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钟高　徐虹　李倩

摘要：本文基于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构建的商业关系网络视角，以2001—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系网络与内部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并且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存在替代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这种替代效应更加明显。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式“关系信任”的制度背景，特别是在我国内部控制较弱的情况下，关系网络将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关系网络；内部控制；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8809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最有效方式之一[1-2]。相对于市场交易，企业关系网络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合作频繁且稳定，有利于在企业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交易谈判费用和合约执行与监督的成本，创造合作剩余；相对于企业组织形式，由于企业网络本身是一个非一体化组织，因此节约了组织管理成本[3]。作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企业关系网络可以从外部获取包括信息、知识、资金和人才等技术创新 Saxienian（1994）发现惠普公司和其他硅谷公司通过与供应商进行长期的伙伴合作从而极大地完善了企业的绩效，她认为在高科技行业里的“亲近”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合作，促进了技术的快速革新和进步。收稿日期：201310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部控制对关系专用性投资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研究”（712722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信任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及其资源配置效率研究”（11YJC630235）；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视角下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债务融资研究”（2013SQRW161）

作者简介：林钟高（1960-），男，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方面的研究。Email：linzhg@163com

徐虹（通讯作者）（1972-），女，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李倩（1991-），女，安徽安庆人，硕士，主要从事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所需的各种资源[4-5-6]，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关系网络资源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经济租金[7]，从而使企业能拥有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8]，能够促进企业成长[9]，实现价值最大化[10]。进一步，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的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更为突出和明显。由于经济转型国家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统，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企业更倾向利用关系网络进行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11]。Johnson等[12]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企业关系合约的研究表明，在法律保护乏力的国家，企业更倾向于与自己有关系的企业签订购销合同，而不是冒险与没有发生过交易的企业签订合同。Kong[2]也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企业更需要依靠关系网络进行交易，表现为企业更依赖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进行商业交易，并且关系型交易的建立也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投资的资产通常具有较高程度的专用性，因此更容易形成双方锁定[13]，这样反过来也会增强关系网络的稳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14-15]。

在商业关系网络中，对交易双方而言，长期合作形成的“关系”是一种隐性契约，并且这些依靠关系进行交易的各方通过长期合作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有私下的途径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而信任的作用在于能够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少交易风险，节省交易成本。反之，交易双方彼此越不信任，交易越需要更多的绑定机制以保护关系型企业的有效执行。本文借鉴何小杨[16]和Kong[2]的做法，采用企业向主要客户销售比例（Customer）或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比例（Supply）来度量企业的商业关系网络。但是，如果从主要供应商处采购份额占企业采购总份额的比例过高，可能会导致企业对单个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和转移成本高，供应商议价能力强[17]，不利于公司的盈利和在选择供应商方面的灵活性（转移成本较低）；同样向主要客户销售的份额占企业销售总份额的比例过高，客户也更容易在谈判中争取到更低的产品价格，拖欠货款、向上游转嫁成本[18]。因此，企业关系网络中这种权利与地位的严重不平衡，可能会带来关系网络的不稳定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维护成本提高和价值的损失。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在同等条件下，企业的关系网络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呈现倒“U”型关系。

（二）内部控制、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

杨瑞龙和冯健[19]运用综合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对影响企业网络边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会根据其自身能力，在企业、企业内（间）网络和市场这三种交易治理机制之间进行选择。借鉴此理论，如果将关系网络作为一种企业间网络治理机制看待，当加入内部控制这一企业内治理机制时，两类交易治理机制交互作用后，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

