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立，祁 睿

（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因为来自湘西，因为有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先驱，与其他隶属或趋近于湘西这片文化地域或文化圈的作家一样，像蜀虎这样正对文学产生浓烈兴趣的作家，最有可能在创作中本能地承继着“湘西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湘西情结”典型地表现在对湘西民风民俗、山川景物的描写介绍，表现在对湘西文化甚至楚文化精神的认同，从而实现一种对生命的力和真的宣扬，对天人合一审美思维的表现。

蜀虎是一位自武陵大山深处走来的土家族作家，人栖身于喧嚣沿海都市，可湘西是他梦绕魂牵的精神家园。由于沈从文等前辈对湘西的民风民俗、山川景物的充分描写，似乎并不再能凸显蜀虎小说这种继承性或模仿性创作的价值，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由废名、沈从文构建的“田园诗风”的小说体系，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特殊社会背景和语境下，屡屡受到挤压，出现创作上的变异，民风民俗、山川景物作为这类小说的艺术要素经常在叙述空间被削弱，文学的地域性品格和标识不断被模糊，即使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重续了这一体系的传统，但在小说现代文体不断嬗变的今天，我们还是比较在乎这样写作传统的的审美价值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被指为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它们使乡土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1]。蜀虎的作品同样具备这些特点，为表达方便，本文在此不妨将蜀虎的这种特点概况为风物美和人性美两方面，同时，我们还需看到作者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积极尝试。

一、栖居诗性的风物美

风物指一个地方的景物，主要包括自然之景，同时包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文之景。自然景物从来就是诗性的栖居地，风物人情能诱发人们的牧歌情致，能释放作品的审美意蕴释。独特地域风物的渲染描绘就会构成一个诗情画意的世界。

蜀虎小说多以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故乡——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地域风韵、民俗风情书写对象，展现其中蕴含的风物美。由于长久关山险途的阻绝，位于湘鄂渝黔交处的武陵山区，在古代汉人的眼中一直个是“鸟不飞度，兽不敢临”、“蛮夷子孙所居”的地方。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作家借其或抒发“蛮烟瘴雨溪州路，溪边桃李花如雾”的凄迷神秘之感，或抒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的飘零流离之恨。沈从文的伟大在于以热烈浪漫之笔展示了武陵的自然之美，表现了一种健康的生命意识。武陵山区东南部的湘西地域，群峰竞秀、翠竹斑斑，吊脚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苗家寨秀水青山、民风淳朴。这必然涵养了蜀虎的对家乡风物描绘的激情和冲动，也直是湘西作家的专利。

还是看不够湘西的自然之美。蜀虎小说，描绘过月下武陵的一隅——“河风抚掠过裸露的刺丛，缕缕白雾被搅得四处弥漫，夜鸟展翅擦过水面，隐进连着沙滩的一片竹林里。水面波光粼粼，星星闪烁着。偶尔蹦出一条小鱼，溅起圈圈涟漪。”[2]武陵山区的夜晚和风徐徐，缕缕雾气弥漫在水面之上，天上点点繁星，映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此时此景静谧诱人，展翅的夜鸟，蹦出水面的小鱼，静中有动，处处显示着生命的活力。再看傍晚的武陵——“西边天空上出现一片火烧云，映衬着山岗上连绵不绝的枫树，远处望去山峦间烟雾缭绕，奇峰崛起，红色天地相连，十分醒目。”[3]灿烂的云、火红的枫叶、渺渺的雾气，映着群峰，镜头拉深，以天地为布景，泼墨出一幅飒爽的武陵深山晚秋图。《武陵絮语》中，在通往“老鹰岩”路上，“古树参天”、“怪石叠空”、“鱼脊似的山梁，两旁是浮云轻，偶尔还瞥见苍鹰盘旋。”“一座小小的庵堂，在苍竹青松桃林桂树簇拥中，清新而宁静地进入你的视线中。”“夜空，从来没有这么清澈澄碧过，像水洗涤过一般，星星密密麻麻……”[2]山中景色奇绝，庵堂簇拥在翠竹间增添了几分幽静之妙。作家以散文式的笔触描绘了隐藏在历史时空深处的武陵地域幽谧而神奇的自然风貌，不啻是一幅世外桃源图。

