从文和川端康成在表现“死亡”主题、塑造女性形象及书写女性命运时，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本文试图在找出二者共性的同时，分析其中的差异性，以期达到对沈从文《边城》和川端康成《古都》的深层理解。

一、“死亡”主题的探讨

在这两部小说中，沈从文和川端康成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了“死亡”主题，其中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边城》和《古都》都采用了“孤儿”的故事模式。沈从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自小便是一个孤儿，父母双双自尽而亡，从未享受过母爱和父爱，她有一颗小小的孤独的心。与年迈的爷爷生活了13年，终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过后唯一的亲人爷爷也离她而去，从此她便只身一人生活。而在《古都》中，主人公千重子被父母遗弃，她的亲姐妹苗子由于父母双亲的早亡也成了孤儿。很显然，这些是两部小说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死亡”，虽然这些死亡未发生在女人公身上，但却为她们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其次，两部小说中独特意象所蕴含的“死亡”意识。

沈从文的《边城》中独特的意象是“水”和“白塔”。表面上看起来水是充满灵性的、是纯美的，它连结并养育一方土地和人民，但同时，水也是隔离与孤寂的象征。一河之隔将翠翠祖孙二人置于溪水另一边，成为溪边白塔下的独户，这就注定了翠翠一生的孤寂命运；水亦是变幻莫测的，它是预示着茶峒人的命运莫定，一切故事皆因水而起，也最终破灭于水边。翠翠和二佬傩送结识并互生情愫是在水边看赛船、看赶鸭、看泅水；也由于每天摆渡于溪水之上又被大佬爱上，两男一女的悲剧爱情模式开启了；接着，情节进一步复杂化，人物之间矛盾与误会逐步产生，最终大佬溺水而亡，二佬离家出走，翠翠的爱情幻灭。而这一切人与事的独特见证者便是默默注视这一切的白塔。沈从文有意安排这一意象，看上去似乎是闲笔，实则为整部小说埋下了伏笔。人事的变迁如这溪水一般捉摸不定，惟有白塔静静矗立，观照着人事的各种变迁。可白塔却在故事的尾声中坍塌了，故事的许多人事物亦随其幻灭了，其中的“死亡”寓意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翠翠周围的人不断地离她而去，爷爷和天保死了，二佬因此离家出走了，他们的或亡或离将本是孤儿的女主人公推向了更加孤寂无助的边缘，不禁会使人对这悲剧爱情和亲情背后所预示的女性的命运问题产生思考。另一方面，白塔的倒塌也暗示沈从文在前面所塑造的清新秀丽、淳朴欢愉的边城小镇的文化格局，正在遭受都市文化的侵袭。白塔的意象可以说是沈从文有意设计来象征边城宁静的生活状态的，它像是一个守护神，矗立在溪边，像是在守护着茶峒的人民；而外来的都市文化正在悄悄逼近这片世外桃源，潜移默化的力量被沈从文第一个感知到。于是，为了引起茶峒人民的保护意识，他让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冲毁了这标志性的白塔。茶峒人开始捐钱筹划修建白塔，这实际是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和信心。然而，越是挽回，说明现实中的毁灭已经越来越近。沈从文似乎已经预感到外来文明必将侵蚀和同化这片净土，纯民族的文化必然会走向“死亡”，重建白塔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可是，这种愿望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沈从文是带着这种先见的文化失落感进行《边城》创作的，这也是小说中笼罩着“悲哀”和“孤独”基调的原因。由此可见，《边城》中沈从文采用了独特的意象象征“死亡”的意识。