良好的内部控制是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的制度保证。Altamuro和Beatty[20]认为内部控制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Bargeron等[21]认为内部控制条款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Brochet[22]认为内部控制减少了内幕交易。内部控制良好的公司通过信息披露将自身与那些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区别开来，发出高质量会计信息和良好财务状况的可置性承诺，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23]，会被投资者认为其信誉较高，增强投资者信心，投资者对此做出积极反应，降低预计风险，减小逆向选择的可能性[24]。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一旦建立，这种可置信的专用性投资作为抵押品，构成了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持续性交易的显示信号，从而诱致新的交易伙伴的加入。此外，网络中的信任机制也可以有效地抑制行动者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交易费用，更有效率地协调交易活动[25]。因此，关系网络内部成员会作出积极反应，更加真实地了解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机会，增强了解和信任程度，促进信息沟通、交流及愿景分享，维持和发展关系网络成员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提高合作绩效。然而，随着关系网络的发展、规模的扩大，整个关系网络的一致性会逐渐削弱，这时会增强对侧重于产权明晰和控制权配置的规则治理的需求（例如内部控制的需求），以保证关系网络这种交易治理机制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关系网络带来的关系租金也为内部控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支持。因此可以认为，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两种交易治理机制间存在互补效用。

关系网络是一种建立在正式契约基础之上的计算性的信任机制[26]，如果把关系网络作为一种交易治理机制看待，关系网络内的企业通过关系专用性投资，降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形成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27]，有助于企业实现资源共享、资源互补，降低生产与经营成本、分散风险、维持稳定的业务关系、获取外界的承认，增强抗风险能力[28]，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Kong[2]认为在商业关系网络中，对交易双方而言，长期合作形成的“关系”是一种隐性契约，并且这些依靠关系进行交易的各方通过长期合作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有私下的途径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信任机制，一方面能够为关系网络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少交易的风险；另一方面能够降低交易的机会主义，减少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内部控制的构建与完善需要大量的成本，也需要足够的人力和经验去维护[29]，在不需要吸进新的投资者时，由于关系网络中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也会相应降低内部控制作为承诺信任机制的需求。因此，当关系网络构建与完善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减少，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增强，企业网络中形成相互信任和充分交流沟通的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时[28]，势必会降低对内部控制治理机制的需求。此外，企业关系网络往往是企业控股股东及高管追求其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实现途径，由于内部控制这个权责分明的内部治理机制势必降低企业内部控制人通过关系网络实现私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构建内部控制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两种交易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用。

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先天质地”不佳，其财务风险控制能力和意愿也相对较弱，其内部控制质量也较差[30]，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也较差。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内部控制和关系网络为互补关系，相比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的互补作用更明显。同样，如果二者为替代关系，相比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的替代作用更明显。据此提出性假设2：

H2a：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存在互补效应关系。并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这种互补效应更加明显。

H2b：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存在替代效应关系。并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这种替代效应更加明显。

二、 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用2001—2011年沪、深两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了：（1）金融类上市公司；（2）ST及PT类上市公司；（3）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年报并经复核检查所得，最终确定Supply的有效观测值为11 251个，Customer的有效观测值为13 823个。最终确定Supply的有效观测值为11 251个。其中，2001年807个，2002年923个，2003年960个，2004年1 049个，2005年931个，2006年856个，2007年909个，2008年935个，2009年1 007个，2010年1 278个，2011年1 596个；Customer的有效观测值为13 823个。其中，2001年894个，2002年966个，2003年994个，2004年1 101个，2005年1 081个，2006年1 083个，2007年1 208个，2008年1 303个，2009年1 426个，2010年1 740个，2011年2 207个。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并与CCER数据库复核检查所得，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有些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逐个查阅年报获取数据将其补齐。为了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主要是STATA90和SAS91软件。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和研究H1和H2，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TobinQit=α0+β1Networkit+β2Networkit×Icidit+β3Icidit+β4Legalit+β5Private+β6Roait+β7Sizeit+β8Levit+β9Shar1it+β10Growthit+β11Ageit+β12Rptit+β13YearDummies+β14IndustryDummies+εit

被解释变量：企业经济绩效TobinQ。我们借鉴了夏立军和方轶强[31]与刘凤委等[32-33]的做法，用TobinQ代表企业价值，该变量反映的是企业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重置成本难以获取，采用年末总资产代替。

解释变量：

关系网络变量Network：采购和销售是企业的两大重要商业活动，因此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将构成企业最主要的商业关系网络。由于我国产品市场发展不完善，部分产品存在垄断的情况，企业往往基于双方长期合作而产生的信任或者熟悉的关系而进行交易，因为此时企业的转换成本将会很高。因此，本文借鉴何小杨[16]和Kong[2]的做法，采用向客户销售比例（Customer）或向供应商采购比例（Supply）来度量企业的商业关系网络。由于我国目前的年报披露并不规范，向供应商采购的比例以及向客户销售的比例均为前五大单位的合计比例，因此本文所使用的供应商采购比例及客户的销售比例均采用的是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合计值。