蜀虎不仅倾心于湘西自然之景的描写，对人文环境的刻画同样注入了心血。武陵地域辽阔，酉水和澧水等五溪横亘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诞生了星罗棋布的山寨、吊角楼。《武陵的红》中边区四大山寨无论内部空间格局还是外部结构延伸，都体现着鲜明的土家族民族特色。骞家寨依山而建，道路险峻，军事防御性强，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为整体的山寨建筑风格增添了一抹冷峻之色；颛家寨独到设计的天井格局，S型的回廊通道，精致的雕镂，高厚的青石围墙， 望窗和堞口一应俱全，苍苔、青茅覆盖的下墙体，生出了一份沧桑；莪家寨，全木结构建筑，红砂条石砌成的院墙，厚重高大，屋内粗梁大柱，门窗金碧辉煌，回廊壁面上雕刻着各式图案，耳房、天井、前庭、正厅布局紧凑，兼有玲珑疏朗的风味。此外，在小说中吊脚楼同样是土家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建筑，“木制的吊脚楼不光结实，不光能遮风避雨，供我们世代在里面生儿育女，而且很美观。”这些“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 次栉比吊脚楼群，弧度优美环绕成拱形的寨子”[2]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武陵山区历史上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所在的地方。“五溪蛮”的称谓，最早在南朝刘宋人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就有记载。历史的悠久和偏远闭塞，使武陵山区远离现代文明，较多地承袭了边地少数民族古老独特的文化，保留了原始古朴的民风民俗。这也是蜀虎自得和偏爱之处。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人，为古代巴人的后裔，这是一个乐观开放、能歌善舞民族。《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蜀虎的小说中，土家族人们常常用对歌的方式来表达彼此间的情感。《武陵的红》中，颛家寨三女颛莲与骧家寨的幺儿骧豹这对有情人在楠竹林里借歌声吐露情思，山歌飘渺，情深意长，年轻人发自心灵深处的歌声，为整部小说增添一分浪漫色彩，同时体现了浓浓的民族风情。摆手舞为一种集诗、歌、舞为一体的民间歌舞，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一项重大文化活动，作者在《武陵的红》中用较详尽的文字描写了一场三万余人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大摆手舞盛会，“穿着鲜艳的节日盛装的土家族男女老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男的穿着长衫，套上彩卦，头上的黑稠帕子包得规规整整的。女的穿短裙，也有穿白折彩裙的，髹垂髻，梳洗得光光的头上裹着竹蓖蓖，长帕衣裙绣着花边……”[3]傍晚时，“锣鼓、钹、咚咚喹和唢呐响起，有人点起数丈长的竹捆，将大坝照的透明。坝中央三脚架上竹捆燃起来，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大半个骧家山寨”。与此同时土家山民们唱起古老的歌谣，歌谣内容浩瀚，或者歌颂爱情的坚贞不渝、或者叙述人类的起源、或者鞭挞官府的压迫，或者歌唱山民们撵山打猎。最后，在骧龙的带领下，大家唱起欢迎贺龙红军的山歌，摆手舞大会达到了高潮。浑厚雄壮的歌声，响彻了武陵边区，传遍土家苗寨。这种原生态的狂欢方式很是令人难忘。除去上文所描绘的代表性风俗，蜀虎小说中还有被誉为“民族文艺百花园中一枝绚丽的山花”的秀山花灯，有“中国舞蹈及戏剧的最远源头和活化石”之称的茅古斯舞等。在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风俗描绘中，作家向我们展示了武陵地域土家族人们对人生的独特情感态度，尽管生存环境恶劣，然而这里的人们却在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在自为的生活状态以及乐观热情的精神气质。对风物美的发现和描写，使蜀虎的作品吸纳了山川万物的灵气，涌动着楚人奔放浪漫的基因，铺排渲染的字里行间弥漫着诗的意绪。

