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与西方文学的影响

2014-04-10王福和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3期

王福和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有学者指出：“许多风格流派各异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回答‘怎样开始写作’这个问题时，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好象是一个神话：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便带来整个中国旧小说的倾复。”[1]279施蛰存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方面贪婪地呼吸着来自西方的文学气息，一方面开始摹仿域外的文学风格，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探索和文学实践。直到《上元灯》问世，他才找到了自己的创作之路，“才从外国文学手法的模拟发展到了与自己的生活积累结合，才造成了他的独立的小说家的名声。”[1]282

一、接受影响

在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实践中，直接对其产生影响的是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①：

我最早受影响的是奥地利的显尼志勒，……看了显尼志勒的小说后，我便加重对小说人物心理的描写。后来才知道，心理治疗方法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我便去看佛洛伊德的书。[2]175

当时英国的艾里斯出了一部“P s y c h o l og y of Se x"(《性心理学》)，四大本的书，对佛洛伊德的理论来个大总结和发展，文学上的例子举了不少。我也看了这套书。所以当时心理学上有了这新的方法，文艺创作上已经有人在受影响，我也是其中一个。[2]176

欧洲文学史上，施尼茨勒是第一个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的德语作家。他的作品不但“着重细致的性格刻划和心理分析，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且还善于在作品中“使用追忆与回顾、憧憬与想象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3]他笔下的人物不再具有传统文学中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是“瞬息即变、互不关联的心理活动的集合体”。[4]作为医生，施尼茨勒曾长期从事精神病研究和对病人的心理治疗，不但与弗洛伊德结为挚友，“并且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5]923

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是施尼茨勒心理分析小说的代表作。[5]923故事开始，这位帝国少尉正在剧场里百无聊赖地看戏。他坐立不安，心猿意马，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又想提前溜走；一会儿将目光转向其它包厢里的姑娘，一会儿又想起曾经给他写过信的女人。在痛苦的煎熬中，演出结束了。走出剧场，与一个面包师发生了口角。出于胆怯，他没有力量反抗面包师的侮辱。出于军人荣誉，他又没有勇气挽回虚荣。尔后，他像一个幽灵游来荡去。在大街上，他想象着决斗后的场面和社会的舆论；在桥上，他想象着像一个军人那样去死而赢得人民的尊敬；在游乐场，他又想象自己自杀后对不起亲人。一直逛到天亮，自杀的决心还没有下。后来，他听说昨晚侮辱他的面包师因脑中风死去的消息后，立刻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一副死要面子，又贪生怕死的嘴脸跃然纸上。

作为“德语文学史上第一篇完全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即意识流）写成的小说，《古斯特少尉》的价值主要在于成功地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展现了一个为自己受到污辱而决定自杀的军官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6]整个故事情节，从头到尾都由古斯特的内心独白构成。时空的任意转换，主人公意识的不停流淌，一幅心理流程图随情节的进展而被清晰打印出来。

中篇小说《艾尔丝小姐》是《古斯特少尉》的姊妹篇。美少女艾尔丝是律师的女儿，跟姨妈去阿尔卑斯山度假期时，母亲通过急信告诉艾尔丝，她的爸爸因为私吞财产陷入困境。如果指定期限内不能如数返还，就要入狱。在同一个度假地，一位叫多尔斯代的人是艾尔丝父亲的老朋友，母亲让艾尔丝向这位先生借钱以度过危机。为了救父亲，她鼓起勇气向多尔斯代求助。这位先生先是拒绝，然后对艾尔丝起邪恶念头：只要能看到姑娘的裸体，就答应借钱。少女被逼上绝路：一方面要挽救危机中的爸爸，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贞洁。在巨大的压力下，少女用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对艾尔丝小姐心路历程的分析。没接到母亲信前的她，是无忧无虑的美少女。接到母亲信后的她，是迷惘彷徨无助的忧郁女。得知多尔斯代邪恶念头后的她，是煎熬之中的悲愤女。“施尼茨勒打破传统的叙事方法，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用似乎琐碎、凌乱、跳跃，缺乏连贯性、整体性的语言逼真地再现了主人公波澜起伏、曲折复杂、色彩缤纷的内心世界，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奇妙阅读感受。”[7]对社会邪恶的揭露，对情感的细腻描写，对心理的深刻分析，使《艾尔丝小姐》“通篇具有浓烈的抒情性和悲剧性”。[8]