内部控制Icid：内部控制变量Icid则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代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由于内部控制指数数值过大，在进行回归时，对数值进行了内部控制指数/100的处理。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还在模型中控制以下变量：根据刘凤委等[32-33]的做法，引入公司规模 Size、公司最终控制人产权性质Private等变量以控制公司相关特征的影响。Lev是上市公司财务杠杆，考察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影响[34]。我们参考Kong[2]的方法，进一步控制公司盈利能力Roa和公司上市时间Age等变量；有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经营[35]，能改善企业业绩，因此引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1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我们采用主营业务增长率Growth来衡量公司的成长性，对于成长能力越好的公司而言，其发展潜力就越大。此外，成长性好的公司往往都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与主要供应商/客户建立稳定的关系网络有助于稳定交易关系，因此更愿意与交易伙伴建立长期交易关系。为了控制固定效应，还引入了年度Year和行业变量Industry，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1变量代码1变量定义企业价值1TobinQ1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每股价格×流通股份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份数+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供应商关系网络1Supply1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客户关系网络1Customer1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内部控制1Icid1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越高，说明内部控制越好法制环境1Legal1采用樊纲等（1999，2010）发布的公司注册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产权保护水平指数，指数越高，地区法制环境越好产权性质1Private1虚拟变量，如果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股东，取值为1，否则为0公司规模1Size1年度账面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财务杠杆1Lev1年末账面总负债/年末账面总资产大股东持股比例1Shar11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1Roa1公司当年总资产报酬率成长能力1Growth1公司本年营业收入减上年营业收入再除以上年营业收入客户中间产品

关联方交易1Customerrpt1日常关联方中间产品交易金额——向客户销售/主营业务收入供应商中间产品

关联方交易1Supplyrpt1日常关联方关于中间产品交易金额——向供应商采购/主营业务成本上市年限1Age1公司的上市时间行业变量1Industry1虚拟变量，根据证监会对制造业的二级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用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年度变量1Year1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变量Supply和Customer均值都超过了3000%，说明企业与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比例都超过了1/4。这表明上市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都比较集中，依赖性大，且企业对供应商依赖程度更高；另外，变量Supply和Customer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内部控制变量Icid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也较明显，均值为573，偏低。说明中国的内部控制发展极不平衡，且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投资不足，质量普遍偏低。TobinQ的均值只有162，最小值为087，最大值为754，标准差为085，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中位数为132，低于平均数168。这些都说明了大部分企业的业绩达不到市场平均水平，业绩普遍不高且发展不平衡。

主要变量的系数矩阵可参见表3所示。在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要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超过060，这表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Multiconllinearity）较小，可以将它们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检验。企业的经济绩效变量TobinQ和企业商业关系网络的变量Supply以及Customer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构建的关系网络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企业商业关系网络的变量Supply和Customer与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egal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依靠关系网络进行交易；另外企业的经济绩效变量TobinQ和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egal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企业的经济绩效变量TobinQ和企业内部控制变量Icid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与完善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观察到，内部控制变量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构建的关系网络显著负相关，也进一步说明，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二）多元回归与结果分析

1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表4中的第2列，企业向前五大供应商购买比例变量Supply为正，但不显著。在加入了平方项之后，前五大供应商购买比例变量Supply显著为正，平方项Supply2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建构的主要供应商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H1得到验证。这表明两种采购战略：完全的多元供应商和单一供应商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采取折中策略保持供应商较为适当的集中度，构建适合企业生产能力和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对提升公司业绩较为有利。Supply数值过大，供应商关系网络过于集中，则会导致企业对单个供应商的过度依赖和较高的转移成本，供应商议价能力强[17]，不利于公司的盈利和选择供应商方面的灵活性（转移成本较低）。

