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月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初步确立*

2014-04-06李军林

湖湘论坛 2014年1期

李军林，刘英

(1.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湘潭 411007;2.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 412008)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半秘密性的理论刊物，1920年11月7日创刊，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现存6期，第1-3号主要以宣传党的知识，介绍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为主;第4-6号以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主。《共产党》月刊深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毛泽东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学习这个刊物的同时，还把它分发给其他成员学习，并将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上发表［1］P163，认为该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2］P15。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3］P281。有观点认为，《共产党》月刊“比同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新青年》杂志深刻的多。”［4］P170-171可见，《共产党》月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毛泽东提出，并在1938年作出明确论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5］P323自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陈云提出:“我们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6］P77-78，号召全党热烈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刘少奇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P107。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并从事这项运动。1939-194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达到高潮，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正如艾思奇所说:这些重大理论成果的取得，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进一步向着‘联系实际’和‘具体化’的方向走过来了。这里已经不是以介绍性质的研究为主，而是想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8］P56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就是在这一伟大进程和伟大成果中提炼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其科学理论体系时，就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P460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P742-743列宁在论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时，也不断提醒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0］P26-27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形相结合。”［11］P61可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他们的科学理论确定的逻辑起点与本质要求。

作为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有一个历史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初步确立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共产党》月刊作为我党早期创办的重要理论刊物，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刊载了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经典著作的译文，以及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三是结合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论述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下面主要从二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共产党》月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因此，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成为中国人民最初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在《共产党》月刊1-6号中，先后刊载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国家与革命》、《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等一系列文章，并列举了列宁著作一览表，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行为，其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前提是进行政治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时，指出: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社会陷入全面危机后，革命阶级必然为自身解放而采取革命行动，而革命的首要目标将是推翻在旧的生产关系上形成的统治阶级。“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12］P90。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夺取政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都那样，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2］P84-85。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运用。”［13］P117所以，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2］P307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我对阶级斗争的新贡献在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9］P547。这段经典论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二十年后，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P21。列宁继承并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认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10］P140。也就是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0］P139。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为指导，确保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改良主义，特别是议会政策的无知与堕落。“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中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用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员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出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产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14］P6所以，共产党人“要指出给众人看，所谓议会方法，只是资本家偷盗迪克推多大权的一种手段;议会方法的本意既然完全失却，这方法就可以不保留”［15］P19。“那些糊涂的社会主义者，要想专在议会里等社会主义底实现，不过徒见其梦想罢了。”［16］P10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17］P1所以说，“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18］P1。

二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的唯一途径:“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到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7］P1。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施存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识更加透彻:“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也就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底唯一手段;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决不能实现。”［9］P19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以俄国革命为例，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尽管全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俄国进行围攻，而国内的贵族、资本家又到处捣乱，但社会主义俄国依然坚如磐石，这“究竟是谁底功呢?只要不瞒着良心说话，没有不归功于共产党的劳农专政制的。设若由无政府党来办，我恐怕现状俄国还是诺曼诺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有产阶级的共和国。”［19］P8他们嘲笑无政府党鼓吹“废弃一切强权”、“废弃一切政治”的狂言，是完全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要，受到有产阶级欢迎的。而“共产党主张劳农专政，是实实在在从实际方面想出来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满足少数人的政治欲，不如此，有产阶级且不能根本推翻，还说甚么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还义正言辞地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主张劳工专政，不合乎德谟克拉西。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家、帝制派都有政权才合乎德谟克拉西?”［18］P1最后，他们告诫无政府主义者，“你们要自觉，切不要为有产阶级底恩人，无产阶级底敌人!”［19］P8-9

三是批判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共产党》月刊在探讨中国革命纲领问题时，就遭遇到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此，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成为《共产党》月刊的又一重要使命。施存统系统论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理由:“第一，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这两种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决不能并存于世界。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翻有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的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16］P13这是我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根本理由。第二，中国无产阶级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张东荪先生也知道的，可见其非人生活的程度了。要使中国无产阶级脱除非人生活，过人的生活，就必须发展产业，增加物质的生产品不可。“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非但不能给与无产阶级以‘人的生活’，而且还给与许多非常可拍悲惨于无产阶级;这是欧美产业先进国已经教训我们了的——就是上海等都会地方也已经教训我们了。所以，我们不敢用资本主义来生产，主张用共产主义来生产。”总之，“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以很大的速力增加生产品，也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使无产阶级得着‘人的生活’”［16］P14。

陈独秀也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前途，指出:“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生产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中国无产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7］P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援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他们也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纪元前久已有革命发生，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由最惨酷的专制主义产生出来。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也有，最自由的时代也有，甚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也有。中国人有这等反对军阀和专制的良知，所以最适宜于消灭资本制度。”［20］P25-26

三、《共产党》月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共产党》月刊较早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李达在论述社会革命的现实可能性时，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阶级对立的情形，就农业而言，“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靡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的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铸定的。”就工业而言，“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因为中国资本阶级是国际的，所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由于“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14］P2-3在这里，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不仅如此，李达还要求“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14］P9，也就是说，既要坚持理论的指导，又不要被理论捆住手脚，还是要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丰富和发展理论。