从接受的角度看，施尼茨勒是施蛰存的直接影响者。从影响的范围看，既不是施尼茨勒的戏剧，也不是施尼茨勒全部的小说，而只是运用意识流手法，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的心理分析小说：

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9]

读了显尼志勒的小说，译了五六种后，便学会了他的创作方法；然后再看到弗洛伊德和艾里斯的书，并由此认识到人的思维过程是多层次的。[10]

在施蛰存看来，他的作品中真正属于“心理分析小说”的是《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个作品集中的作品。其中与施尼茨勒的代表作《古斯特少尉》最为接近的是《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和《四喜子的生意》。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自始至终都由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统领了小说的故事情节，用人物的心理流程建构了作品的艺术框架。

《在巴黎大戏院》讲述一个已婚男人和一个未婚女子看电影的故事。“我”是那个已婚男人。由于被女子抢先买了电影票而感到有失颜面，于是，便觉得瞟了他一眼的俄国男人冒犯了他的尊严，对女子在拥挤的人群中替她买票百思不得其解。走进影院，他又是嫌弃室内的空气污浊，又是看不惯德国人抽雪茄；又是为忘记拿说明书懊恼不已，又是埋怨影院内的椅子太小。电影开演前，他左瞧瞧，右看看，生怕被熟人认出来将此事张扬出去。电影开演后，他一会儿对女子身上传来的气味想入非非，一会儿对与女子肌体的接触胡思乱想；一会儿对女子递过来的手帕爱不释手，一会儿对自己与这个女子的未来担忧。电影结束后，女子扬长而去，将“我”丢弃在夜幕中。

读过小说，会想起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两部作品的故事一个发生在音乐厅，一个发生在电影院。作品的男主人公，一个是应朋友之邀，为其参加演出的妹妹助阵；一个是与一个未婚女子秘密约会。两个男子在演出和放映的过程中都坐立不安：一个不断地用目光撇向包厢里的美女，一个对身边女子身上的味道充满遐想；一个为明日的决斗胆战心惊，一个为女子会不会爱上自己心存疑虑。一个贪生怕死却硬装英雄，一个心怀歹意却硬装绅士。内心的龌龊，嘴脸的丑恶，透过他们的心理，一点点地揭示出来，显示了作家驾驭人物心理的自信和洞察人物内心世界的从容。

小说《魔道》写“我”乘坐火车出门，为对面座位上一个老妇人所恐惧。望着老妇人干瘪的手，他想起中国古代神怪小说中的魔鬼，想起古代王妃陵墓中的木乃伊。到站后摆脱了对老妇人的恐惧，他又透过朋友家的窗户看到了老妇人的身影。尽管后来发现那只是玻璃窗上的一个污点而产生的幻觉，但内心依旧无法平静。黄昏散布，他对夕阳产生幻想；在朋友家，对朋友的夫人产生邪念；回来后去戏院，又碰到老妇人，乃至对黑色的啤酒产生恐意。夜半时分，他看见老妇人恐怖的身影走进小巷。小说以“我”为第一人称，以“我”的恐怖为主线，在恐怖的旋律下透彻地对“我”由于恐怖所产生的恐怖心理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施尼茨勒的影响清晰可见。

作为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中国尝试者，施蛰存在作品中尝试从多角度，对多种人物的多种心理进行分析。除上述作品外，还有《梅雨之夕》中对异想天开心理的分析；《李师师》中对失望心理的分析；《旅社》中对恐惧心理的分析等，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派的鼻祖”。[11]103

二、摆脱影响

在谈到文学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时，施蛰存说：

对一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不过有一点不能忘却，这就是别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是在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如果在创作中单纯追求某些外来的形式，这是没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华，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11]678

施蛰存的小说，虽有施尼茨勒的影响，但他的小说是中国的，人物是中国的，背景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掉的。”[2]166施蛰存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梅雨之夕》写一个公司职员下班后雨中步行的遭遇，并通过与一位既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女子并肩而行的经历，细微地刻画了这个职员内心的变化和感受，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影子依稀可见。然而，我们在作品中感受到的却是江南风情：“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一句简洁的开头，就将读者带入江南夏日最具特色的梅雨之中，并引领读者在绵绵梅雨中，细细品味主人公微妙的内心世界。艺术手法是外来的，人物和景色是本土的。外来的东西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土壤之中而不见斧凿的痕迹，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夜叉》写一个人处理祖母丧事后的遭遇：丧事完毕后，他乘船游玩时，发现了另一只船上的白衣女人，从而引发了他的遐想。他想到传说中夜间出来杀人的夜叉，想象白衣女子就是夜叉的化身。晚餐后，他独进山林，又见到那白衣女人。于是，他带着幻想和恐惧跟随着女人，最终扼住了她的喉咙。清醒过来后，他发现害死的不是夜叉，而是一个聋哑乡下女。于是，恐怖、烦扰、慌急便一直伴随着他忐忑不安的生活。从心里分析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说。作品的故事情节多由这个人的口述完成，读者也从他的讲述中洞视他见到“夜叉”前后，杀死“夜叉”前后心理演变的过程。但是，故事的发生地在杭州。主人公的身后，是作家熟悉的家乡山水。脚踏民族土地，汲取外来养分，使其民族化、本土化，表现出作家对借鉴与创新的理解和追求。

