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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看待和客观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

2014-04-06唐正芒

湖湘论坛 2014年1期
关键词:左倾大跃进时期

唐正芒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尤为明显。主要体现为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以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给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也是以往人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及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时,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的一面。然而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而作了艰辛努力因而也应被肯定的一面。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大跃进运动及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有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并因而减少了些许损失的一面;既要看到犯大跃进左倾错误的主观因素的一面,也要看到犯这一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一面;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面,也要看到确有党中央乃至全党集体责任的一面。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和努力纠左这两方面,应该予以全面看待和辩证思考,从而给以客观评价。拟就这方面谈谈笔者的点滴思考。

一、不应忽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努力纠左的一面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是包括本人在内以往学界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及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时,已经讲的较多和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的一面。故恕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想着重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不应忽视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努力纠左的一面。

大跃进时期,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划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线以及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制止一平二调、坚决算账退赔;发展家庭副业、实行按劳分配;关心群众生活、反对虚报浮夸;大兴调查之风、带头调查研究;尊重群众意愿、取消公共食堂;吸取反右教训、长抓生产不懈;缩小社队规模、克服平均主义等农村工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1958年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于1959年3月至5月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经历庐山会议的曲折和教训后,又从1960年3月初批转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起再度纠左,在1961年起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后进一步继续纠左,终于使得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完成,国家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毛泽东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大量纠左思想、言论和举措,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薄一波后来回忆大跃进初期的纠左时说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1]P824薄一波还就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评论说,毛泽东“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弄虚作假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2]P491-492应该说,这些评价是有客观历史依据的。

二、毛泽东犯左倾错误也有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右倾错误时,认为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原因即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等。[3]P938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毛泽东本人所犯错误的认识上,即是要深刻分析毛泽东乃至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社会的、历史的多方面原因,而不宜仅仅着重于其个人责任方面。这样才能达到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又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作今天和今后推动党的事业前进的宝贵借鉴的目的。

按照恩格斯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原理解读,偶然性存在于必然性之中,必然性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是说如果不是毛泽东,也必然会有别的人来领导和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或类似的运动。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长期贫困痛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后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经过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长期受够苦难、付出牺牲的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必然会要寻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于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也必然会再到马、恩、列那里去寻求走向美好幸福生活道路的答案。这样,马、恩、列他们所描绘的奔社会主义和干共产主义的幸福美好蓝图,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代表并带领人民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并希望它到来得更快一点。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不用说许多人本来就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就极有可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出现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或类似的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运动。换言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或类似运动的发动,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接连胜利后的中国,确有其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只不过是通过以毛泽东为主来领导和发动这一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已。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4]P507按此解读,如果不是毛泽东,也会有另外的人来发动和领导类似的运动。当然,当年确有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周恩来的反冒进举动,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不过是在时间久暂问题上早几年晚几年的细微差别而已,他们之间在这个时期的目标追求并无二致。况且刘、周的思想和观点如果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也很难说不被党内其他人提出来反对和否定。因为尽早奔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举措,确是当时中国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心理,不然哪会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经发动,就能得到那样多的人拥护和欢呼。红色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唱词“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六亿人民奋发图强,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誓把祖国变成天堂”等等,确是当年人们这种愿望和追求的真实写照。

三、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目的的两种结果

对于毛泽东确实犯过严重左倾错误并造成过严重损失,和他也确实努力纠左并由此减少了一些损失这两方面,我们既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同样也不能以前者抹杀后者。这是一个问题合乎逻辑地引出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目的带出来的两种结果。

一个问题即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经千难万险取得了胜利,许多人为之流血牺牲,其信念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所以毛泽东不能不在革命胜利后因势利导地领导人民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而且希望这种理想社会早日到来,否则便觉得不但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会感到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特别是对不起成千上万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们!这个问题便引出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和一旦发现犯了错误便努力纠正这样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

一个目的则是直接的目的,是要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让人民尽早从战乱流离的苦难岁月里走进康庄幸福的美满社会,让祖国和人民在世界扬眉吐气。毛泽东犯错误与一旦察觉错误就要努力改正这样两种结果和举动,也都可从这同一个目的中找到答案。

其实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和一个目的的两种结果也是从上述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原理的分析和解读中,符合逻辑地得出的结论。