《共产党》月刊第4号刊登了署名吉生的文章，该文在分析了中国工人农民的现实状况后，阐释了他们的特点，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字的行间，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紧密结合。文章指出:“我们在乡下的人一年到头苦作，可是我们争出来的，一部分被地主敲租敲了去了，一部分被放债的盘剥去了，一部分被官府的收税人榨了去了，一部分被官兵了抢了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强盗抢了去了;我们自己什么都轮不到!我们的希望达不到!我们在工厂里做工的人，也是一年到头苦作，可是厂里的工钱克扣得厉害，我们不能养活自己，工厂里的工作太繁重，工厂里的待遇太不讲究，我们都害了病了;我们穷苦而生，穷苦而死”［21］P5。“但是你们不要看轻了自己的能力，你们人数多，臂力强健，那怕你们一切都没有了，这两件总是你们的”［21］P6。吉生认为，中国工农大众革命之心是有的，也不缺乏革命的勇气，但关键是要明确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劳农的仇人，“第一就是官僚。看看你们乡下的小官就可以知道一切官吏的罪恶了。第二是军人。……第三是资本家。”［21］P9在这里，吉生没有提到地主阶级，说明他对中国国情还是缺乏了解。至于他所说的革命步骤，也是对错参杂。

陈独秀特别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指出:“粮食是诸君种的，布帛是诸君织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是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由诸君执掌，现在诸君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想要灭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共有不可。”［22］P2“灭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22］P3当然，中国工人阶级也有自身的严重不足，这就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23］P22

施存统在主张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论述的，他指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有两大根本理由，“第一，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这两种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决不能并存于世界。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的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第二，支那无产阶级过的‘非人生活’，连张东荪先生那知道了，可见其‘非人生活’底程度了。”［16］P13施存统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共产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才得以过“人的生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共产党》月刊第3号发表了一篇名为《告中国的农民》的文章，这是我国最早对农民问题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理论文章，因第一页被巡捕房没收了，作者姓名已无从考证，但这丝毫不影响这篇文章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经典之作。该文从三个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各阶级进行了精准分析，为我党制定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农民“阶级本身又分作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作大农和中农，……第二是小自耕农，……第三是封建佃农……最后是农业工人”［12］P489。《告中国的农民》的作者依据土地占有及劳动和生活状况，指出中国农村仍然有阶级的划分:“(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我乡下叫做‘土财主’。(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三)自己有一点土地，然后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24］P3-4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在上述四种人中，第三、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但生活悲惨，第一、第二种人数量很少，但生活富裕。原因在于佃户和田主之间的分配方法，“十分之九是行我们乡下叫‘认谷’的方法，‘认谷’就是曹如某田相传出十石谷，田主就要六石”［24］P4，这就确保了田主对佃户的剥削强度，加剧了第三、第四种人的生活悲惨程度。因此，我党的工作重点乃是占农民总数中大多数的第三、第四种农民。可以说，这种观点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第二，正确认识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2］P386恩格斯也从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三方面来分析，说明农民是革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9］P484。我国是一个拥有几亿农业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无疑是摆在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该文作者率先觉悟，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24］P3但农民的这种革命觉悟，我们不能让其自然而然地慢慢进化，必须用人为的办法促使其尽快自觉。这种人为办法就是到农民中去宣传发动，文章喊出了“向田间去”的响亮口号，满怀激情号召共产党人:“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24］P6。这对我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做了理论铺垫。不仅如此，作者还宣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农民革命的美好前景:“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暇光，他们这次的举动，范围虽小，然而正如昏天黑地之中，东方现出一线曙光是一样的。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24］P6这对鼓舞中国农民革命起到震耳发聩的作用。

第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土地共有、共用的理论，为中国农民的解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并提出了土地国有化思想，对东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富有指导作用。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土地国有化纲领，但从俄国实际出发，实行了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就农民的土地问题也作过许多论述，他指出，农民要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土地，谁不背弃农民谁就应当努力地解决土地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运动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更加积极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的残余。”［25］P198《告中国的农民》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批驳了“命运论”对中国农民的长期束缚，指出:“世界上没有甚么叫做运气的，没有甚么叫做天命的。都是极少数自私自利的人，做出来的恶制度。本来是世界上一块大土地，大家都可以共用的，偏要分开起来，指定那一块是张的，这一块是李的。弄得现在这样，一方面有少数吃肉穿绸的人，一方面有大多数挨饿挨冻的人的样子。你们不要埋怨自己底命运不好，农民只要埋怨现在的制度不好。”［24］P6接着，作者号召农民要理直气壮地起来推翻这种土地制度:“他们所有的土地，是从他们娘肚子里搬起来的吗?是他们用自己底力，把大海填平起来的吗?不是!不是!这是大家应该共有的。这是他们从你们底手里抢去的。你们要快起来抢回来呀!”要夺回土地，就要靠农民自己起来斗争，“靠人家来救你们，是雄不住的。设若你们自己不动手，人家就想来帮你们，也是不好帮的。”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只要团结起来，你们的力量是无穷的。最后，作者明确表示:只要农民起来斗争，共产主义者就会去帮他们的忙，让他们既能做工，又有饭吃。因为“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去一切的痛苦;使你们享没有享过的福。”［24］P7这就把土地公有与共产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农民指明了前行的道路。

结语

尽管《共产党》月刊初步确立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准备的不足、理论水平的限制以及实践经验的缺乏，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倡导无产阶级专政时，不能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甚至错误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高于马克思主义的;在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论述社会主义前途时，不能说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特点;在告中国工人、农民的文章中，未能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也没有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根据地的思想，等等。但瑕不掩瑜，《共产党》月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

［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等.五四时期的社团［M］.北京:三联书店，1979.

［4］翟作君，贺世友.《共产党月刊》，见《党史资料》(丛刊)［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陈云文集(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