在施蛰存外来文学本土化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和《阿褴公主》等短篇。有学者认为，“除了《阿褴公主》外，其余三篇都是用弗洛依德主义来重新阐释古人古事的，与原来的历史和人们的固有理念大相径庭，可谓新历史小说。”[12]

鸠摩罗什是后秦高僧。他的内心一直被两种欲望折磨：一是通过自己的禁欲苦修，到达理想的境界。二是看到美若天仙的表妹，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一方面，他成为一名大智僧人，另一方面，他又将美貌的表妹娶为妻子。到长安之前，随着妻子的死去，他似乎看破红尘，真的要以一个大师的身份诵经论法。然而，京城的第一次讲经，就因看到一位娇艳放荡的妓女而无法自拔，只能通过吞针来减轻内心深处的罪孽。

小说描写了作为僧人的鸠摩罗什和作为凡人的鸠摩罗什的冲突。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诠释，本我的他有男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对异性的爱，对表妹的追求就是本我的体现。但这种原始欲望同以“维护自我生存为目的”，以“趋利避害为指导原则”的自我相碰时，便遇到以“道德原则为规范”[13]的超我的制约和限制，进而演变成不可避免的本我与超我的激烈冲突。自我一方面受到本我的撞击，一方面又面临超我的压制和阻挠，陷入两难境地。前往东土途中，他一方面观赏妻子的美貌，一方面反思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不想放弃成佛的梦想，一方面无法释怀对妻子的爱。在道与俗、神与人之间，始终无法找到答案。当妻子死去，掏空他心中的欲念，待到超我境界时，一个妓女的闯入又将他打回本我的深渊，集修行、爱情和不忠三重人格于一身。超我的目标没有实现，“对妻子的爱情和无法泯灭的欲望”却把“一个大智的得道高僧还原成普通平凡的人”。[12]

作为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已远离了历史真实。作为现代小说，《鸠摩罗什》确是作家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所创作的心理分析小说。小说的艺术是西方的，小说的故事却是东方的；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诠释是西方的，小说中的人物却是东方的。正是这鲜明的民族元素，使《鸠摩罗什》这个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架构起来的作品成了地地道道、中国味儿十足的国货。

《将军的头》写唐朝广德年间，一位名叫花惊定的将军奉命率领部下前往边境抵抗吐蕃人的进攻。花将军不是纯种的汉族人，虽然已入大唐国籍，但从小就听惯了爷爷大讲吐蕃风情、习俗和宗教的花将军，内心深处却燃烧着吐蕃人的火焰。于是，这个身经百战、骁勇善战、带有吐蕃血统的大将，带领一支汉族人组成的骑兵队踏上了征途。他瞧不起汉族人。因为把手下的士兵训练成勇敢的武士容易，但要想管住这些贪得无厌、骄奢淫逸的汉族兵却十分困难。经过漫长的行军，部队到达了边界。一次，一个骑兵试图对一名武士的妹妹不轨，花将军为严肃军纪，将骑兵的头砍下挂在树上。但武士的妹妹则认为花将军过于严厉。战斗中，花将军与一员吐蕃大将厮打在一起，他们同时砍下了对方的头。花将军手中的人头露出了笑容，而吐蕃人手中的人头却流下了眼泪。