从表4的第4列观察，我们发现企业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变量Customer显著为正，表明企业与主要客户构建的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这也表明在企业商业关系网络中，客户与公司之间主要通过构建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来共同创造关系租金的；表4的第5列中，在加入平方项之后，企业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变量Customer仍显著为正，平方项Customer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H1得到部分验证。表明企业与主要客户构建的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从理论上看：由于制度环境的缺失和外部组织系统的复杂性，较高的客户集中度，有利于形成密切的信任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销售渠道的整合[36]，资源信息共享，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价值。

2内部控制、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

表5给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5来看，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都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且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二者存在替代关系，H2b得到验证。如在表5第2列：供应商关系网络Supply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H1，企业商业关系网络的构建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反映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Ici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作为企业重要内部管理机制和企业内部最佳合作机制，内部控制制度在提升企业价值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Supply×Icid与Customer×Icid均显著为负，验证了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企业供应商关系网络与内部控制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我们也进行了分样本研究， 本文根据制度环境进行分样本研究，企业注册所在地区的法制采用樊纲等（1999，2009）发布的公司注册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产权保护水平指数，当企业注册所在地区的指数不小于中位数时，则属于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当指数小于中位数时，则属于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在第3列与第4列中，Supply均显著为正，Supply×Icid均显著为负，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Icid为正，但不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中，Icid显著为正。通过观察可以看出，相比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Supply 、Icid和Supply×Icid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显著性更强，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供应商关系网络与内部控制在某种程度上都作为制度环境缺失的替代保护机制，二者的替代关系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更加明显。从而H2b得到验证。

同样，由表5第5列可以看出：客户关系网络Customer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Ici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ustomer×Icid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企业构建的主要客户关系网络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第6列与第7列中，进行了分样本检验。发现无论是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还是制度环境差的地区，Customer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企业需要构建主要客户关系网络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在第6列制度环境好的地区，Icid为正，但不显著，而在第7列制度环境差的地区，Ici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企业构建与完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内部控制的价值提升作用受到了抑制，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显著；第6列与第7列中，Customer×Icid均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我们可以发现，与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相比，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Customer×Icid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显著性更强，这说明了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内部控制与客户关系网络的替代关系更加明显，H2b得到进一步验证。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进行了分年度检验。宏观经济形势会显著影响到企业的商业信用行为[37]。因此，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引起中国企业的商业信用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将研究的时间段分成2001—2007年和2008—2011年两个部分分别进行检验，发现结果不变。（2）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制造业企业更依赖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易，因此企业对采购和销售行为更为重视，而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公司产品主要是无形服务为主，他们可能更容易转换企业的产品形态，如增加劳动密集度等，因此他们更可能不倾向于与其他企业建立关系型契约[38]，因此本文剔除了其他行业，只对制造业样本进行检验，发现结果不变。（3）控制了是否为政府管制行业的变量。属于政府管制行业的企业的交易并非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进而影响研究结论，所以本文在回归中对是否属于政府管制行业进行了控制检验，发现结果不变。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 2001—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为证据，分别以“从前五大供应商处采购份额占企业采购总份额的比例”、“在前五大客户处销售份额占企业销售总份额的比例”来衡量供应商、客户的关系网络，从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之间构建的商业关系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企业商业关系网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供应商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形关系。说明保持供应商关系网络较为适当的集中度，兼顾供应风险和供应链整合，对提升企业业绩较为有利，过高与过低的关系网络集中度都不利于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2）客户关系网络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与主要客户之间通过长期信任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创造关系租金。（3）内部控制与关系网络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是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二者存在替代关系，且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上述替代关系更加明显。

由于极少有上市公司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客户的具体信息，也很难通过其他相关途径获取此类信息，导致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是：（1）不能具体判断公司每年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客户是否包含了公司的关联方，以及可能关联方交易的具体数量。（2）在那些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中，由于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对交易伙伴的选择空间更为广阔，而依赖于几个主要交易伙伴的可能性较低。此外，如果公司处于那些集中度非常高的行业，其市场地位提供了相对于其供应商和客户而言的相对谈判优势，这使公司与其供应商和客户在交易时可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38]。这些问题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将是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McMillan，J，Woodruff，CInterfirm Relationships and Informal Credit in Vietnam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4）：1285-1320