四、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及其严重损失的集体责任问题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责任,邓小平曾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5]P296很显然,邓小平的评价是诚恳、坦荡、善意和客观、公正、科学的。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其主要代表;同理,党领导的事业的失误,在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的前提下,也确实有集体的因素和集体的责任。对此,邓小平早就强调:“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5]P296

邓小平这一段关于大跃进集体责任的客观、公正的论述,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理论上人们也并不否认。然而在实际研究具体的历史和分析具体的问题时,人们却又很难真正具体准确地把责任分担开来。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其他人的责任往往总会觉得不能、不便、不愿、不好多说。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由他来承担这些责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必要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尽管也有权威著作较多地注意和肯定了毛泽东对纠左的努力和贡献,但终鲜见有书对究竟如何分解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当然这也不是笔者本文能回答得了的。于是似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一讲到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人们首先想到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毛泽东;与此相联系,一讲到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首先想到甚至唯一想到的就会是他所犯的左倾错误,而对他也曾着力纠左和犯错误也确有集体责任的一面,大多就不一定很关注或不置可否了。显然这不利于全面评价毛泽东,是我们今后全面评价毛泽东时尚须着重注意的问题。否则随着历史的推移,就将很难在我们后代人的心目中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五、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左成效不甚明显原因探微

必须承认,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左成效确是不甚明显的。因为一个重要的史实是,那些错误最终仍导致了严重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巨大损失。其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或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倾错误。这是大家早已形成的共识。但除此之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别的原因。如在总的左倾指导思想下,有的问题的造成,其具体原因和责任确实是在下面而不在中央,下面有的领导人发展了或节外生枝地增加了一些错误,加重了损失的严重性。对这类错误,就不能都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来承担。如在粮食严重饥荒时,有的省委书记处却秘密通知基层,扣押本省老百姓发出的向外地亲友求援的信件,以免暴露自己当地问题的严重程度;有的地方到处设“劝阻站”,阻止老百姓出去逃荒自救,这些指令既使老百姓失去了自救的手段和门路,又对外界特别是对中央封锁了消息,影响了中央果断的抢救决策的制订和施行。应该说有这种情况的还非个别地方,因这种情况而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也不在少数。然而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所绝对不允许的,这类错误的责任当然不能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账上。还有的省过于“大公无私”,将本省的粮食调出过多,造成了本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增加,连毛泽东也关切地要他们“大公有私”。还有的编制两套报表,全面隐瞒情况。有的地方对本有局限的纠左指示都迟迟不愿或不能贯彻,延长了犯左倾错误的时间,加重了损失。很显然,下面有些领导的这些方面的错误,都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都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纠左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难以取得应有成效的原因。

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地方的这些错误都是在大跃进的总的左倾氛围中造成的,因而不能责怪这些地方的这些干部,这样说好像也客观、公正。然而问题在于,同是在大跃进的总的左倾氛围下,别的地方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或者严重一点说别人并没有这样不近人情,而只是在某些地方发生、只在某些干部身上犯,那么这些责任难道都要由毛泽东、党中央来承担吗?显然不能。

六、要区分毛泽东晚年两个时期犯左倾错误的不同情况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犯的左倾错误相提并论,将之统称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对它们基本上是给予同等的史实描述和价值判断。其实,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日益衰老又病魔缠身,无力出外调查研究,只能凭听取别人的汇报甚至是一面之词来获取信息、判断形势和发出错误指示。而刚发动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尚只六十出头,还称得上年富力强、头脑清醒。还能经常出去调查研究并号召中央及各级领导同志调查研究,由此掌握一些实际情况并据此调整方针政策。与“文革”时期耄耋之年的毛泽东是大不一样的。如他把公共食堂视为三面红旗的最重要阵地和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标志,但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乔木等以及他自己深入调查后确认不能办了时,他也较快地放弃了继续办下去的主张。总体上说,对于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是“走在纠左的前列”的。“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6]P923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正确的,加上身体日益衰老,根本不可能做到带头纠正左倾错误。再从两个时期犯错误的责任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除了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之外,从主观方面来看,不能不说只能由毛泽东同志个人来承担。而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即使从主观方面来看,如前所述,也有党中央乃至全党方面的责任。可见,在有关左倾错误问题上,对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二者应区别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将二者笼统地、简单地冠以“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了事。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逄先知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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