川端康成的《古都》在“死亡”主题下所采用的独特意象从老枫树干上相距约一尺的两株紫花地丁开始，这短小的距离却勾起了千重子孤单而伤感的情绪，由此感慨“上边的紫花地丁和下边的可曾见过面? 它们彼此相识吗? ”[1]1这种弃儿的感伤，使全文被一种悲凉、沉闷的气息所笼罩，忧郁孤独的少女是在思念着某位与她有关系而又未曾谋面的人。与沈从文的《边城》一样，川端康成的《古都》也在故事的开头埋下了伏笔，但不同的是，沈从文一直到文章的最后才以毁灭性的白塔倒塌来向读者揭示其预设；而川端康成则在叙事的过程中慢慢地带着读者找到了紫花地丁的隐喻所指，两株紫花地丁分别暗指千重子和苗子这对从未谋面的孪生姐妹。前者带给人的是一种理解上的震撼力；而后者却为读者探索更深一层的喻意的线索铺了一条路。另外，在表现“死亡”主题的时候，川端康成以四季的变换来谋篇布局，他对季节的变化非常敏感，认为四季各有其美丽的意象，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也不免流露出落花流水终会离去的悲哀与无奈，即世间万物皆会走向“死亡”的。作者在发出人生无常的感叹时，也试图通过植物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的不断轮回生发对生命轮回的思考。这种“来世观”与前面提到的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的美好期待达成了一致，是二者的共性。另外，川端康成在《古都》中表现出了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照。《古都》所描写的就是日本的京都，是日本文化的荟萃地。作者在小说中把许多情节放到了时代节、葵节和祗园节等日本传统节日的大背景下展开，描述了醍醐寺、鞍马寺等日本名胜古迹，使整部小说充满了质朴、风雅、闲适的日本传统风俗特点。同样地，《边城》也采用同样的叙事方式，把端午、中秋和春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作为背景，到处渗透着苗家文化的气息。可是，悲哀的是，作者愈是有意识地对民族文化进行重笔描写，是在暗示想要挽回民族文化走向消亡的悲剧的命运，力图唤起人们对其中也透露出作者对于古典文化的失落感。

二、“死亡”主题探源

首先，小说中“死亡”主题的形成与两位作者的自身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川端康成自幼父母双亡，后来与他一起生活的姐姐与祖父也相继去世，童年的困苦和丧亲的悲痛逐渐养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川端康成对“死亡”有独特的诠释。《古都》中没有明显写死亡的血腥场面，而是委婉地将“死亡”的主题蕴含于小说中。四季之景的变化，正体现了他对生死轮回的理解。虽然见惯了生命的消逝，川端却依然将“死”看作是一件崇高的事情，他常引用“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来说明“艺术的极致就是死亡”。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是充满艺术美的，其中的灵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艺术的极致，而这种近乎完美的艺术的实现途径便是巧妙地借助“死亡”意识来完成的。美的事物是最终要走向“死亡”的，因此，他的故事总是笼罩在一层淡淡压抑哀伤的落寞之下。而沈从文虽出生于颇具名望的门第，在优裕的生活中度过了童年，但17岁时家道中落，随后的5年，他随军队辗转，过着漂泊的生活。家道的败落，使他看清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因而，他的文学世界是孤独的。沈从文的小说充满了人事物的真善美，但越是美的事物越让人担忧其结局。如他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将难免产生悲剧。”[2]187这便是作者对《边城》“死亡”主题的直接阐释。

其次，两部小说中均表现出作者的文化失落感，其源自于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川端康成从小喜欢日本的古典文学，日本传统的美学理念如“物哀精神”、“幽玄风格”在他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但是，随着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使他深切地体会到深入探寻日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质。而素有“乡下人”之称的沈从文，受湘西这块富有山野气息的土地激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他骨子里向往这种恬淡清幽的自然风物和淳厚质朴的乡风民俗。可当他看到都市生活的喧嚣、杂乱和病态的现实时，他意识到都市文化无所不侵的力量最终会侵蚀边城的宁静。于是，《边城》在塑造沉静秀美的世外桃源时，刻意用白塔倒塌的意象来颠覆这种美。美的毁灭留给人的不仅是遗憾，更多的是反思。沈从文正是在警示人们是时候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了。

最后，沈从文和川端康成的作品中都展现了人性美与自然美的结合，在表现人性美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女性的美。可以说，这两位都是写女性的大家，他们赋予笔下的女性以鲜活的生命。但是，小说中的一切悲剧和“死亡”主题又都是围绕作品中的女性展开的，其中包含着二者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