[2]Kong，XWhy Are Social Network Transactions Important？ Evidence Based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Key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in China [J]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4）：121-133

[3]刘佳勇企业网络的效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Adler，PS，Kwon，SW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1）：17-40

[5]姚小涛，席酉民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在企业研究中的应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3）：22-27

[6]卢福财，周鹏外部网络化与企业组织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04，（2）：101-106

[7]Dyer，JH，Hatch，NWRelation-Specific Capabilities and Barriers to Knowledge Transfers：Creating Advantage through Network Relationship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8）：701-719

[8]Dyer，JH，Singh，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4）：660-679

[9]Watson，J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ing and Firm Perforrmance[J]Joum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6）：852-874

[10]Lechner，C，Dowling，M，Welpe，IFirm Networks and Firm Development：The Role of the Relational Mix[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4）：514-540

[11]Choi，CJ，Lee，SH，Kim，JBA Note on Countertrade：Contractual Uncertainty and Transaction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c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9，30（1）：189-201

[12]Johnson，S，McMillan，J，Christopher，WContract Enforcement in Transition[R]Working Paper，CESifo，1999

[13]Klein，B，Crawford，RG，Alchian，AAVertical Integration，Appropriable Rents，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8，21（2）：297-326

[14]Doney，MP ，Connon，JP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ust in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7，61（1）：35-52

[15]Madhok，A，Tallman，SResources，Transactions and Rents：Managing Value through Interfirm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J]Organizations Sciences，1998，9（3）：326-339

[16]何小杨我国家族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网”——现状及制度诱因 [J]证券市场导报，2011，（11）：54-66

[17]Ghemawat，PWal-Mart StoresDiscount Operations[M]Harvard Business School，1986

[18]韩敬稳，赵道致，秦娟娟Bertrand双寡头对上游供应商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管理科学，2009，（2）：57-63

[19]杨瑞龙，冯健企业间网络的效率边界：经济组织逻辑的重新审视[J]中国工业经济，2003，（11）：5-13

[20]Altamuro，J，Beatty，AHow does Internal Control Regulation Affect Financial Reporting？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49（1-2）：58-74

[21]Bargeron，LL，Lehn，KM，Zutter，CJSarbanes-Oxley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49（1-2）：34-52

[22]Brochet，F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sider Tra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85（2）：419-447

[23]黄寿昌，杨雄胜内部控制报告、财务报告质量与信息不对称——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0，（7）：81-91

[24]宋占林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5]Jones，C，Hestly，WS，Borgatti，SP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mance：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4）：911-945

[26]刘仁军 关系契约与企业网络转型 [J]中国工业经济，2006，（6）：91-98

[27]郭茜基于关系租金的企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8]Czinkota，MRExport Development Strategies：US Promotion Policies[M]New York：Prager Publishers，1982

[29]Ashbaugh-Skaife，HD，Collins，WKR，La，F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9，47（1）：1-43

[30]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J] 会计研究，2012，（3）：52-61

[31]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5，（5）：40-51

[32]刘凤委，张人骥，崔磊磊地区市场化进程、市场分割与公司关联交易行为[J]财经研究，2007，（6）：43-54

[33]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34]张兆国，何威风，梁志钢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7，（12）：141-151

[35]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1999，（12）：24-30

[36]Lyer，G，Villas-Boas，JMA Bargaining Theory of Distribution Channel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ech，2003，40（1）：80-100

[37]Love，IL，Preve，A，Sarria-Allenda，V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3（2）：453-469

[38]Hui，KW，Sandy，K，Yeung，PECorporat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1-2）：115-135

[39]Allen，F，Babus，ANetworks in Finance[R]Working Paper，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8

[40]Khanna，T，Thomas，CSynchronicity and Firm Interlocks in an Emerging Market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92（2）： 182-204

[41]Cohen，L，Frazzini，A，Malloy，CSmall World of Investing： Board Connections and Mutual Fund Returns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 （5）：951-979

[42]Devos，E，Prevost，A，Puthenpurackal，JAre Interlocked Directors Effective Monitors？[J]Financial Management，2009，38（4）：861-887

[43]李增泉，叶青，贺卉企业关联、信息透明度与股价特征 [J].会计研究，2011，（1）：44-51.