小说表现了“种族和爱的冲突。”[14]由于自己身上流淌着吐蕃人的血，由于自己是半个汉族人，因此，自接到讨伐吐蕃的命令起，背叛朝廷还是背叛祖国就一直在煎熬着他的心。一方面，他训练手下的武士效忠大唐帝国，一方面，他的眼前不时幻化出爷爷所描绘的正直骁勇的吐蕃武士；一方面，受命于朝廷远征吐蕃，一方面，又真心希望不与祖国的战士为敌；一方面，对朝廷派自己这个吐蕃人去攻打吐蕃心存疑虑，一方面，又怕不服从命令被革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理逐渐由一名汉族大将转变为一员吐蕃斗士。然而，见到武士的妹妹后，他的心理又产生了变异。一方面，经武士妹妹的提醒，使他对处死的骑兵产生了恐惧。一方面，武士妹妹的闯入，使这个30多岁的男子汉萌生了爱情，使他刚刚燃起的对祖国的情转移到了对一个大唐少女的爱。命运再度将他抛向两难的境地。幻觉中，他仿佛看见少女被骑兵夺去贞操；幻觉中，他觉得那个侮辱少女的人是他自己。战场上，他被吐蕃人砍下了头还依旧战斗，直到在少女的耻笑中方才倒下。因性爱所导致的心灵变异，就这样被作家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至此，一个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手法创作的小说，使一个描写中国古代战争题材的作品蒙上了现代艺术的色彩。一个流淌着西方文学血液的小说，在施蛰存的笔下演绎成一个中国文化色调浓郁的现代历史传奇。时代是中国的唐朝，背景是唐代帝国与吐蕃国的战争，主人公是一个身兼汉族和吐蕃双重血统的将军。唐代帝国的民风民俗，一员大将在战争前后的心理变化，由于西方文化的融入而变得怪异，变得充满魔力，使读者在看到作家如何受其影响的同时，也看到了如何摆脱影响。

《石秀》是又一个“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15]作品取材于施耐庵《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写的是好汉石秀借宿杨雄家中，发现杨雄之妻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染上私情，并与杨雄一道将奸夫淫妇处死的故事。杨雄杀妻，源于潘巧云的不贞，故在情理之中。石秀宰杀潘巧云，动机何来？从原作的表层上，是为了不使杨雄的一世英名毁于淫妇之手。然而，一个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到了施蛰存的笔下却演绎成一个为情欲所主导的杀人犯、虐待狂。

施蛰存认为，他的作品里“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一个人是有多方面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内心斗争中的一个意识胜利之后才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的背后，心里头是经过多次的意识斗争的，压下去的是潜在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是理知性的意识”。[2]182就是说，在石秀怒杀潘巧云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意识”是为了不辱没杨雄哥哥的一世英名，而被压制在深处的是石秀对这个柔情女子疯狂的爱欲，是满足爱欲和兄弟情分之间激烈而痛苦的心灵搏杀。

与施耐庵的原作相比，《石秀》在情节布局上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框架下，施蛰存却借用了原作的“形”，所还原的却是原作的“魂”。就是说，《水浒传》中的石秀写的只是“表”，而施蛰存笔下的《石秀》所写的则是“里”。“‘表’与‘里’的结合，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石秀”。[16]小说中，作家用了大篇幅的心理活动展示了石秀对潘巧云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到“因为爱她，所以想杀她”的过程，惊心动魄地消解了一个英名盖世的梁山好汉形象，使其还原成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一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故事，被作家赋予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一个充盈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中国小说，却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文化的土壤。题材是中国古代的，人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故事的发生地在中国，故事中的风土人情亦是中国的。作品中，不但对潘巧云的体态和衣饰的描写是中国的，即便所流露出来的“最毒不过妇人心”等有关“女人就是祸水”的文化观念也是本土的。而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手法所刻画的石秀，也未能脱离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诚如作家所言：“文学无所谓舶来品，中国人用中文写的东西都是中国文学，即使写的是外国人，也是中国文学”。[2]169

作为走向世界文学的尝试者，施蛰存在文学创作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外来空气的汲取，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在接受和借鉴的过程中，他又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融外来文学的营养于自己的文学实践之中，使其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上开放出新的花朵。“他有洋味，他欧化，但又始终掺合着由江南城镇风物凝结成功的那股民间气息”。[1]278

[1]吴福辉.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G]//曾逸.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75.

[3]杨源.相思的苦酒·译者序[G]//施尼茨勒.相思的苦酒.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

[5]赵登荣.施尼茨勒[G]//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6]蔡鸿军.名家推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7]张意.导读[G]//施尼茨勒.艾尔丝小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张玉书.阿尔图尔·施尼茨勒[G]//一位作家的遗书——施尼茨勒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8.

[9]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G]//北山散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78.

[10]林祥.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63.

[11]陈文华.道德文章是吾师——怀念恩师施蛰存先生[G]//陈子善.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上海：上海书局出版社，2008：103.

[12]孔刘辉.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2)：67.

[13]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