三、男作家眼中女人的命运

《边城》中翠翠被描写成为一个大自然的女儿。“长得真标致, 象个观音样子。”“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她虽然天真活泼，但小说一开头就将其置于“可怜的孤雏”的“孤儿”模式中，注定了她身上的女性美是悲剧性的。随着情节的发展，翠翠先后结识了二佬傩送和大佬天保，并将其单纯的心落在了二佬的身上，却因其羞涩冷淡致使一连串的矛盾和误会产生。最终，熟悉水性的大佬意外溺水而亡，身体一向硬朗的爷爷在一场暴风雨中突然离世，钟情于翠翠的二佬也因哥哥的死亡、父亲的反对、翠翠的态度不明而下了桃源，归期未卜，就连一直矗立在溪边的白塔也在那个夜晚倒塌了。作者将这一切解释为“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可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安排了这些“不凑巧”的同时，无意识地流露出身为男性作家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预示。

有人撰文称，《边城》中“沈从文将男人置于配角的地位，以衬托美好的女人。”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漏洞的。首先，沈从文并没有将男人的主体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互换，他只是将女性推至了男性的前面，对女性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了刻画，使读者对于翠翠这一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了人性美有了深刻的体悟而已。这种空间位置的突显化并不能表明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突显。其次，沈从文为了避免女性的光芒过分强大，并没有直接对翠翠的外貌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人物只是像翠翠这样的大自然的女儿。作者似乎有意将人物类型化以模糊读者的印象，一方面避免过分强调女性而弱化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他的意图在于通过这样的形象来展示融于自然美之中的人性美罢了。第三，在小说的结尾，当所有人都离翠翠而去的时候，作者并没有给翠翠一个完美的结局，即使当船总顺顺向其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她拒绝了，作者封锁了她的出路，其用意何在？翠翠在等待中成了真正孤苦无依的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2]115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有两层含义：其一，沈从文依然在突出男性的主体地位。当女性离开了男性后，便如同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小鸟，前进的步伐停住了，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如果“明天”回来，那便是奇迹，可是作者却在这两个字上加了引号，似乎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非可能性甚或是遥遥无期，结局可能是永远不回来了，翠翠就只能在等待中老去，何其悲凉！其二，这样一个小说结尾，实则是对女性命运问题的未知，他将这个思考抛给了读者，引人深思。但是庆幸的是，翠翠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的韧性，至少让我们为其前途充满希望。

《古都》中也渗透着作者对女性命运问题的思考。女主人公千重子和苗子是孪生姊妹，她们的身世是小说“死亡”主题下悲剧性的一大体现。同时，他采用了同样的“孤儿”故事模式，并将小说中的女性加以“弃儿”的双重身份，旨在预示其悲剧性的命运。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虽为一母所生，但因从小生长环境的差异，使人物性格表现出了不同的美。千重子因从小生活环境优越，是人性的善良之美，而苗子在山林中长大，是人性的自然之美。至此，我想到有学者曾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将千重子的善良之美理解为骨肉相斥的丑陋原念，并指出千重子是害怕自己在家中尊优的地位被跟自己一样可人的亲妹妹苗子一朝夺去，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现有的一切尤其是父母之爱，最终逼走了苗子。他在文章中提取了小说中大量的线索进行了论证，有根有据，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他却违背了川端康成的初衷。作者在小说中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哀伤之感，却并不是因为骨肉亲情反目而勾心斗角。川端康成试图强调的是当女性的善良之美遇上自然之美时，该何去何从？实际上，作者已经给出了回答，“苗子摇摇头。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千重子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着。”[1]188川端康成选择了千重子的善良之美，目送走了苗子的自然之美。苗子跟翠翠有一个共通点，她们都是靠山吃水长大的大自然的孩子，不谙世事，加之时事变迁之速，她们根本无法赶上。于是，沈从文将翠翠留在了溪水的另一边，与尘世世俗隔离；川端康成也只好将苗子送回到大山中去。相比之下，千重子的身上便多了些尘世的善良之美，她身处富贵之家却并没因富贵毁掉其人性中的善。如果说苗子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话，那么千重子便是作者为所有现实中的女性找到的楷模。女性要在社会中生存，要像千重子那样，除了变通世俗之外，还要坚守人性中的善良之美。

四、结语

通过平行比较沈从文的《边城》和川端康成的《古都》，在发现二者可比性的同时，也挖掘出了共性中的差异性。二者都在“死亡”主题下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探讨，但在表现“死亡”主题的时候由于民族文化和作者身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存在着不同；另外，在思考女性命运的问题时，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使我们体会到了两位大家不同的女性观。

参考文献：

[1] 川端康成.古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