[44]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45]Beneish，MD，Billings，M，Hodder，L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3）：665-703

[46]徐虹，林钟高，吴玉莲内部控制治理契约：一个理论框架——从交易成本、信任与不确定性的组织内合作的角度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2）：81-88

[47]Allen，F，Qian，J，Qian，MJ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7（1）： 57-116

[48]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49]罗党论，王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97-106

（责任编辑：于振荣）

[30]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J] 会计研究，2012，（3）：52-61

[31]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5，（5）：40-51

[32]刘凤委，张人骥，崔磊磊地区市场化进程、市场分割与公司关联交易行为[J]财经研究，2007，（6）：43-54

[33]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34]张兆国，何威风，梁志钢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7，（12）：141-151

[35]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1999，（12）：24-30

[36]Lyer，G，Villas-Boas，JMA Bargaining Theory of Distribution Channel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ech，2003，40（1）：80-100

[37]Love，IL，Preve，A，Sarria-Allenda，V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3（2）：453-469

[38]Hui，KW，Sandy，K，Yeung，PECorporat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1-2）：115-135

[39]Allen，F，Babus，ANetworks in Finance[R]Working Paper，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8

[40]Khanna，T，Thomas，CSynchronicity and Firm Interlocks in an Emerging Market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92（2）： 182-204

[41]Cohen，L，Frazzini，A，Malloy，CSmall World of Investing： Board Connections and Mutual Fund Returns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 （5）：951-979

[42]Devos，E，Prevost，A，Puthenpurackal，JAre Interlocked Directors Effective Monitors？[J]Financial Management，2009，38（4）：861-887

[43]李增泉，叶青，贺卉企业关联、信息透明度与股价特征 [J].会计研究，2011，（1）：44-51.

[44]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45]Beneish，MD，Billings，M，Hodder，L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3）：665-703

[46]徐虹，林钟高，吴玉莲内部控制治理契约：一个理论框架——从交易成本、信任与不确定性的组织内合作的角度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2）：81-88

[47]Allen，F，Qian，J，Qian，MJ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7（1）： 57-116

[48]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49]罗党论，王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97-106

（责任编辑：于振荣）

[30]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J] 会计研究，2012，（3）：52-61

[31]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5，（5）：40-51

[32]刘凤委，张人骥，崔磊磊地区市场化进程、市场分割与公司关联交易行为[J]财经研究，2007，（6）：43-54

[33]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34]张兆国，何威风，梁志钢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7，（12）：141-151

[35]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1999，（12）：24-30

[36]Lyer，G，Villas-Boas，JMA Bargaining Theory of Distribution Channel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ech，2003，40（1）：80-100

[37]Love，IL，Preve，A，Sarria-Allenda，V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3（2）：453-469

[38]Hui，KW，Sandy，K，Yeung，PECorporat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1-2）：115-135

[39]Allen，F，Babus，ANetworks in Finance[R]Working Paper，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8

[40]Khanna，T，Thomas，CSynchronicity and Firm Interlocks in an Emerging Market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92（2）： 182-204

[41]Cohen，L，Frazzini，A，Malloy，CSmall World of Investing： Board Connections and Mutual Fund Returns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 （5）：951-979

[42]Devos，E，Prevost，A，Puthenpurackal，JAre Interlocked Directors Effective Monitors？[J]Financial Management，2009，38（4）：861-887

[43]李增泉，叶青，贺卉企业关联、信息透明度与股价特征 [J].会计研究，2011，（1）：44-51.

[44]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45]Beneish，MD，Billings，M，Hodder，L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3）：665-703

[46]徐虹，林钟高，吴玉莲内部控制治理契约：一个理论框架——从交易成本、信任与不确定性的组织内合作的角度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2）：81-88

[47]Allen，F，Qian，J，Qian，MJ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7（1）： 57-116

[48]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49]罗党论，王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97-106

（责任编辑：于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