二、几近化外的人性美

人性美是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精神的体现，沈从文曾说他只想造“希腊小庙”，希望那个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在对现代社会和都市文明的虚伪、委琐有了洞察后，他便以家乡凤凰人的质朴正直的人性力量和蓬勃生命力作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撑点。赫姆林·加兰在谈到文学的“风土人情”和“地方色彩”时强调：“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4]沈从文正是把迥异于我们现今的汉民族社会和生活的湘西“异域情调”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差异，并在这种差异中看到了近乎化外的人生形式和人性之美，使我们有可能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文化的羸弱部分进行反思。

蜀虎也继承着这种传统，在小说中不断地挖掘闪耀在武陵山区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身上的人性之美。小说中的人性美表现在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野性、强悍，“崇力尚勇”的人格上。为了生存，他们在激流险滩中前行；为了过上平静不受欺凌的生活，他们奋勇地同恶势力斗争。《武陵的红》中，虽然当时时代风云变化莫测，但是边区四大寨主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畏胁迫，同贺龙的部队联合起来，对抗土豪劣绅的强取豪夺。小说中骧龙等人各个武艺高强，在武陵山区中除暴安良，展现出野性、强悍的生命活力。武陵人的性格还有“淳朴憨直”的一面，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族“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重情义、轻生死的侠义精神是蜀虎小说中人物身上的鲜明品行。《武陵的红》中武陵山区著名的第二代药王、哥佬会舵爷骞湖听到拜把兄弟贺龙的部队急需药品的消息后，不顾当时凶险的环境，亲身送药，却不幸在路上被当地土霸王冉蝎子杀害。《山寨逸事》中的桃花山族长长庚早年偶然相识一位川军年轻军官，面对军官“真诚的嘱托，滴血般的求助’，长庚心中豪情涌起，“（长庚）取来瓷碗，倒上酒，拔出猎刀往手臂上一划，殷虹的鲜血滴在酒碗中，说：‘兄弟，蒙不嫌弃山民草莽，你的事即使我的事。誓死成全兄弟的嘱托！’”如此义薄云天的气概，令人敬畏。小说的人性美还体现在人物“炽热奔放、忠贞不贰”爱情观念上，土家族世代远离中原，在爱情上较少受封建道德文化禁锢，对待爱情的态度炽热、大胆又忠贞、痴情，保留着尚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生命自由活力。蜀虎在他的小说中热情地唱出了土家儿女的痴情与痴心。《红枫林》中土家彭娃仔与苗家姑娘偶然邂逅，一见倾心，被迫分离后，两人一个用生命捍卫，一个用半生坚守对彼此的承诺，谱写了一曲凄婉的爱情故事。在武陵山民的爱情世界中，没有功利算计与背叛伤害，没有礼教的约束与对人性的戕害，有的是纯洁、忠贞的信念，以及对美好情感的不懈追求，反映了武陵山民在情感价值上体现出的人性之美。蜀虎像沈从文一样，以“乡下人”自居，写出自己家乡的山俗野趣，表达着别样的生命的力与真，在人性在演绎和传递中闪耀着永恒之光。

三、探索与杂糅

沈从文作为“田园诗风”的小说代表，已将这类小说创作推向了极致，后人的追随只是一种文化基因驱使下的本能承继和作为文学人成长的一种有效选择和行为习惯。何况，由于艺术与世俗的冲突、由于中国文人的入世精神传统、由于中国诸多现实问题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像沈从文那样有意与政治主题或意识形态疏离并一直保有田园诗美的创作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不太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潮，比如，作为沈从文的后辈“湘军作家”在发现创作上彼此拥挤在相近的风格道路时，都在积极进行某种突破。蜀虎未必想超越沈从文，但他一定想超越自己，否则就会有复制之嫌。蜀虎今天所处的创作时代，已是多元文化并行甚至彼此包容无序的存在，蜀虎在此语境下的任何探索都会烙印上意识形态和世俗的文化的痕迹。我们看到，除去传统风物、人情的刻画，蜀虎在小说中还加入了武侠、宗教、红色经典等因素，使得小说增加了一些新的叙述内涵。说起来，蜀虎的这种探索和改变有其文化渊源。沈从文在《湘西·凤凰》中曾说过，家乡人勇敢、团结、民性刚直，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结合而成游侠精神。何况武陵确实与现代中国某段历史有着真实而又富有传奇性的联系。蜀虎的小说似乎格外着迷于武侠描写，小说中存在着不少有关武打场景的具体描述和对对武功招式的细致刻画。《武陵的红》多次写到湘西人的“推山掌”“拈花功”“铁砂掌”等武术功夫，也处处有刀、弓、剑等兵器的光影。这里固然有地域文化的因素存在，同样也考虑了大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和市场因素，从而显示出趋近通俗文学的些许考虑和实验。蜀虎的小说还有宗教方面的叙写。宗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恩格斯《反杜林论》指出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5]现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人的精神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却在逐渐崩塌，宗教在不知不觉中为人类提供了暂居的精神家园。在蜀虎的小说中有着不少道观、寺庙的场景，里面的长老洞晓尘世，关怀苍生，具有大德大爱之心，如《回龙寺》里的智通长老、《武陵的红》中的慧通、慧海长老。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在迷茫困顿时，求助宗教，在长老的点拨下，心灵得到抚慰。这似乎也意味着在面对复杂现实世界，作家尝试着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一种深层的思考。蜀虎小说常常与重大历史时期相联系，小说《武陵的红》叙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武陵山区因红军到来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些“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作品。《酒脸》反映的是“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当代历史，浑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关于蜀虎与沈从文创作上的因缘，相同点在于，两人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乡土文学作家一样，都是客居外乡的写作，都是怀着对家乡的记忆来创作的，家乡的山川万物、风土人情被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上，成为两人创作中最主要的描写对象。他们均热衷抒写家乡原始自然的蓬勃生命力，作品均具有浓郁的诗意和美感，甚至具有本体象征的意蕴，这也使得他们很容易以鲜明的“湘西作家”的标志获得读者的识别和认同。不同点在于，沈从文在接触到现代文明并做了思考后，毅然决定从家乡的自然世界和未受到封建思想传统熏染的“化外”民族中寻找精神力量，并长时间甘心以“乡下人”身份进行写作，有意防备着现代文明危险部分和意识形态，使自己灵魂与家乡贴得更近更紧。时代的原因，蜀虎记忆中的湘西与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相比，已有了更多的现代社会的斑驳影像，自然古朴的“纯度”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蜀虎生活在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更加强大的今天，社会的丰富复杂都使他面临诸多选择的问题，这样他的作品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就有了不少的分量，正因如此，蜀虎的创作叙事成分有所增加，写意识形态题旨的作品在增加，这也导致他露出喜好长篇小说的趣向，而原有的诗意将受到考验了。

总之，通过蜀虎及其作品的分析可见，其原有的“湘西世界”中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的构成元素仍旧存在，但这些元素的结构和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整个作品发生了异变。同时，意识形态性的内容和当下社会观念的充斥和闪入，打破了沈从文式作品的宁静和恬美，诗意也受到较大程度的消解。蜀虎也的确在做艰苦的努力。《武陵的红》中光是有关红军活动的历史资料就引用了不少，这些资料的获得并非易事：“央求当地人给我摆龙门阵，搞点实地调查，翻阅尘封的资料，搜查散落在边区的稗官野史，编辑流传的民间故事，跑图书馆进档案室，甚至还精读了描写红军在川东南活动的具体材料，阅读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多额传记，在亿万新闻媒介中捕捉只言片语与长征相关的信息。”[3]看似简单的几个元素的杂糅，折射着多元文化的影响，渗透着蜀虎的苦心，也引起我们关于文学创作和审美问题的更多思考。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

[2]蜀虎.灵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3]蜀虎.武陵的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4]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M].刘保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84-8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

【责任编辑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